日本人中国观的一次转换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处于“四海之师”的先进地位，因此日本人艳羡不已，形成了以“慕华”为特征的中国观、江户以后，随着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日本人在不断认识自已、审视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传统认识，不仅把学习目标由中国转向西方，而且产生了“蔑华”情绪。日本人对华态度的转变虽极一度损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但也给人以重要启示。     

先秦诸子师道观管窥

先秦诸子师道观管窥赵东玉教师作为一种从事独立职业的人，是在春秋战国这一由＂学在官府＂到＂学在私门＂转变的特定时代应运而生的①。以先秦诸子为代表的古代知识群体，这些被后世奉为＂先师＂和＂师表＂的人们，正是其彰彰尤异者。在其为人之师的身体力行过程中，他们...     

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与反思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日本的感情经历了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以日为师,称赞日本为可爱可钦之国,以及辛亥旅日时期认日本为第二故乡,到民初反日、憎日、惧日的转变历程,这一历程深刻揭示了19世纪的大亚洲主义愿景伴随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至20世纪10~20年代之交趋于破灭的现实。总之,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时代缩影,值得深思。     

川军出川抗战述评

川军作为旧中国的地方实力派军队,虽然在一系列的内战中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但在抗战时期,他们从民族利益和自己的生存出发,大多数参加了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对于推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实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人的日本观

中国和日本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一直把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甚至连日本人也承认："追溯源流，说中国是古代日本文化的良父......这种说法并不过分"①。而中国人也以自己的文明历史自居，称日本为"蕞尔小国"、"东夷"。但是，进人近代以来，中国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加之日本此时亦遭到美、英、法、俄等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人大为震惊，他们开始转向西方国家学习。之后，日本有了明治维新，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国势日盛。这期间，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黄遵宪于1887年写成的…     

论横滨中华街的多文化共生

日本明治开港后，横滨逐渐形成现今之中华街。中国人陆续来到日本，为满足口腹之欲，出现了以他们为对象的餐厅。在中华街店铺中，饮食店相关业(包括食品关系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70年代日本经济之景气与基础建设的齐全，以及中日建交，促进中华街观光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元文化共生的景象。其中关帝庙历经地震、战灾、火灾等破坏，但皆一再地重建。位于中华街中心部之关帝庙，可谓扮演着横滨华侨精神支柱之角色。而关帝诞辰艺能之公演是华侨把自身之传统文化，以艺能形式引荐给日本人或观光客的方式，也是向外界诉求横滨华侨多元文化认同之手段。两所中华学校除持续以民族语言与文化传播为大目标外，也加入英文、日文的教授，以三语教育为基础，希望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学生个人将来能选择得以在日本生存的职业。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政策及其影响

甲午战争后,我国台湾被日本占领,沦为殖民地。1895年至1945年,在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过程中,政治上实行总督专制,辅以警察制度、保甲制度等高压控制,对台湾人民实行残酷镇压和奴役;经济上实行"日台经济一体化",将台湾经济控制在日本手中,使之成为日本经济的附庸;文化上强制推行差别教育和同化政策,企图使台湾人民成为日本的顺民。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对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遗留下了若干影响。     

从《棠棣之花》看郭沫若创作主旨的转变兼及日本影响

从《棠棣之花》这部剧作入手,透视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创作主旨的转变,以及他在这种转变中对日本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从“南京大屠杀”析士兵精神构造与日本军国主义

天皇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天皇的名义进行“圣战”,将全体日本国民推向了侵华战争,以“忠于天皇,光荣战死!”法西斯精神之灌输和麻醉,把普通的士兵强化成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烧、杀、淫、掠”的“活武器”,在南京城犯下了长达六个星期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之罪孽.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妄图操纵这种精神构造的“活武器”,实现由来已久的亡我中华、霸占全球、一统天下的黄梁美梦.     

黄遵宪与日本关系研究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维新思想家、外交家和诗人。他的一生,与日本的联系密切,是中国近代第一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马关条约》签订后,负责对日本进行苏州开埠谈判;戊戌维新期间,积极倡导以"日本为师"进行维新变法;罢官回乡后,在家乡积极倡导新学教育和留学日本活动;编纂了近代中国最全面、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成为近代中国了解日本的第一人。     

四川军阀割据中防区制的特点

辛亥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军阀割据、一片混战之中，而四川的军阀统治呈现出一大特色，即“防区制”。在长达10多年的军阀统治时期，川军混战纷争，防区制乃其祸根。研究防区制，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四川军阀统治及其混战原因的认识，更明治乱之道。对于防区制的形成及其原因、结果，前人多有论述，此不赘言，笔者仅就北洋军阀时期四川防区制本身所呈现的军阀统治特点，简论于后。所谓“防区”，原本指各军的驻防区域。但在北洋政府时期，四川军阀的“防区”却远远超出了军事方面的意义，严然成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防区制”实际上…     

论查慎行的诗学思想渊源

查慎行早年学诗时以陆嘉淑、钱澄之为启蒙之师,后来又成为陆嘉淑的爱婿,深受其影响。康熙十五年以后,查慎行又与二弟查嗣瑮拜浙派初祖黄宗羲为师,故而黄宗羲与吕留良、吴之振等人宗尚宋诗的理论主张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另外,查慎行与朱彝尊为中表兄弟,二人情谊深厚,共同唱和多年。查慎行虽对竹垞崇唐薄宋之论颇有取舍,终究在与之长期切磋磨砺之过程中受益良多。     

战后日本与东盟经济关系的演变

战后日本与东盟经济关系的演变高芳英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派兵入侵东南亚。随后对东南亚进行了长达４年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日本大肆掠夺东南亚的自然资源，几乎完全控制了东南亚的经济命脉。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先后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政...     

散原精舍文杂识

陈三立之大横跨几个时代，长达半个世纪，各期风格亦同中有异。陈堪称“近世以古文为大师者”之翘楚。     

平生情谊兼师友——怀念校友任东来

大学初识长春 我和任东来是东北师范大学（长春）1978级校友，他在历史系，我在政治系。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系，但人学两周后因比赛乒乓球相识。那时东来还是个十七岁的大男孩，阳光明媚，风华正茂，虽然貌似文弱书生，但球风却相当凶悍，把我杀得难以招架，由此开始了我们长达三十五年的友谊。彼时情景．恍如昨日。恕小子不敬，当年母校政治系的师资水准，实属平平。     

日本政治右倾化原因探析

日本政治右倾化已经到了我们必须正确面对的时候了。日本从一个封建专制国家,逐步演变成以天皇为中心的法西斯政权,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这一转变的核心因素就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而现在右翼势力有卷土重来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不够彻底,宪法的权威没有得到保证以及日本在追求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定位错误。     

道、理与普遍性超越

人的自然生存产生于人心，或为气质之心，或为自然意志。这种原初的心灵往往导致自然的或私意的行为。为了将自然人的生存整合为整体，人类发明了道德规则如道。道德规则通过法则的形式规范了人的行为并由此将人类整合为一个有秩序的整体。为了替道德规则进行辩护，理学家提供了超越之理，并据此证实了道的合法性。超越之理的出场将人的自然性转变为超越性。这种转变便是哲学中的超越。通过普遍之道与超越之理所组成的普遍存在，人类从自然人转变为道德人。这便是普遍性超越。普遍性超越最终依赖于个体性超越。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中的人性冲突及利己主义思考

《罗生门》是日本近代重要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著名代表作,于1915年在《帝国文学》杂志上刊发,是作者的成名之作,一经发表便引起当时日本文坛的轰动,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芥川龙之介通过这部作品借古讽今,探讨了在现实残酷环境中人性的善恶转变问题,以寄托自己对当时现实社会中人性冲突及利己主义的思考。文章依次陈述《罗生门》中所展现的人性冲突以及所折射出的利己主义思维,然后再深入探讨这两方面所体现出的小说主题思想。     

他们的“尊严”（等3则）

２００１年８月，国际捕鲸委员会的年会在英国伦敦召开。在这次年会上，日本遭到许多国家的代表激烈的抨击。早在１９８６年，世界范围内的商业捕鲸活动就被禁止了。然而，日本政府却利用禁令中的某些漏洞，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大肆捕杀鲸鱼。据调查，日本人每年至少要捕杀５００头以上的鲸鱼。而这些鲸鱼极少真正用于科学研究，绝大多数都被放进了豪华餐厅的盘子里，然后进入食客们庞大的肠胃里。日本渔业部长小松正之被迫承认，日本向某些小国提供资金，以换取他们在捕鲸委员会中对日本的支持——至少是保持沉默。善良的人们无法理解日本…     

异乡人的命运轮盘：社会决定论视角下的《柏青哥》解读

《柏青哥》以20世纪初的社会背景为起点,讲述了日本殖民者在朝鲜贵族无能、统治者腐败的前提下,普通人如何生存与反抗的故事。小说中共涉及到四代人长达百年的移民生活,展现了日本吞并朝鲜后,被迫流亡到日本的朝鲜人,与出生成长在日本的朝鲜人,对抗或是顺从社会的内心斗争。从社会决定论视角下解读该小说,研究大时代和移民者之间的关系,发现移民者如何接受自己,并被社会接受的心理活动,以及一系列与人性、名利、社会现实相关的矛盾,阐释了在民族精神与自我认同不可兼容的条件下,受社会支配的个体应当反抗还是顺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