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交话语看中国外交中和平观念的演进

60多年来,中国外交话语从改革开放前的主权独立话语与国际斗争话语,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话语与国际合作话语的变迁,反映中国对“主权独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多重身份变化的动态认知,体现了中国外交中“共处和平观”、“革命和平观”、“发展和平观”、“合作和平观”在不同时代主题与国际格局下的总体概况。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基于卡茨尼尔森框架的分析

借鉴卡茨尼尔森等关于阶级形成的比较研究框架,本文对农民工阶级形成在文化层面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主要考察了三方面的内容:阶级话语的消逝及其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影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及其悖论;打工文化的兴起与农民工阶级形成中的"发声".本文的研究发现包括:其一,阶级话语的消逝导致了农民工问题表述中的"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并存,造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中"能指"与"所指"的尴尬错位,并引发了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巨大张力;其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一方面具有遮蔽现实、充当社会水泥的功效,另一方面这种建构因不得不以乌托邦为参照系而构成了一种对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现实的迂回批判,反过来为农民工及其后代对自身的处境予以反思性认识,提供了一面镜子;最后,打工文化的兴起,为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     

从覆盖到分工:人民与公民话语的历史实践与关系变迁

通过对《人民日报》宣传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部《婚姻法》的考察，发现体制对“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使用有一个从前者覆盖后者，到后者获得一定表述空间，两者有分工有接汇的变化。改革开放前，虽然公民的概念存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生活中，人民话语对公民话语表现出全方位的覆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概念及其话语被激活，但人民话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但是言说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与道德传统的功能始终不变，相形之下，公民话语主要用于法律—社会生活中个体成员的权责界定。两种话语的体制性关系变化，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在经历改革开放中国家“政道”与“治道”关系重构后的意识形态印证：在革命型国家向建设型国家的转型中，一方面“政道”延续，另一方面“治道”再造。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设，决定了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并存、分工及其主次结构。     

阶级话语嵌入与农村价值观念变迁——以北京郊区土改为中心的考察

"阶级"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词之一,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重要表达机制,指导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在1949-1950年的京郊土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通过"诉苦""翻身""生产"等阶级意识教育与阶级话语嵌入,成功推动了京郊土改的开展,实现了农村基础的再造。阶级话语的嵌入,使农村建立起一套新的社会话语结构和生活规范,农民阶级本性、政治身份和国家观念开始形成。     

中国模式:国际新闻话语选择的新视野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各方面都创造性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体制,这一特色体制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中国模式”.本文基于中国国际新闻话语困境的现状分析,认为从话语选择和话语质量入手,建立中国新闻话语自信,将“中国模式”定为中国国际新闻报道的重要选题;改变以往的话语风格,力求让“中国模式”故事好听、精彩,从而逐步实现提高中国在国际话语结构中的地位之目的.     

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对消费时代女性小说的—种文化解读

对于女权主义所强调的社会政治权利的争取,中国当下女性写作并未做出有力的回答,反而呈现出一种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之态。表现为社会主体意识的匮乏、人物塑造的阶级局限性、个人定位的话语偏斜等方面。呼唤女性小说的大气格局与真正多样化。     

鲁迅小说对启蒙话语的勘测

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社会变迁中各种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除了揭示传统社会话语结构中统治者话语对民间日常话语的控制与剥夺，启蒙话语与原统治者话语的斗争以及启蒙话语与民间日常话语间的裂痕．还显示了对启蒙话语本身的警惕。鲁迅对启蒙话语的反思与勘测，也揭示了被遮蔽多时的中国文学自近世以来所面临的困境。     

阶级话语的转换与形成

文章从知识考古学的视角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坛阶级话语的形成过程,认为这一话语模式由政治 领域转换而来,形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文坛。苏区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在于它将阶级话语这一 新的文学话语引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     

关于五四文学的"国家"话语问题

中国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随着国家形态的嬗变而传承演进.鸦片战争以来,在列强侵凌的逼促下,文学中表现出鲜明的国家话语,辛亥革命以后,更是具备了现代色彩.五四时期,文学中的国家话语并没有因为个性高张而中止,而是随着五四爱国运动以及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事件的发生,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直接描写历史事件,国家问题的背景化,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现代国体的认同,同阶级话语、社会话语的交织.     

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自觉(1949—1966)

民间文学由于其在延安时期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纳入"革命中国"构建的进程,成为文学接驳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民间文学在表层政治权力话语的影响中成为"人民文学"的核心与中坚,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深层运作的理论自觉,在这两者中形成了一定的张力,逐步酝酿并形成了1949—1966年民间文学领域独特的"口头性"话语。     

近年来国内对外政治话语研究的议题回顾与前景展望

对外政治话语是国家重要的软实力,担负着向世界表达国家政治诉求、塑造国家形象的历史使命.近年来,在"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的背景下,国内关于对外政治话语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其研究议题集中体现在对外政治话语传播、国际话语权挑战及应对策略、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构以及对外关系话语、中国政治话语境外效应等方面.依据新时代的新要求,我们应着力从四个方面提升对外政治话语的研究水平: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研究范式的惯性思维;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挖掘并整合话语资源以推进话语理论创新;拓展研究视域,尤其要加强对他者政治话语及其与自我的比较研究;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参照,构建文明互通的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     

国家形象的提升与演变——以当代“中国形象”的广告语变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形象是当代广告话语体系中重要的表现主题。中国形象在当代广告话语中主要呈现为四种不同的形态:物态隐喻、政治表达、地域展示和民族情感,这四种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展演变。构建国家品牌是当下广告话语塑造国家形象的新动向。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当代广告话语必须通过跨文化沟通的形式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阶级话语的流变与文学批评功能的转换

从1927年到“十七年”,随着中国政治形势与意识形态的变迁,阶级话语的语义内涵和功能几度变迁.本文意在通过对“阶级”这一词汇的考察,分析其话语流变背后政治和文化霸权力量的变化,以及以“阶级”为关键词的文学批评功能的转换,从中可以看到20世纪前半期文学批评远离“审美成规”而倾近于“政治成规”、成为政党伦理和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不能自主”的政治化过程.     

阁楼上的疯女人和古屋里的活死人—权力话语理论下的伯莎与艾米丽对比研究

基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及其对疯癫的理解,文章对《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梅森和《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的活死人艾米丽·格里尔森进行了对比。伯莎和艾米丽虽然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但都有着悲惨的命运。她们都是在权力话语中被边缘化、被异化的他者,是失语的一方。伯莎在夫权的权力话语中被推向了疯癫;艾米丽在多重权力话语的重压下过着活死人的生活。     

生产、话语和历史主体——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还原论批判

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展开了尖锐的还原论批判。他们试图告别阶级本体论,以话语理论重构历史主体,建构激进政治理论。其方法论基础主要是解构主义和多元决定论。但其理论建构突出地表现了这样的困境:从向下(经济)的还原论坠入了向上(话语)的还原论——重坠唯心主义的渊薮,这种话语还原论最终会使得"科学社会主义"蜕变为"心灵社会主义",使得"解放"实践走向一种所谓的"自我改造"理论。辨析和再批判这一"话语还原论"对避免在中国理论界造成输入性的"话语膨胀",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与妇女解放的互动

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条件造成了妇女与民族国家话语的结盟,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非独立性形态和主体被置换的男权话语主导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解放单向度地被民族国家所掌控并以压抑与反抗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它们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在双向互益的动态建构过程中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阶级意识的介入,使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的表述发生本质意义转换,这种阶级论妇女观以强调妇女"阶级人"身份促进了妇女与一个新兴国家力量的融合,对当时广大女性发出了强有力的思想召唤,其理论盲区是同一阶级内部的性别政治没有被作为特殊问题提出来,是妇女与民族国家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内在矛盾造成了这种女性主义话语的遮蔽.     

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基本经验

98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具体体现为:在话语方向的坚守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凝聚方方面面的力量;在话语内容的创新上,通过立足国家中心任务、深度解读国情党情以及有力批判错误社会思潮而不断生产新内容;在话语风格的培育上,词汇短语的精准使用、句法结构特定格式的强调和新生概念核心语义的提炼构成了行之有效的创新模式;在话语语境的塑造上,经由话语主题的适时切换、话语情境的适度营造、话语传统的适当呼应铺展开来;在话语影响的辐射上,拓展话语传播载体、强化创新主体互动、注重话语形态转化是不可忽视的得力之举。这些经验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参考借鉴。     

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的逻辑进路

我国国家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将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可以提升话语的叙说质量,破除西方的话语霸权,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也存在现实难题,其症结在于高质量的话语转换不足、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尚未打破、话语投送能力不够等.要推动话语创新,促使国家制度优势及时转化为话语优势,可以从聚焦内容实现转化、积极促成话语赋权、优化话语转化机制等几个方面着力.     

“四类分子”子女题材小说的价值困惑

阶级话语不但使"四类分子"们成为乡土社会的劣等人群,还迫使他们的子女们在成长过程中饱受苦难,形成他们的怨恨情结。虽然1979年之后国家取消了对四类分子子女们的政策歧视,但是怨恨情结使得他们寻求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的双重补偿,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叙述他们的怨恨情结,对文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怨恨叙述表面上是梳理阶级话语在当下社会的影响,实际上应该是反思阶级话语的价值与意义,为社会的整合提供思想资源,以文学的方式整合集体记忆,建构新的价值观。然而,由于人们长期受左翼文学以来僵化思维的影响,无形中把阶级话语与国家话语合二为一,不敢亦不能反省阶级话语的来龙去脉。在怨恨叙述中,我们看到作家或者受僵化思维的禁锢,以国家认同压抑了怨恨叙述的反省力度;或者为了避免前者的局限,以漠视国家话语和割裂历史的方式来叙述阶级话语带来的怨恨记忆,造成了社会伦理的混乱与个体道德的虚无化。这恰恰反映了文学在僵化思维的长期禁锢下因无法回答现实问题而形成的价值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