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范畴的嬗变:“物质变换”到“知识创新”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是唯物主义的理论品格。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生产力范畴从马克思时代的“物质变换”发展到今天的“知识创新”,知识创新已成为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创新论的生产力是由知识创造、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知识使用等建构起来的,它与经典生产力范畴相比具有独特的性质、特点、结构、功能。     

“中国议题”与儿童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中国议题”的提出夯实了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本土根基,也为其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话语资源和价值标尺。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地将儿童问题归并于中国议题,保障了其反映社会结构、拉升思想效能的现代品格。民族国家想象是文学彰明自身价值的重要路径,儿童文学以“儿童”的新人想象为基座,统合“立人”与“立国”的内在关联,为其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新的框架。中国儿童文学对“中国议题”的叙述,接榫了新文学所开创的人文传统,在本体论与价值论“一体化”的机制下建构起中国自主的知识话语与精神气度。     

恩格斯“术语的革命”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术语的革命”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对马克思所用方法的高度凝练，他独创性地将“术语的革命”界定为一种“整体的方法论”,这一总结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知识谱系中概念、范畴和体系的颠覆性重构。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术语的革命”为思考“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命题提供了话语逻辑、范式革新与理论空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场域中，由标识性概念串联起了“术语的革命”的中国历史进程，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建构中，生发出新的理论意涵与实践价值。     

从“史学经世”看晚清西史东渐的知识史和思想史意义

晚清西史东渐给中国士人带来的,主要并非时下所谓的“西方史学”,而是某些特定的西方历史知识,甚至是片断化、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和“形象”,因此今日学者宜抛开当下定型的史学命题,重回晚清知识环境,以建构论视角看待晚清西史知识的形成过程。19世纪末“史学经世”观念改造了“史学”的眼光,时人使用的“史学”一词并非指今日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而是指基于历史性知识的思考和学理建构的总和,“学从史出”的现象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晚清输入的西方历史知识和人物故事也极易被特定思想观念操控。学人基于自身思想主张,对西方历史进行剪裁和重构,将历史进程“模式化”,将历史人物“符号化”,原本丰富的面相被简化。研究晚清西史东渐宜融合史学史、知识史、思想史等多种眼光,方能展现其中的丰厚意蕴。     

一种现代性的修辞：中国文化场域“新女性”话语的发生逻辑

从现代话语建构的角度看,“新女性”一词是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的。晚清时期的“准新女性”话语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话语虽同为以女性为能指的现代性修辞,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女性”话语的发生联结着不同时期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方面的范式嬗变,即从晚清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现代化想象到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现代化想象的范式嬗变。立足于全球视野,结合概念史分析方法,重新审视“新女性”话语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发生逻辑,有助于理解启蒙现代性框架下个人主义论述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有助于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个人发展理论所展现的积极前景。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

从起源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转出来的。这一转出,以十月革命胜利与五四运动为契机,在思想层面上经过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在这个环节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传播与中国道路的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起点。第二个环节是从传播马克思的学说到研究唯物史观。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阐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了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论。第三个环节是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陈独秀在世界经济、政治变动的平台上,联系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三个环节上凝练出中国道路的内在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知识旅行与再生产：一个建构民众知识世界的分析视角

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的流动与社会化成为社会学领域日益关心的重要议题。本文引入知识旅行与再生产视角,用以解释在转型时期不同群体存在显著“认知”差异的背景下,知识新陈代谢的微观社会化过程。通过引入民国时期社会教育路径下“现代”知识大众传播的案例,以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出版的《民众教育季刊》和《新民》杂志为例,探究知识分子对现代民众知识世界的建构。研究发现,知识分子通过“实验”和“民间文艺”这两个核心话语建构了大众倾向的话语范式,为推进知识旅行作好铺垫。与此同时,在行动自觉指引下,知识分子将大众倾向的话语范式渐次落脚于社会教育的大众实践——建构大众话语范式下的“现代”知识。最终,“现代”知识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逐渐从研究层面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完成知识旅行。由此出发,可将知识旅行与再生产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日常生活知识建构的一个分析工具。     

情境与建构: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审思

在后现代知识观和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中,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体系性的知识,具有确定的情境性和建构性.通过反思以西方文论范式为重要理论资源的中国现代文论,考察世纪之交文论建构的现代性与后现代知识型分化及转换状况,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的“真理性”仅仅存在于它与文学“现实”的互相映照与互相生成的动态历史过程之中.只有立足于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由古代到现代、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宏观历史语境,以及各种文论范式所由生成的知识型基底和具体情境,方可深刻把握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特质,获得阐释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的理论合法性.     

20世纪30年代文学对于“现代性”的多元想象与实践

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方式上的分歧,直接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场域与文学格局的形成。由于作家的立场、性格和审美观念的差异,在文学中表现出三种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方式和实践方向：一是认为“现代”存在于未来,预设某个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在激烈的革命诉求下否定当下生活;二是认为“现代”就是当下,着力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在对现实生存的欣赏与把玩中展现“现代”;三是将目光向后看,尝试从地域风俗和久远的道德理念中寻找别样的“现代”形态。     

错位的“战场”：孙中山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

既往有关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研究,多已注意到他既有支持又有反对的矛盾态度。然而,透过态度这一表象,可以看到他对新文化运动更多是造势与借势。五四学生运动后,孙中山以自己的方式将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形式纳入其革命方略中。他在1920年所使用的"新文化运动"一词也有其特定含义,强调民众动员,倾向借宣传以取得革命成功,相对并不看重反传统、欧化或白话文等,与胡适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侧重不同,实各有抱怀,处于错位的"战场"。在后续的历史记忆中,胡适等五四当事人和国民党人多从新的历史现实出发,重新叙述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建构了孙中山的历史形象。     

知识观重构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学逻辑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有赖于以“人学”为内核的现代知识观的重构,这种重构集中体现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两个层面上,是朝向“中国”“儿童”与“文学”的现代革新。对于“儿童文学是什么”的元问题,存在着“发现”和“发明”两种知识依据,牵连出“本质论”与“建构论”两种发生路向。儿童文学“不可能性”的提出并非否定其知识的合法性,而是因儿童与成人分立的知识集而引发的认知界限的质疑。不过,在知识传递中这种成人话语的强势绽出,遇合了以思想优胜推导儿童文学发生的逻辑机理,也助益了知识观的重构。新文学知识观的重构为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人学资源及认知装置,而儿童文学的发生又参与了人学知识观重构的现代工程。这种双向发力的机制,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试论知识的建构机制

知识是认知主体在一定认知情景下的建构结果。知识的建构过程存在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互动”和认知“主体与社会文化情景互动”这样同一建构过程的两个方面。知识的建构机制,就是知识的建构主体在认知过程中与认知对象、社会文化情境之间的互动机理。其实,这一互动机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认为主体的“个性”选择和社会文化情境的“社会”选择,“个性”选择存在着认知主体的“自由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就是任意建构的结果。     

从知晓到理解的新闻知识转向：形态演变、模式生成与发展路径

新闻作为知识,在“知晓类知识”和“理解类知识”组成的“连续集”上位置并不固定,早期传统新闻阶段偏向于“知晓类知识”,随着传播技术发展以及新新闻形态出现,新闻开始逐渐向“理解类知识”偏移。从“知晓类知识”到“理解类知识”的新闻知识转向,为新的新闻模式生成创造了条件。本研究尝试在传统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之外,基于新闻知识形态演变提出一种新模式——“知识模式”。该模式以传递偏实践的“理解类知识”为主要功能,试图把新闻报道从庞杂的现象罗列中解放出来,赋予新闻构建“认知权威”的新角色。“知识模式”发展路径包括：从记者作为“被动连接者”到“知识创造者”的新闻理念创新,以解决“认知危机”“交往危机”为面向的新闻实践创新,从“准确记录社会”到“准确报道社会”的技术创新。     

想象的革命图景与虚拟的知识阶级叙述——论冯雪峰的革命观与知识分子观

冯雪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元话语,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了泛“国民解放运动”的概念,认为“五卅”之后,“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即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一场工农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此革命逻辑支配下,冯雪峰对革命图景的想象充满着相当的气势:一是渲染革命的铁血狂欢;二是把革命的流血牺牲化为文学艺术的浪漫与潇洒;三是把精神的变革包容在革命含义之中。中国“知识阶级”的概念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梁启超等革命者或革命的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需要对西方“intelligentsia”一词进行译介、阐释的产物。冯雪峰以“革命与知识阶级”关系的向度,参与了“知识阶级”概念的本土化阐释与命名工作,但他却以替“知识阶级”划分类群的方式,促使“知识阶级”的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其目的是借此虚拟的历史叙述,为重构革命与知识阶级、知识阶级与文学的关系寻找理论依据。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智力劳动与知识价值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自达拉斯·斯麦兹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分析“受众商品”的讨论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就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管窥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洞见,但是学界对此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并建构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十分必要。具体而言,需要将智力劳动及知识价值论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时代创新,并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层面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只有运用智力劳动及知识价值论,才能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以知识价值论为基础的智力劳动与资本增殖矛盾运动的理论发展,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     

知识与怀疑——当代英美哲学关于知识本性的讨论探析

本文对当代英美哲学关于知识本性问题的讨论进行了评析。文章从对柏拉图关于知识的经典定义的现代质疑出发 ,重点讨论了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家戈德曼的“因果知识说”和诺齐克的“虚拟条件知识说”以及它们各自的理论局限。作者认为 ,当代知识论对怀疑论的挑战的批评性回应及其理论限制表明 ,在知识本性问题上 ,不仅“整体的怀疑论”不可能 ,而且“整体的知识论”也不可能。在一定的意义上 ,怀疑是抑制知识“狂妄”和“逾越” ,刺激知识生长的一个必要机制     

“地方性知识”构筑“文化共同体”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其文化的走向与认同的建构成为了当下国家/民众的焦虑与诉求之所在。在此,本文通过对冯骥才先生《俗世奇人》等文化小说与城市保护行动的文化再阐释,从其对转型期长时段历史的把握、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以及地域集体性格的塑造三方面,提供了理解作家对全球化时代如何以"地方性知识"构筑"文化共同体"思考的钥匙。     

源流互质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现代学术体系源于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际,其系统且全面的理论框架与科学实证的方法业已成为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的有机组成,但现代学术分科难以在整体与部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内在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应当超越现代分科之学,以源流互质的方式出入古今,以整全的视角探究文明的起源及其原理,基于人与事动态考察中国文化的演进机制,进而在源与流之间建立能动关联。源流互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质,为当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效的思想资源。     

知识的理解格栅——读《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米歇尔·福柯对知识生产中“认识型”的分析来自于对“人文科学诞生”的思考。通过对三个不同的、彼此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语法、自然历史和财富分析）在17和18世纪中期发生的一系列变迁的分析,福柯指出在西方社会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勾勒其文化的认识构型,即“认识型”,它是某种学科话语在一定时期产生的可能条件,是不同理论和辩论生成的可能条件。知识的生产围绕着不同的“认识型”原则来组织,这些原则透过不同的话语实践得以体现。换句话说,“词与物”（或“能指”与“所指”）间的构合通过“话语实践”来进行。“认识型”及其“话语实践”成了理解知识的格栅。这种理解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以及文化的自我认知与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