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涵义和作用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涵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0年3月下发的“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今后一个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是未来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然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涵义是什么,其理论基础又是什么,这是应当界定和明确的问题。　　事实上,90年代中期当我国生育率水平刚步入低生育水平行列之时,不少专家学者即对我国的低生育率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既有低生育率的理论探讨,也有中国低生育率后果的方方面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有现实意…     

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认识总和生育率真实涵义

文章阐述了总和生育率的来源、内涵及其理论基础,论述了人口粗、净再生产率表征更替生育水平与用总和生育率来表征更替生育水平的差异与不同;阐述了稳定与非稳定人口的差异和稳定人口理论的不足之处。文章指出,总和生育率属于稳定人口的指标,在度量非稳定人口的生育水平时,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假定性条件极强的指标,必然要与实际非稳定人口生育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正确认识以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涵义颇具现实意义。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建设现代生育文化是现阶段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手段

我国的低生育水平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取得的。要稳定我国目前的低生育率水平必须要加强现代生育文化建设。本文从实证和理论上分析了生育文化与生育率水平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建设我国现代生育文化的对策选择。     

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性别平等视角下的27国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与生育率反弹北大核心

中国的生育水平长期提振乏力,借鉴世界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反弹经验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势在必行。以27个低生育率典型国家为例,在构建追踪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生育支持政策组合对总和生育率反弹的影响以及性别平等发展水平对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支持“男性单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支持“双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更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升;经济支持政策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有稳定的正向关系,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提升效果受到性别平等发展水平的调节;在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应考虑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组合,并深度思考政策背后的价值导向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情景,营造性别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生育文明与我国未来生育率控制

我国的生育率变化一直以来都与生育文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厚的传统生育文化支持着我国农业社会的高生育水平,这在历史上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我国现阶段生育率已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下,达到了一个较低的标准。但是,这种低生育水平还很不稳定,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推进生育文明的发展将成为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适度人口规模的最好方法。     

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1990年以来各类人口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有外在政策强力的作用,更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化的作用;真实的生育水平既不是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低(低于1.5),也不是有关部门和政府所想象的那样高。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平均生育意愿不会高于2个孩子,这是生育率持续稳定的根本。众所周知,为了保证人口稳定持续的发展,应使妇女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或至少接近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走低的实际,我们应该抓住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调整应该在最佳时期即未来5-10年内完成。     

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国人口已处在低生育率阶段,但人口过多仍然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保持低生育率,调整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今后长期的任务。本文结合当前实际分析了稳定低生育率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有利条件。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从社会经济发展、生育观念的转变、“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孩”政策的兑现、生育率的水平及其地区差别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人口的现状。指出城市化将成为２１世纪中国生育率下降空间拓展的主要动因。生育观念的转变,是长期稳定低生育率的直接必要基础。计划生育工作基础和取得的经验为稳定低生育率提供了有利的起点,而盲目乐观情绪不利于稳定低生育率。出生性别比偏高和人口老龄化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已经达到低生育水平,但对真实生育率却一直迷茫,人口规划与宣传口径与实际调查统计长期严重脱节.为了推进低生育水平研究,文章综述了低生育率类型的划分口径,并对若干生育率或出生漏报率的估计从方法上做了简要评论.借鉴国外低生育因素模型,文章对中国具体情况的研究发现:推迟生育对总和生育率具有显著压抑作用;而子女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影响方式已经从多生转向性别导向的人工流产,因而也会显著降低生育率.文章还通过示意性测算表明,在低生育率研究中忽视其他抑制因素便会导致夸大出生漏报对生育率的影响.此外,文章还对近年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乃至全国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从稳定低生育率到稳定人口──新世纪人口态势模拟

本文首先讨论了低生育率的内涵,从稳定人口理论出发探讨了稳定低生育率的必要性。低生育率以更替水平为上限,政策生育水平为下限。对低生育率变化范围内,未来百年的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模拟,根据结果探讨了２１世纪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关于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及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对策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在更替水平以下,这是我国长期实行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计划生育部门的管理机制等原因,要保持和稳定目前这种低生育水平是艰巨的。本文从影响生育水平的若干因素、我国目前出现低生育水平的原因以及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难度出发,对稳定低生育水平提出了一定的对策建议。     

论稳定低生育水平

中国经济已进入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新发展阶段,从可持续发展计,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必须把已出现的低生育水平稳定住。我国已经是低生育率国家,但低生育水平还不稳定。从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来看,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使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协调起来,积极寻求扩大内需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结合点,增加计划生育的政府投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处理好稳定现行政策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机制改革与创新的关系。     

中国生育水平的空间与社会趋同研究——基于“五普”和“六普”微观数据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以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采用35岁妇女平均曾生子女数作为终生生育率的估计指标对当前中国的生育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妇女的终生生育率为1.52,通过教育部9岁学龄儿童人数估算的妇女终生生育率也介于1.5¹.6之间,因此,当前中国已经处于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族、文化教育程度、职业、城乡、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有趋同的发展态势。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人口问题之探讨及其对策

日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均处于低生育率水平,但各自所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人口问题迥异,应对战略不尽相同:中国台湾地区地狭人稠,人口减少未必是坏事,应以稳定生育率为首要,鼓励适龄结婚,带动生育率回升,放宽移民政策,移入高素质人才,提升竞争力;日本总人口已经负增长,应鼓励生育,改革教育,坚持能力主义;中国大陆人口面临结构和数量双重压力,应以调整人口结构和控制人口数量并重为首要任务,提升人力素质。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过去的5年,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人口再生产类型已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妇女总和生育率始终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低生育水平得到进一步稳定,实现了到20世纪末把全国总人口控制     

上海妇女地位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上海市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比较高、妇女受教育程度、经济参与率比较高的城市．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上海的出生串为11．33％，自然增长率为名．96％。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为41．3lXo、一孩率为92％、总和生育率为1．3，计划生育指标都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上海市长期以来处于低生育水平，除了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外，上海市妇女、尤其育龄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有较高的地位，对生育率的下降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意义。本文将应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资料，就能突出反映妇女地位与生育率密切关系并适合…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 ,特别是 1 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 ,生育率水平更是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说 ,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 ,那么 ,在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同时 ,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 ,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的转变     

日本生育水平变化分析

日本作为少子老龄化最典型的国家其生育水平的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使用"寇尔生育指数模型"分析二战以后日本生育水平的变化,探讨其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二战后,1947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达到最高值4.54;之后生育水平不断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值1.26;近年来日本生育水平缓慢提高,2014年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42。日本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率下降及结婚率的降低。婚内生育率不断下降是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导致的婚内生育意愿下降造成的,生育不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也不再是妻子必须履行的义务。结婚率的降低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不愿过早结婚生子。婚内生育率与结婚率变化在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阶段表现不同,早期婚内生育率下降是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结婚率的变化仅起到辅助作用;中期结婚率的下降成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主要诱因,而婚内生育率水平则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生育水平有所回升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水平缓慢提高,结婚率下降对生育水平的消极作用也几乎释放完毕。未来日本在结婚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要想进一步提高总和生育水平就必须提高婚内生育率。政府必须在降低育儿成本、提高生育家庭的补助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家庭多生育子女。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以政策生育率为量化指标以期具体地反映我国的生育政策在地区分布、人口分布和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本文的分析表明 ,1 3～ 1 5之间的政策生育率都在全国占主导地位 ,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处于 1 3～ 2 0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地区 ,实行“1 5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从本文可以得出结论 ,在鼓励“少生”的总原则下 ,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全国各地的生育政策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情况 ,把中国的生育政策笼统地归结为是一个不加区别的、全国一律的“一孩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