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选择、概念互释与话语衔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学分属不同的知识系统,知识间的张力、问题意识的错置、概念衔接的障碍、方法上的落差,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选择、概念建构带来很大的困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百年发展史上,"采政治学之观点"与关照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殊性,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相向而行,推动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学这两个知识体系的融通和两套话语系统的互释,也昭示了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现代性的命运——施特劳斯论卢梭

施特劳斯的思想史研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他的学说在引进大陆后造成了显著的影响.本文试图以施特劳斯对卢梭的解读为例,勾勒出施特劳斯眼中的卢梭的思想肖像与思想史定位,进而体现施特劳斯思想史研究中的风格与方法,展现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深刻剖析.最后认为,施特劳斯在古今之间保持了现代取向,他的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在于为我们展现了现代性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传统与现代之间:徐复观的忧患与两难

徐复观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且富有极具特色的思想内涵。他一方面以传统主义卫道，另一方面又以自由主义论政。两种价值取向决定着他的思想探索既是痛苦的，又不免是矛盾的。他试图通过复兴传统儒学打开现代中国民主自由的大门，但其文化主张之本身又深在地妨碍了民主政治的真正开出。这样一种两难的思想进路充分说明了现代新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很难落实于社会变革的实际，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难题。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文史哲》杂志举办第二期青年学者工作坊

<正>2021年12月4日,《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以"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为主题的青年学者工作坊,来自全国各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23位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了此次研讨会。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为会议致开幕词,副主编李扬眉副教授为会议致闭幕辞。此期工作坊包括"礼学与实践的儒学""社会科学视域下的儒学研究""儒家政治传统与现代社会治理""儒学与西学""儒学的现代价值与走向""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儒家哲学""儒学与科学"七个专题,与会学者从现代学术视野,尤其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不同视角下,对当代儒学研究进行了探讨,展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动态。     

徐复观思想史研究的解释学意涵

新儒家的学者中,徐复观通过具体的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的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学思想。他的这种学术取向在以考据风气为主流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一种特殊的范式意义。通过对徐复观的解释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推进中国解释学的建构。     

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品格论略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本质,但现代与传统之间并不完全断裂。中国社会思想史力图沟通传统与现代,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建立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同一性,进而发现当下社会的特质。历代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家的行动实践背后,都有强烈的秩序诉求,重在发掘传统思想现代生命力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与以秩序为中心的社会学形成同构。凭藉社会学理论和视角呈现出来的中国社会思想,由此就确立了独特的社会学品格,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也因此具备了社会学理论视野。     

儒家“公私”思想的人伦关系维度——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含义

本文以儒家思想传统下的公私概念为中心,着重讨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维度上的含义。研究比较了儒家与法家思想脉络下公私概念的不同语义,进而区分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层次上的双重内涵：第一,公私概念经历了从经验的“君-臣”关系到抽象的“尊-卑”秩序的演变,后者成为建构儒家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第二,人伦性的“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也构成了儒家相当重要的“公”的内容。传统儒家所强调的“公”的价值,在人伦层次的理解维度上,恰恰体现为对孝悌忠信等所谓“私人的道德”的践行。由此,本文也对社会学经典概念“差序格局”背后的社会伦理含义进行了思想史溯源式理解。     

熊十力的心性论及其与梁漱溟心性论比较

一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奠基者。有一种观点认为:熊十力主要讲本体论,而不大言心性情。笔者不赞同此种观点。事实上,熊十力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最后都被归结于心性论。因为他讲宇宙本体论的用意与其说是一般地说明世界的本源,不如说是旨在说明人性的来源及其本质。熊十力哲学有两种不同的进路:翕辟说反映的是一种宇宙论的进路,其特点是由天而人;另一条进路是他有关“本心”、“性     

贾谊与汉政、汉制

本文从“政”、“制”两个概念入手 ,探讨贾谊政治思想的精髓。贾谊以批判秦政、制为开端 ,将儒家的政治理想 ,推置于汉代政治实践 ,为汉王朝确定了“政”和“制”。前者为汉文帝所采纳 ,化为其“以德化民”的实践活动 ;后者没有被汉文帝采纳 ,但对后世影响深刻。贾谊成为将儒家政治思想运用于汉代政治实践并初见成效的第一人。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以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与现代知识构建的重要过渡期,其时学术思想界的中心问题之一,即是在构建现代知识体系时如何安顿中学与西学。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融合西学规范与中学传统,不仅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为中国现代知识之建构树立了典范。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蕴含着较多的价值判断和目的论色彩,这体现了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也折射出知识转型过程中知识与实践相互纠缠的复杂面向。     

科学与伦理学关系视阈中的儒家"亲情本位"思想--兼论"普遍伦理"研究的两种思路

关于儒家“亲情本位”思想的不同看法,表现着对“普遍伦理”的诉求以及走向普遍伦理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体现了现代伦理学“自然性”与“社会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的关系,而在最根本的基础上反映着这个科学时代伦理学的特征与处境,以及伦理学与科学的关系。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制度与儒家之间——思想史视域中的制度儒家

本文试图通过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来思考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以及儒家的特征。钱穆先生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切入视角,他在制度与人事之间更为注重人事,突出强调士人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但是未能充分地强调制度对人事的制约层面。而汉学家列文森则将儒家官僚制与君主制作为“理想型”,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儒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思想史上的梳理,这种思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分析的影响。列文森是以儒家的现代命运作为基本问题意识,将传统中国向现代的转型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过于强调自宋至晚清这一阶段的思想史,忽略了秦汉以来的经学传统。在这一方面,陈寅恪从儒学内部对中国政治传统与经学关系的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理解干春松教授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中所做出的理论上的努力。《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以权力—真理的关系为枢纽,对自先秦至晚清儒家制度化以及制度儒家化的过程进行了内在融贯的阐述,为我们把握儒家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相对整全的视角,同时本书将儒家在现代面临的困境揭示了出来,从而使得本书兼具思想与学术的双重内涵。     

如何解读冯友兰的"接着讲"

“接着讲”是在时代变革中实现的 ,又是在自身发展中完成的。“接着讲”赋予中国哲学以现代精神 ,又要继承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接着讲”的最大启示是“天地境界说”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     

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 ;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 ,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 ,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 ;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 ,十分关注日本以外 ,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日本思想史学界的这种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 ,值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深思。因为中国的思想史写作 ,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处在西方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的强烈笼罩之下 ,而很少有明确的“他者”与“自我”意识 ,缺乏中国思想史的特别的问题意识。因此 ,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很有必要追问一下我们的思想史究竟是“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     

概念分析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正>思想史研究是“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1)),这一对话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思想史负载着历代思想家的观念,这些观念体现着以往时代的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和思想家的道德诉求。我们有理由假定,历史上的思想家和我们一样,都有着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的强烈追求,只不过由于社会历史环境、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人们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就政治思想史的视角而言,古往今来的人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思想主题。     

走出思想史研究的旧格局——读《中国传统政治思维》

自“五四”前夕胡适首次将西方学科划分的思想引入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以后,以思想史、哲学史、政治思想史之名著书,以本体论、认识论、伦理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的分块法分论一人、一派、一时代思想的方法便成为定式。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就传统思想做学问的学者们才举起各自的旗帜,强调各自学科的独立价值。这种转变也同样发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本世纪初以来,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多是政治思想”的观点很流行,但直到80年代初,除了梁启超、萧公权、吕振羽等人几部著作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独立地位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只附属于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内圣外王之道——孟子实践哲学思想初探

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说构成了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内涵.孟子的内圣外王之道不但将儒家的内圣之学和外王之道有机地结合与统一起来,而且还体现了鲜明的实践哲学特征.孟子不但使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在体系上更加完整,而且还在实践哲学的思想层面上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儒学的思想内涵,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呈现出的多样态的学术面貌和思想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