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老舍文艺心理分析

在 2 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 ,建国前后曾经有过两次创作高潮的作家 ,老舍大概算是唯一的一位。新时期老舍的创作情况较为特殊 ,一方面他能紧跟时代 ,另一方面 ,他又难以忘记过去的生活经历 ,毕竟好的创作需要真情实感。他试图调和二者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深深地困扰着这位老作家。本文试图对建国后影响老舍创作和命运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和梳理。     

抗战背景下老舍的民族焦虑与文学担当——由《老舍书信集》谈老舍缘何走上戏剧创作之路

老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颇有建树,被称为戏剧大师.然而他的戏剧创作之路与小说相比,绝不平坦,而是一条充满艰辛之路.这一点可以从《老舍书信集》中得知.可以说正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老舍从事“文协”工作之后,才被逼上梁山,从事了自己并不熟悉的戏剧创作,期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挫折,正是老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文协”的无私奉献才使得他最终在戏剧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使徒意识与老舍的小说

老舍一生虔敬信奉基督教。这种源生于西方文化的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对老舍的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思想影响。研究老舍及其作品,如果忽略基督精神的客观存在,人们的视角将只能是停留在他作品文本的文字表面,难以把握其“平民意识”的真正神髓。     

族群意识的抒写与民族文化的凸显——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满族文化情结

老舍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浓郁的满族文化情结,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建国前,主要采取"隐式满族文学"的形式,对满族的尚武文化、贞节文化、风俗文化采取压抑性的抒写策略;建国后,对满族文化采取了张扬性的抒写方式。但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都与老舍的满族文化情结的创伤性记忆有关,反映在小说风格上,"含泪的笑"的幽默艺术和悲剧结局正是他的创伤性记忆的典型表征。     

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

老舍的小说创作充满了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如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老舍的创作风格，源于作家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老舍小说的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是作家的一种美学追求，也是“爱”的另一种体现。他的带有苦涩味道的幽默，并非冷潮热讽，而是引导人们在笑人笑己中，把读者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影响下形成创作个性——老舍创作艺术探源之一

老舍的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的形成源于很多方面,东西文化和文学影响是重要的生成机制。东西方幽默讽刺艺术的影响在老舍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老舍"取益"于狄更斯及中国传统小说的幽默艺术,而某些弊端也可以从那里找到根源。老舍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下,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形成了检讨传统文化、批判国民性的创作个性。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复仇》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青年汪曾祺创作了文学生涯中标志性的作品——短篇小说《复仇》。汪曾祺在创作思想上广纳各家,在艺术上积极吸收各种创作流派和作家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同时还在作品中对“复仇”的主题处理和小说文体的创新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从中不难看出,《复仇》的创作明显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主要是意识流手法和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影响。     

老舍作品语言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形成中的经典示范作用

一般研究认为,老舍作品语言风格是口语的、方言的、幽默的;但是分析老舍的履历以及作品语言可知,其语言基础是北京话母语、汉语书面语(文言和白话)、普通话与英语的四位一体,同时老舍还有很强的语言自省意识和语言策略,非常善于总结创作和语言运用方面的经验.这种语言运用的理性自觉使老舍注意吸收中国古典文学语言(文言、白话)、英语以及方言的营养,在口语的基础上对创作语言进行提炼、加工,形成简洁流畅、明白如话又富有韵味的文学语言,以至于其作品成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作品语言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对抗战文学的一点认识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会通与疏离：论沈从文与道家文化关系

沈从文思想与创作都与道家文化有着较为鲜明的关联。其人生境遇中山水自然的滋养,虚己待物的性情．形成了他与道家文化会通的基础;他对都市文明的批判,对湘西边地的表现,从正反两面深契了道家精神。但时代的影响,视阈的新变,让他最终疏离并超越了道家的局限。     

杜牧的樊川情结

樊川是杜牧幼年和青少年成长的地方,这里秀美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樊川情结,家庭的变故和仕途的失意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情结。在本质上,杜牧是把樊川作为他理想人格的观照,并在潜意识中把它作为人生漂泊中灵魂栖居的精神家园,从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而存在。     

试析唐寅题画诗的审美意蕴

唐寅由于人生遭际而形成的处世哲学、人生态度、诗歌风格,在他所创作的题画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题画诗所表现出璀璨美、意趣美、新奇美和悲剧美等多重审美意蕴,体现了唐寅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政治泛化--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观探析

上世纪末,世界文坛经历了一次文学理论大潮的冲击,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适逢其时,是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其理论产生的影响极为广泛.今天,重读伊格尔顿,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基于一种政治上的"压抑--抗争"的心理情结而产生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更多的是伊氏"泛政治观"的衍生,是他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情绪化之结果.     

从华亭之游看余怀的遗民情结

《三吴游览志》是余怀游踪的忠实记录。在此游记中,余怀借山水之漫游,写逸士之胸襟;托文士之雅集,吐亡国之忧愤;藉歌女之遭际,叹前途之多歧;借友人之凋零,申己志之坚贞。余怀的《三吴游览志》寓意深刻,寄托遥远,已非单纯游览层面的意义,而是他的遗民情结的载体和生动写照。     

郑珍山水诗论略

近代宋诗运动前驱郑珍之山水诗,以描写黔、湘山水景物、“凿破南荒千古閟”,于近代诗坛独树一帜。其人生前期以纯山水诗居多,后期则与君国忧及战乱紧密相连,但与政治改革无涉。其山水诗风格以平易自然为主,又不拘一格,至于人评其诗“生涩奥衍”,只是其风格之一而已,不可以偏概全。郑珍山水诗在艺术表现上颇多独创之处。     

佛禅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

袁宏道虽然前期习禅宗,后期入净土宗,且其禅宗思想不如净土宗思想具体赅备,但就二者对宏道文学思想的影响而言,却以禅宗为主。宏道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都一直推崇禅宗居士庞蕴;后期虽然贬斥“默照禅”,但仍推崇“看话禅”。宏道文学思想受禅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反对拟古的文学思想受到“禅无定法”的影响。二是他崇尚“趣”、“理”的文学思想充满了佛理禅意。三是他后期主张学习古人“真法”的文学思想受到“看话禅”的影响。     

《金瓶梅》男女之欲描写的文化内涵

《金瓶梅》描写的男女之欲显示了人性本能 ,具有多欲少情、以欲乱礼、借欲敛财等特点 ,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的世俗风气和时代特点。透过男女人物纵欲亡身结局的描写和相关的议论 ,表征了戒淫节欲的态度 ,在程朱理学禁欲主张和世俗纵欲风气之间 ,表现了一定的理性思考。     

从《聊斋志异》的“书生”故事看蒲松龄的创作补偿心态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故事,很明显地体现出作者的创作补偿心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借艺术幻境补偿在现实中失落的人生目标和尘世欲求;二是通过否定科考、称道“出世”来寻求平衡、消解苦闷;三是借幻想中的美人对书生的相知相悦,寻求慰藉,肯定自我价值。     

道教与韩愈的诗歌创作

韩愈是儒家思想演进中的重要人物,是唐代反佛老的勇士,或因如此,他的诗歌创作也历来被人们重点从儒家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在唐代儒释道并举的时代氛围中,他的世界观、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他的散文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而他的诗歌创作则受到道教的深刻浸染。大量的道教意象进入他的诗歌,丰富了其艺术的表现力;道教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诗歌创作中追求奇、险、怪的特色的形成;韩诗的浪漫色调、韩愈偏向古体的创作选择也与道教有某些关联。研究韩愈的诗歌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韩诗与道教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