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神人之辩:独龙族童话《老虎同火赛跑》的叙事解读

叙事学方法是20世纪早期萌芽、五六十年代逐步走向成熟的形态学理论,它通过探索民间故事和其他文学文本的角色模式与叙事程式,来挖掘其深层的故事结构,并从结构形式中呈现其文本意义.文章运用这种方法来解读独龙族童话<老虎同火赛跑>,认为其原型叙述和角色模式所展示出的深层结构是强与弱的辩证对立,同时故事的原初形态还应包括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古神话母题即"神人之辩"母题,寓含着用火文明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划时代意义.     

庄子“小大之辩”与逍遥之旨

庄子逍遥之旨是通过“小大之辩”的寓言揭示的,但历代学者对“小大之辩”的注解各异。郭象从庄子万物自足其性的思想出发,认为小大虽殊,但其逍遥是一样的。钟泰、支道林等则从人的境界处立论,但二者又有不同,钟泰认为“赞大而斥小”,支道林则认为小大皆未适逍遥。各家都企图立足庄子思想,揭示逍遥之旨。庄子之进路在于通过“小大之辩”,进而超越“小大之辩”,进入逍遥之境。     

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

在农村经济转型、新生代农民问题开始浮现的时期,“底层小说”的作者敏锐地把握了转型期新生代农民的思想动态,对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了艺术上的回应。通过“身份认同”和“爱情叙事”两个关键词,来考察“底层小说”所反映的底层人群内心世界的焦虑情绪,以及两栖于城乡之际的生活际遇给他们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底层作品通过爱情叙事这一策略来缓解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哲学伦理视角下的宋代义利之辩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宋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使得义利问题更加凸显和复杂。宋代义利之辩主要聚焦于情欲问题、理欲问题和公私问题等内容。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辩护论证儒家“义以为上”的主导价值导向和在与功利思潮的论争中将理论进一步深化是此阶段义利之辩的典型特征。     

身份认同与自我身份叙事的认知路径阐释

身份研究经历了从先验先知、主体内省到社会论的裂变与转型。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多重自我表征身份构建的理论有多种,其中类化、认同与比较是身份构建的基本环节。一体化叙事行为缩短了自我认知与自我身份构建之间的距离。自我身份构建的基本途径是叙事,自我叙事是自我身份构建的核心。从自我主观印象到形式化的描述不仅对叙事是必需的,而且是自我认知阐释的方式。基于社会互构论,采用质性分析的方法,从叙事、自我、身份进行三维重构,探索叙事在自我身份建构与认知过程中的效用。研究发现：社会认同影响自我身份认知,自我认知通过自我叙事、心理叙事和伦理叙事得以展现;离散的事件通过自我叙事构建完整的生活;自我身份建构通过有效的叙事系统完成。叙事视角的语言学概念将叙事的事件、行为、人物和相关情况与叙事者观点联系起来,叙事视角对深度分析事件有重要意义。     

“辩者21事”之解读：分析性理性要与辩证理性相结合

名家学派特别注重“概念流动性”及其内涵的矛盾性,提出了以“辩者21事”为代表的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幛论性命题。“辨者21事”旨在揭示运动的内在矛盾性,讨论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讨论生物演化,刻画理想化概念,以及围绕语言哲学问题展开并且涉及逻辑,认知过程与一心灵哲学。所有涉及运动、变化的悖论性命题唯有运用微积分的辩证法思想。并且结合逻辑分析,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其实,辩证法应当经受得起分析哲学家的批判性分析。在进行语义分析与逻辑分析的过程中,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有机结合,即能够正确解读所有相关悖论。     

伦理之“善”与叙事之“美”——《水浒传》评点的叙事理论解读

本论文从评点家对《水浒》叙事意图的争论入手,论述了评点家自身的伦理道德指向以及小说暗含的伦理道德之＂善＂向艺术之＂美＂转化的条件和途径,重点分析了金圣叹的＂忠恕＂、＂格物＂观念的新内涵。同时,也试图分析评点中蕴含的感悟式、直觉式、心理性的美学因子。     

湛门与王门之间的“良知良能之辩”

明代中后期的“良知良能之辩”,首先发生在王阳明与黄佐之间,王阳明去世后又在张文海与何廷仁之间继起,而以湛若水与欧阳德之间的论辩收场。辩论的内容涉及良知与良能、知与行、良知良能与知能、良知良能与知行诸关系。湛门主张良知良能并重,批评王门舍良能而言良知;王门主张良知内含良能,为圣不在才能。直至明末清初,仍有学者在指责王学“只言良知,不言良能”的过错。故湛门与王门的“良知良能之辩”,值得学界去探讨与反思。     

先秦儒道的“天人之辩”及其当代价值

道家顺天而化、道法自然的价值理想及其强调对自然“制、用、使、化”而达返璞归真的理论主张,对解决当代物欲膨胀、生态失衡的生存困惑不无裨益.儒家天人相通、修其天爵的人生诉求及其尽心知性、参赞化育的道德标杆,对找回早已失落的精神家园、重建价值理性支点、复归异化的人性本质,也特产生重要的精神启迪作用.总之,先秦儒道“内圣外王”之理性诉求、“生生不息”之人性光辉、“内在超越”之研究理路、“实事求是”之思维风格及“继绝开新”之终极关怀,必将以特有的非凡气度与民族情怀融入世界文化洪流中,经过特殊的现代化、世界化的文化洗礼和实践改造而积极发挥其鉴往知来、开拓创新的引领作用.     

稷下学风与孟子之“辩”

“好辩”是孟子语言的主要风格,在纵横论辩之风盛行的战国时代,孟子即因其善“辩”而卓然自显。人们多把孟子的“好辩”归因于战国时代的纵横风气,却忽略了作为文化中心的稷下学宫对孟子的影响：稷下的文化重心地位满足了孟子起而“辩”的需求;稷下盛行的“议论”风气促成孟子采取“论辩”的形式;而稷下“相生相灭”的辩驳特色,又影响了孟子的论辩风格。     

研究与反思:“信达雅”翻译理论新辩

严复的"信达雅"译论是中国100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传统翻译理论,但在西方译论快速发展的今天却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和挑战,译界对其不同的认识虽有利于中国译论的丰富和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翻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对此,文章分析了多位学者对"信达雅"理论的研究情况,考证了"信达雅"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状况,进而结合严复的翻译思想和现代翻译理论,剖析了"信达雅"的原意和现意,指出了"信达雅"在当代翻译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稷下学风与孟子之“辩”

＂好辩＂是孟子语言的主要风格,在纵横论辩之风盛行的战国时代,孟子因其善＂辩＂而卓然自显。人们多把孟子的＂好辩＂归因于战国时代的纵横风气,却忽略了作为文化中心的稷下学宫对孟子的影响：稷下的文化地位满足了孟子起而＂辩＂的需求;稷下盛行的＂议论＂风气促成孟子采取＂论辩＂的形式;而稷下＂相生相灭＂的辩驳特色,又影响了孟子的论辩风格。     

“鱼乐之辩”的心灵哲学解读

他心知问题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论研究领域,它探讨的主要是＂我＂以外的他心的本体论地位问题以及如何得到关于他心知的问题。在我国,庄子与惠施关于＂鱼乐＂问题的争辩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出他心知问题的典型代表,二者的争论不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出了他心知问题,而且在这一问题上可知论与怀疑论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从西方心灵哲学的角度深入挖掘＂鱼乐之辩＂中隐含的丰富的他心知问题的思想,对填补中国哲学在这一领域研究上的空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何以逍遥？——浅析庄子《逍遥游》之“逍遥”

《逍遥游》是《庄子》的开篇之作,是庄子思想的核心。本文首先对＂逍遥＂本义及引申义进行阐释,从＂逍遥＂自身的内涵对庄子思想进行一个初步理解。其次论述了＂小大之辩＂,只有理解了＂小大之辩＂的真正含义,才能进入庄子＂逍遥＂的境界,因此,小大之辩可谓＂逍遥游＂的前提。最后进入＂无己＂、＂无功＂、＂无名＂三境界,达到这三境界,就最终达到了＂逍遥＂的最高境界。     

鱼乐之辩:中国古代怀疑论和可知论的论证

我国古代也存在怀疑论和可知论之争。庄子和惠施虽然不是两方代表,但二人在他心问题上的争论确也深刻反映了我国古代的认识论思想所达到的高度。这次鱼乐之辩无论就双方的思辩性还是逻辑推理的缜密性都为后人所称道。通过分析二者逻辑推理过程,以剖析其思想的渊源,从而审视庄子和惠施的哲学思想。     

叙事聚焦对身份意图的建构与透视

叙事聚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策略,成为实现作家身份意图的必要途径,文章通过聚焦者、聚焦对象、聚焦点的选择以及聚焦时间控制,旨在揭示聚焦对中国古典小说文本身份意图构建的作用,同时反映出古代作品中浓厚的宗法身份观念。     

论濠梁“鱼乐”之辩

庄子濠梁言"鱼之乐"乃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惠子"安知鱼之乐"之问属于事实认知。惠子首先将二者混淆,继而引发庄惠答问中暗含着几乎是如环无端的无解的悖论。庄子意欲跳出循环往复而毫无答案的论辩,戏解"汝安知鱼乐"为"你在哪里知道鱼乐",进而言说"我知之濠上也",这实际上是隐晦地向眷恋庙堂、执着功名的惠施暗示,为统治者卖命,助纣为虐,醉心外物的角逐,是不可能真切理解、也不可能找到幸福。依据这样的思路,我们认为,庄子"鱼乐"论作为一个隐喻,是要向世人揭明:(1)自由是最可宝贵的,(2)快乐不需要太多的理由,(3)人类最为理想的生存方式或存在状态乃是"与天和"的"天乐"之境。     

从“唯才是举”到九品中正——魏晋之际的“才”、“德”之辩

曹魏王朝倡导唯才是举原则,但是也并非完全放弃对儒家道德价值的追求,不仅有限度地恢复汉代选举制度,而且设置专门机构加以监督。特别是文帝创设九品官人法,通过制度化的中正制度,力求达到德与才价值取向的平衡。西晋是九品中正制确立的关键时期,但是西晋朝臣有关废九品中正制的灼见,是西晋政治腐败和统治危机的曲折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