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都城的变迁

唐代的都城在长安,后来,建东都于洛阳。唐末,天復四年(904),身兼宣武军等四镇节度使的朱温为了更牢固地控制朝廷,强迫唐昭宗迁都于洛阳。其后,在五代时期,政权更迭繁繁,都城几经变迁,甚至同时有东都、西都、北都、邺都之称。作为都城,应当以朝廷百司所驻及神稷神坛所在为准,而以前者为主要依据。现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对五代都城的变迁,考察如下。后梁先都开封,迁洛阳,再迁开封     

唐后期至五代枢密院之演变略考

本文对自唐代宗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各个时期枢密院机构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 ,认为枢密　　院权力的起伏变化是受着唐代末年恶性膨胀的宦官政治与五代军阀割据的武官政治影响的     

河洛文化在中华文明史的地位

河洛地区是夏商周三代建都之地,号称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故被称为“天下之中”。河洛地区诸侯小国的文化,是“天下之中”的文化,代表着我国古文化的不同的源流。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撞击出灿烂的火花。河洛文化是当时最先进文化的代表。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形成以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相继以洛阳为国都。唐以洛阳为东都。梁、晋、汉、周、北宋以开封为国都。河洛文化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表现出中国正统文化的特色。     

开封古建筑的装饰艺术

开封古建筑的装饰艺术彭景荣开封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战国的魏、五代的梁、汉、晋、周以及北宋与金，都曾于此建都，号称七朝都会。开封又是历代郡、州、府、路、省的首邑，向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北宋在此建都长达１６８年，曾有“汴京富丽天下无”的说...     

三代居洛与先秦都城择址理念的发展

夏商周三代均曾在今洛阳地区建都,但三代选择以洛阳为都的原因却各有不同,这种择都原因的差异直接反映着先秦都城择址理念的发展。夏代选择在洛阳地区建都以族群的生存发展需求为主;商代早期在夏故都附近建立都城则出于确立国家正统地位的政治诉求;直到西周时,综合性的都城择址理念才日渐成熟,西周成周和东周王城在洛阳的兴建正是先秦成熟都城择址理念的具体反映。     

论中国都城的东渐

中国都城的东渐是古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这一转折是由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及民族等因素的矛盾运动引起的,同时也深含着地理的、历史的诱因。长安都城地位的丧失既是关中地区经济衰落和全国经济重心转移的结果,又与民族关系的变化和军事中心的转移等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经济重心的吸引和运河的牵引等因素的作用下,都城由长安回归中原,横跨汴河之上、坐待漕运之利的水陆交通枢纽——汴梁最终因其优越地理位置和便利交通条件而取代长安和洛阳,成为五代和北宋的主要都城。     

试论明朝两京祭礼的归并

祭礼作为一种政治典礼 ,随政权的转移而转移。洪武定鼎南京 ,郊、庙、社稷等祭礼次第而建。永乐迁都北京 ,祭礼因此开始有南京向北京的归并 ,这一过程到嘉靖朝最终完成     

"天下之中"与列朝都洛

"天下之中"说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有关都城选址规划的理论。它形成于洛阳,以洛阳为中心的古代河洛地区丰厚的文化根基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直接孕育了"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天下之中"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引导了古代众多王朝都城选址的洛阳取向,构成列朝建都洛阳的独特理路的基础和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据。     

略论商代后期的宫廷乐舞

略论商代后期的宫廷乐舞刘志伟历代的都城作为具有特殊意义和范畴的城市，是为城市的最高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包括宗教、祭祀等）。作为一种隶属上层建筑领域的狭义的文化，它的繁荣与否往往和国家的稳定、发达、经济基础的丰厚程度直接相维...     

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西周政治地理结构包括二层含义 :一是西周的政治统治格局 ;二是地理结构 ,即政治统治格局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形式。目前有关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的成说都有一定的缺陷。王畿是不存在的 ,“中国”(成周 )也不是天下唯一的政治中心 ,“周邦”不是天下之一邦 ,西周不是“周邦”与“万邦”并存的天下格局。西周的政治地理结构从政治统治上说是 :以周王为中央权力核心的周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周王朝分封建立诸侯国 ,对诸侯实行统治 ,四方诸侯国国君直接统治诸侯国。从政治地理上看 ,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周王及中央机构所在的三个都城 ,从这里统治天下 (四方 )。     

元上都--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古城始建于1256年,初名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开平汗庭的建立,在蒙元史上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蒙古国前四汗的统治中心都在漠北和林地区,从忽必烈开始,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漠南汉地。元上都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外城平面呈方形,周长8 800余米。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调查材料,四关内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是上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上都周围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普通蒙古人的墓葬。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元代祭祀遗址和石雕人像,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在羊群庙出土4座汉白玉雕像的祭祀基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汉晋北朝送别诗考述——以洛阳诗为中心

送别诗是汉晋北朝重要的诗歌题材,而作为都城的洛阳是文士的聚集地,是送别诗重要创作中心。西晋洛阳送别诗近一半是四言体,还有些送别题材是依附于赠答诗表述之。永嘉之乱后中原世族大都南渡,洛阳送别诗创作亦趋沉寂,北魏迁都洛阳后,送别诗创作有所复兴,随着南北文化交流,五言送别诗逐步增多,北朝送别诗亦逐渐走向独立。北魏末年因战乱迁都邺城,洛阳送别诗创作再度衰落,隋代之后有所恢复。对洛阳送别诗的考述可大致理清汉晋北朝送别诗的特点和发展脉络,亦可为汉晋北朝诗史及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唐宋时期洛阳政治地位的变迁

唐宋之际是洛阳城市地位的一个转折期。关中本位政策是统一天下的政策,国家统一以后,历史的天平就开始向以洛阳为中心的东方倾斜,这就是唐代洛阳政治地位如此重要的原因。宋代皇权的阶级基础是平民地主阶级,宋代皇权的武装基础是庞大的职业军队,因为平民地主阶级与职业募兵都脱离了对宗族乡里社会的依附,所以"以地为险"让位于"以兵为险",长安、洛阳作为国家都城的时代也结束了。     

宋元时期的中原文化与中华文明共同体

周公营洛，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治的基本格局。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再次回到洛阳，洛学在与蜀学、关学、新学等互动中脱颖而出，回应佛教冲击的时代问题，在文明冲突中捍卫中华文化主体；集成中国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发展，在新时代确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承接周公、孔孟的道统并创造性发展，由道南与湖湘开启朱子学，形成程朱理学。周公在地中洛阳定都，中央与四方的关系是定都伊始便面临的政治主题，并一直影响到宋朝。宋朝与辽、金、西夏、蒙古在政治上竞争，最终形成元朝的政治统一体；元朝融合汴梁、临潢、会宁、兴庆、和林等政治中心，将北京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元朝的程朱理学北上，中国的文化中心亦从洛阳转移到北京，北京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文化与政治中心。     

中国古代“后土”形象的起源与嬗变

“后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土地神祗,在不同时期代表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先秦时期,后土指的是人名、官名、神名,其形象尚未成型,在多数情况下以社祭出现,从以冢土、石、树等立“社”以及其不同职能来看,后土形象是模糊的,没有构成完整性和系统性。汉末至唐,后土与社分开祭祀,出于政治需要以及宗教的推动,后土神祗有性别之分,其塑像始有定形。唐宋之际,后土成为阴神,祭祀的意义无疑被放大,成为丧葬仪式中所祭祀的对象;宋徽宗对后土封号祭祀以及道教对后土改良,使得后土成为与玉皇大帝相匹配的神祗。考察后土形象演变历程与祭祀仪式的生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祭祀后土的社会意义以及对民间社祭信仰的认识。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汉晋河西地缘政治与汉译佛经中心的转移

汉晋时期河西地域学术经历了从无到有,进而发展壮大为北中国学术中心的历史过程。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儒学是由东向西传播的。外来之佛学则与之相反。佛学在其东传过程中,必然要与地域社会发生关系,尤其与地缘政治。汉晋河西汉译佛经中心经历了由敦煌到姑臧,以及姑臧中心解体的过程。敦煌成为汉译佛经中心,得益于其华戎交会、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姑臧成为中心,得益于其为河西礼佛小国,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本土豪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姑臧汉译佛教中心的解体,则是由北魏荡平北凉政权所致。由此可以看出,河西汉晋佛教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是:地缘政治控制着士族在区域社会的发展空间,士族势力的涨落左右着区域佛教的兴衰,而佛教僧团则利用其为家族佛教与王室佛教的影响力,与区域政治势力相颉颃。因此,汉晋河西文化的繁荣,不仅有本土士族与外来避乱之儒英之贡献,传教之僧侣亦功不可没。     

五代时期山东的行政沿革与社会经济

<正> 唐朝末年,山东地区群雄竞起,相互兼并,朱温战胜朱瑄、朱瑾,降伏王师范,笼络罗绍威,击走刘守光,将山东全境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从907年朱梁代唐到960年北宋代周,山东历经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这一时期山东的历史演变,迄今尚无专文论及.为此,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抛砖引玉,以期有助于山东历史的研究.     

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中原地区的王朝不断更替，前后有梁、唐、晋、汉、周五代。其他地区主要在南方则有十个割据的王国：长江下游的吴、南唐、浙江一带的吴越、福建一带的闽、四川一带的前蜀、后蜀，两湖地区的楚、南平，两广地区的南汉和山西境内的北汉。这一时期由于军阀混战，连年不息，政权更选频繁。五代前后七十多年共有十三个皇帝，死于非命的就有八个。所以，这个时期的陵寝建筑所剩无几，在陵寝制度上也基本没有建树。唯独地上皇陵-王建的永陵能作为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代表。     

元魏畿下的洛水两岸绎述

建武元年(25年)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这是洛阳历史上自东周以来第二次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首都。嗣后曹魏、西晋相继都于此邑,因而洛阳得到了更新扩建,再度出现繁华。永嘉五年(311年)刘渊克晋,司马氏偏安江南,于是洛阳又陷入北方十六国的战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