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学影响六朝文学的三个维度

佛教作为六朝社会之重要文化类别,对其时之文学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而佛学对六朝文学之影响,主要存在三个维度:一曰语言维度,其影响包括佛经翻译提供新概念、佛经语言提供新风格、佛经唱读提供声韵新知识;二曰观念维度,其内容包括佛教一系列新观念影响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三曰思维维度,其影响内容包括佛学严密的逻辑性、中观思维方式、批驳辩难技巧等对文人创作思维的影响。     

佛经故事在藏族文学作品中的演变

佛教文化对藏族文化,佛教文学对藏族文学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藏文大藏经》中讲述佛陀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作品中的佛经故事,对藏族文学的格言诗、藏戏与历史文学,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影响。在影响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演变。演变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民族化,即在佛经中印度故事的基础上,更换人物、处所、语言与细节,使之符合藏族的特点。同时使宗教思想有所淡化,文学色彩更浓。     

2007年中国佛教美学研究巡礼

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儒、道思想融合的宗教,其思想在中国古代美学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颜受中外学者的关注.2007年的中国佛教美学思想研究,在延续前人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基础上,主要以佛教禅宗美学的理论探讨、佛教与文学的审美解读、佛教与艺术的审美观照为中心,进而探讨了不同文化和芙学思想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洗涤窠臼,不失新见.     

南传佛教对傣族社会经济的作用

傣族信仰的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尤以其僧侣还俗制为突出.上座部佛教僧侣还俗制,不但保证了社会劳动力,而且使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有效的提升.傣族信众的宗教投资是对教育(或文化)的一种投入,有了这种"合理"的投入,上座部佛教得以稳定发展,也使傣族社会逐渐走向了繁荣.南传佛教使得云南傣族地区与印度、东南亚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升了傣族的对外交往空间,这对于经济文化落后,与外界沟通不多的傣族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发生在汉魏至唐宋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也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首次大规模的碰撞与融合.佛教文化随之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中国的语言、文学、思想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佛经翻译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佛典中富有想象力的譬喻给中国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佛教中超现实的空间观大大启发了中国人的思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更是离不开佛教思想的发展史.佛经翻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昌盛.佛教文化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佛教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藏族、蒙族、傣族等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曾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都具有开放文化性格,在中外文化交流和发展祖国文化中作出重要贡献。     

《日本灵异记》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研究——以汉译佛经的引用为中心

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佛教说话集的《日本灵异记》在编撰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元素,对中国汉译佛经的引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该书编撰者以情节片段、借经证理、化用文句等形式,对佛经进行灵活运用。不仅丰富了该书的文学表现,而且对其实现宣教之目的也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考察《日本灵异记》中对中国汉译佛经的引用,对于重新界定该书在日本文学史乃至亚洲文学史中的地位以及研究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学交流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佛经文学与六朝仙道类小说创作

道教和佛教在六朝发生激烈冲突的同时又不断向佛教借鉴学习,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从道经到道教的辅教书--仙道类小说创作,皆深受佛经影响.就仙道类小说而言,其受佛经文学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小说中出现许多来自佛经的新名词术语;二,小说中的一些经典情节来自佛经;三,小说中对得道仙人神通莫测的描写很多均借鉴于佛经.     

傣族创世史诗中的印度神话元素——以《巴塔麻嘎捧尚罗》为中心

文章以《巴塔麻嘎捧尚罗》为例,从三个角度阐述我国傣族创世叙事中所具有的印度神话元素：一是介绍傣族创世叙事中的大量梵语、巴利语借词,包括专有名词、神祇名、度量衡和数字等元素;二是通过分析史诗中英叭、帕雅英诸神的神格及其叙事,探讨其与印度神祇之间的关联;三是阐述傣族创世叙事在何种程度上吸收印度神话中的多层宇宙观、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世界结构以及火水风“三劫”等叙事元素,进而形成世界毁灭又重生的循环时间观。以《巴塔麻嘎捧尚罗》为样本进行剖析可以检视傣族文化的多元文化形态,并为南传佛教如何涵化傣族文化提供一个研究案例。     

云冈石窟盝形龛的演变

源于印度早期佛教艺术和犍陀罗艺术时代的孟形龛形式是佛教石窟的基本龛式之一，云冈石窟亦雕刻了大量孟形龛以装饰佛像、菩萨像以及其他佛经故事内容。这些孟形龛形式不仅体现了艺术的继承性，更表现了艺术的创新性。通过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表现，我们看到了孟形龛在云冈石窟的多种式样。这不仅使云冈石窟的孟形龛式样更加丰富，加强了孟形龛式在装饰意味上的重要作用，而且使孟形龛装饰佛像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使其成为石窟壁面运用最灵活的造像龛形式之一。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