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制度化儒家是传统儒家的基本存在方式。本文从讨论科举制与制度化儒家的关联入手 ,分析了科举制度在儒家制度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近代以来科举制的衰落对制度化儒家的影响。指出人口的压力、国内的社会动乱、科举体制的恶质化 ,导致了儒家与权力和“真理”的联系逐渐松散 ,而新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与儒家教育观和人才观之间的根本矛盾 ,使得科举制被最终废除 ,制度化儒家也就此逐步走向解体     

一以贯之和生生不息:儒家的构成和发展

对于中国人而言,儒家文化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寻求文化认同的重要基准。儒家文化具有丰富的、多重性的内涵,其制度化的层面以及与中国方术传统的内在关联,使得近世一些启蒙思想家批评其只知追逐功名和现实利益。但儒家之所以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不绝,是因为有一种内在的超越性价值———和,这是儒家的核心价值。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儒学的衰落。我们应发掘“和”作为儒家核心价值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时的原理性作用,同时回到原典,重建开放的、融摄性的儒学系统。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组织制度的演进路径

官僚制组织理论以其自身的特点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奠定了现代行政组织的基础。官僚制也成为人类自工业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模式 ,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在整个 2 0世纪极大地推进了全世界工业文明的繁荣与发展。自 1970年代以来 ,官僚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 ,但并非意味着摒弃官僚制。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 ,考察官僚制理论 ,理性分析中国的政治行政生态 ,将会发现中国官僚制在未成熟之际就将演化发展为一种新的行政组织模式———后官僚制 ,中国未来行政组织制度演进的路径将蕴藏于其中。     

唐代文官制度特征的现代诠释

文官制度是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关系王朝盛衰的主要因素,唐代是中国传统文官制度的典型代表.用现代官僚制的理论方法分析传统吏治,得出其政治与行政混合不分、理性与非理性混杂的特点,简析两特点在制度、人文精神上的表现,并指出其优劣之处,以供现代吏治者从本土文化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论新儒家的民主理论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儒家便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新儒家在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过程中选择了民主作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核心工作。民主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在制度层面上,古代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无法摆脱一治一乱的循环局面,要打破这一局面,唯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在文化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民主思想的因子,而只有发展民主制度才能使人们真正树立起其道德主体的地位,儒家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新儒家剥离掉传统制度而强调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认定中国文化为一活的"客观的精神生命",这正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的根本所在。     

近代教育改革和儒家传播体系的崩溃

儒家的传播自隋唐特别是明清以来 ,一直依赖于科举体系。近代教育改革 ,废除了科举 ,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 ,在新的教育制度中 ,西方的知识已经成为主要的学习内容 ,并且培养出一批儒家的批判力量。本文通过对近代教育体系中儒家知识内容的逐渐边缘化倾向的实证分析 ,展现了制度化儒家在近代解体的一个侧面     

中国传统吏治特征的现代分析--以唐代文官制度为例

文官制度是国家政治法律的重要内容,也是关系王朝盛衰的主要原因,唐代是中国传统文官制度的典型代表.用现代官僚制的理论方法分析传统吏治,得出其政治与行政混合不分、理性与非理性混杂的特点,简析两特点在制度、人文精神上的表现,并指出其优劣之处,以供现代吏治者从本土文化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儒家的和谐观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渊源就在于儒家以"无试"为主要内容的和谐现.主要论述儒家和谐观中的"无讼"思想,及在儒家和谐观指导之下的传统调解制度的发展和手段,旨在探讨"和谐"与"调解"这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思想与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     

儒家自由主义辨析

在与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对话中,儒家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儒家的个人乃关系性而非原子化的,强调个人努力的重要性和角色的多样性,其相应的个体价值以相互责任或角色来规定;二是在行为层面,儒家强调个体对"礼"的服从,儒家自由主义的个体自决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前提;在制度层面,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给予个体自决以充分的空间;三是儒家不承认由同一性规定的抽象平等,但坚持由对称性规定的关系平等。由此在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自主空间上,儒家与自由主义是相通的,但儒家将个人置于社会秩序之中且尊重资质,从而能够避免自由主义的三个原则即个体价值、个体自决和抽象平等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略论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对法的认识

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对法的概念与内容作了不同的解释.这两种观念的对立、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史,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家重视德礼,强调执法人员的品质,法家重实践,强调法的强制性、适时性,都对我们现代社会司法改革,提高法官个人素质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对儒家传统的思想考古--读《先秦儒家仁学文化研究》

无论是在历史还是我们今天的经验中,儒家传统都是一个有诸多关涉的既定存在,如果不能厘清"儒家传统"这一能指与我们的整个意识背景之间的关系,就意味着现代中国思想尚未完全具备对"儒家传统"之现代意义的意识,因而不仅对它的谈论将会出现混乱,而且对现代价值及文化走向的判断也会混沌不清.     

儒家经学礼法观对东汉社会的控制与整合窥探

东汉时期,随着经学的发展,在经学的浸润和熏陶下,儒家礼法文化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东汉帝王、大臣和地方官吏积极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东汉官僚集团及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同时,刑德并用、礼法和合的儒家经学礼法观不断渗透到东汉社会控制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社会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礼法观成为封建政治与法律的灵魂,这为汉廷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儒家伦理与现代文学中的反城市话语

反城市话语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一个基本主题。本文重在分析反城市话语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关系:其一,现代文学中的反城市话语起因于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其二和儒家的消费观念有密切关联;其三是基于儒家传统对都市繁华场中的声色及色情的恐惧;其四和传统的政治体制有紧密联系;其五,现代文学的反城市另一深层原因是文人们在社会地位的被边缘化;其六,反城市话语还归因于儒家传统田园文明的审美观。     

儒家神话论

儒家有无神话?传统的文学本位观的神话研究和理性思维视野下,儒家似与神话无关。面对当今世界性儒学热潮,如何重新从儒家思想内部概念体系中发掘其文化价值和力量源泉以为回应,就成为一个新的命题。在儒学话语体系中,虽然没有和西方神话一词完全相对应的概念,但却有着与myth意义相通的神、圣及无数的圣言、圣话和数千年的圣物所见证的神话。文章即从神话概念的反思入手,立足神话意象和神话历史语境,探究信仰支配下的神圣叙事,在提示更新现代中国学术神话观的基础上,借镜于荀子解蔽精神和福柯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求真思路,以及几千年来的宗庙礼乐实践的现实语境,重审儒学与儒教之争,提出儒家神话的当代课题,利用具有文化基因和原型编码意义的神话这一可以直接上溯到文明源头的超学科概念工具,介入中华文明探源和经学系统,论证儒家话语体系中的圣、德、天命、礼仪等核心概念的宗教学、神话学背景,从神话与仪式的对应关联重新考察儒家思想的礼乐之根,超越儒道对峙的两千五百年小传统,发掘儒家神话背后更加深远的华夏大传统与复数的古史线索。具体而言,儒家神话可从以下六个层面进行探源研究:以凤、麟、玉等圣物为代表的儒家神话意象系统;以圣人崇拜为基础的尧舜禹汤文武圣王谱系的儒...     

批判与辩护之间：理性官僚制发展趋向分析

理性官僚制在实践中的弊端和原因可以分别从经济学方法论、民主政治理论和管理学上加以分析。应该从社会、制度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寻找理性官僚制失效的原因。理性官僚制可与批判、修补或改造它的各种理论相结合,从而理性官僚制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理性官僚制本土化的问题。     

儒家伦理法中的人权思想

一般认为 ,儒家伦理法是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等级制度服务 ,与现在人格观念是不相容的。本文从儒家伦理法内容入手进行诠释与分析 ,并与人权内容进行比照 ,从而得出结论 :作为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法思想与现代人权观念并非截然对立 ,儒家伦理法中其实也包含了一定的人权思想资源     

近代史学和儒家经学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反映在史学思想上,也就一方面汲取了西方资本主义学说,另一方面传统的儒家经学仍旧桎梏了它。儒家经学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经过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儒家书籍的阐发和议论。近代中国,一些封建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转化,但孔子的偶像依然存在,即使是有影响的史学家,也不断搬用或推衍儒家经籍,围着经书转,非圣人之言不敢言,在近代史学史上,蒙上一层封建的翳障。     

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现代官僚制再设计

现代官僚制的合法性稳固无疑是社会有效治理实现的重要基础。韦伯根据其形式合法性理念对现代官僚制进行了构建,认为理性设计下的现代官僚制能够满足现代社会中法理型权威的理性统治需求。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理性设计的现代官僚制出现形式合法性不断丧失和实质合法性缺失等问题,其合法性危机不断扩散。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中国官僚制度改革的设计理念仍存在缺失现象,只有正视官僚制合法性获取中的价值维度,通过将理性设计的合理思想与社会设计理念相融合,强调基于公共利益的全局意识,获取实质合法性,方能稳固其合法性基础。     

服务型政府中现代官僚制的建设途径

现代官僚制尽管饱受争议,但作为一种主导性社会治理工具和制度范式,其重要地位并没有彻底颠覆。在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与范围内,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行政伦理创新、公共服务人员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和公共服务技术创新,建设服务型政府中的德治型官僚制、代议式官僚制、参与式官僚制和信息化官僚制,有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赢得社会、公众信任,确保服务型政府建设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