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巨灾的灾害民族志研究及其方法

"民族志(亦称民俗学)"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灾害民族志"是将"民族志"用于减灾防灾研究的大胆尝试。它通过对选定的灾害经历者进行田野采访,收集大量个人采访资料并进行整理。通过灾害经历者自己的表述来了解和重现灾害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以及人们面对灾害的反应,从中总结出规律和重要经验教训,对灾害应对和应急管理人才培训很有意义。我国在这方面研究较为薄弱,应以汶川地震救灾减灾为契机,尽早开展巨灾灾害民族志研究。     

民族志方法与课程研究

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走进课程研究领域后,使课程研究在质性研究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民族志方法给课程研究带来了转向,即研究方法取向的转向、研究主体的转向和伦理方向的转向。参与观察法、访谈法、实物收集法和情境分析法等是民族志方法在课程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批判与反思：民族志求真的历程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相应地,民族志求真历程也随着时代转换而彰显出来。在民族志的求真历程中,需要以批判与反思作为其走向科学道路的武器和方法,并有一个科学的民族志理论范式来解决民族志品质问题。     

批判与反思——民族志求真历程分析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相应地，民族志求真历程也随着时代转换而彰显出来了。以批判和反思作为民族志走向科学道路的武器和方法，系统地阐释在批判和反思中民族志求真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民族志理论范式。     

中国西南傣族民族志:历程与反思

民族志是对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客观反映,是对民族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民族志的撰写经历了从自发向科学撰写的变化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民族进行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傣族民族志撰写的发展变化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历史民族志”与“历史的民族志”——民族志实践中的历史之纬

作为新兴的跨学科合作平台,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已渐趋成熟,其依托民族志报告的文本书写,包括两种类型：“历史民族志”和“历史的民族志”,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呈现不同的研究取向与价值。此二种写作方式,将历时性与共时性作为交叉的基轴统一纳入文本写作之中,将“过去”与“当下”融入整体的历史予以建构。但“历史民族志”将时间空间化、历史场域化,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做田野行走;而“历史的民族志”,更注重将时间维度嵌入空间的延展之中,在当下的田野中把握历史脉搏。     

民族志书写的自反性与真实性

在民族志书写的后现代转向中,实验民族志以其书写的实践反驳了传统科学民族志的绝对客观性的虚假立场,这样的一种书写姿态是一种以实践者本身为实践对象的自反性（reflexivity）客观立场。在这种立场的统摄下,民族志文本书写对于真实性的定位逐渐脱离传统的科学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实验民族志作者借助话语表述的真实态度传达着其对客体真实性的理解。此种意义下的真实性有更多地向文学领域真实性靠拢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民族志书写的小说化倾向中,客体的存在更可能意味着向词语召唤的功能。     

解构与建构:民族志书写的内在悖论探析

民族志书写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受到持续不断地批判与反思,是与其内部存在的诸多悖论有关。"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权宜"书写与"权威"书写、"变生为熟"与"变熟为生"以及书写"神秘"与"神秘"书写等诸多矛盾,就是民族志书写场中矛盾复杂性的最好表征。因此,只有不断地对这些矛盾进行解构,探究出产生这些矛盾的逻辑和实践机理,才能为当代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和事实论证。     

民族志书写的创变走向与图景

笔者以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为视点,在业余民族志、现代民族志、后现代民族志的演进序列里考察民族志书写的转向,体认民族志文本从“整体描写”到“深描”乃至“对话”与“多声道”修辞的追求和实践,以此透射人类学文化书写追求多元、双向、互动、开放的撰写取向,呈现民族志书写的实质性的和自觉的多元视角的实践图景。     

观自在者:现象学音像民族志

人类学再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是胡塞尔现象学对实证科学的批判延伸出来的一个具体领域,人类学再现转危为机的根本路径是返回胡塞尔的现象学,从他对整个实证科学的批判脉络里寻找重新点燃人类学生机与活力的哲学支点——观自在者。观自在者可区分为学理观自在者和文化观自在者两个层次,通过现象学悬搁(phenomenological epoché),我们即可超越实证人类学,抵达学理观自在者。通向文化观自在者必须回到人类学自身的根基——民族志,并对民族志进行版本升级,升级为兼容实证人类学的现象学民族志。现象学民族志的终极指向是文化观自在者。按现象学民族志理路,我们依然承袭实证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路径,即参与观察、访谈对话等,但我们的期待不再是田野对象的客观性再现的终极版本,而是在此田野工作过程中随着自我·我思(ego cogito)如其所是的展开,启迪参与者,探寻跃入文化观自在者境界的可能性。     

民族志影片的人类学实践

民族志影片应用到人类学实践之初只是将它作为人类学研究的记录工具;随影视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才将其用作表达方式。现阶段民族志影片的创作在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冲破了资料记录的束缚,表达人类学信息时不拘泥于影视体裁的限制,把表现人类学信息的故事片也纳入了民族志影片的创作范畴,以使人类学信息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唯物史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简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先进的生产力决定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先进的文化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Dell Hymes及其“交谈民族志”理论

Dell Hymes是美国当代重要的语言学家、语言人类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其主要学术贡献是他建构了交谈民族志的理论框架并且积极推进了这一框架向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这一框架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学术影响.了解交谈民族志的理论背景与性质,探讨其基本理论体系,有助于展望它的发展方向及其学术意义.     

论批判民族志研究的困境及对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批判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逐渐受到西方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视,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研究。但同时,批判民族志也面临着声音的合法性危机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不平等关系的问题。鉴于此,批判民族志提出了自我反思、建立与研究对象的平等、互动、信任的关系以及主动帮助他们寻求公平等三条解决途径。批判民族志研究的问题及其对策对我国的教育民族志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民俗志范式的反思

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基础性工作成果的呈现。传统的民俗志写作范式往往使民俗志成为一种记录的资料集合，它缺乏对民俗的进一步阐释和解析，并对民俗主体关注不够。随着人类学等学科对其民族志范式的反思，以及民俗学学科自身的发展，学者们对民俗志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传统民俗志撰写中分类的方法并没有过时，关键是如何进行符合逻辑的分类。主体生活串联式民俗志也许是一个积极的尝试。     

民族志方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国外得到广泛运用,已经从对"原始文化"的研究延伸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而在国内,民族志方法大部分局限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很少有关于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从民族志的定义和特征入手,探究民族志可以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原因以及教师如何运用该方法从事研究,可以让它更好地为大学英语教学理论和实践服务。     

霍加特的文化研究理论——“文化主义”路径和民族志方法

理查德·霍加特是20世纪英国的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也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主要创始人。他所建构的文化研究理论继承并变革了英国文化主义传统,采取了来自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率先开启了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对伯明翰学派的后续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其理论并未真正摆脱阿诺德、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倾向,他的文化研究理论中的若干不足,由其后的汤普森和威廉斯加以完善。对霍加特思想中的英国文化主义传统进行分析时,应充分注意阿诺德和利维斯的影响,这有助于理解霍加特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支持立场及其方法和观念上的矛盾,从而较全面地评价霍加特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意义和理论得失。     

“在场”与“生成” ———反思“实验的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被重新审视,“民族志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实验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民族志既不是纯粹的关于“他者”文化的记录,也不是纯粹的关于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体”心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关于“他者”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文本,“反思”已经成为“实验的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反思“实验的民族志”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加开放,从而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