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习惯法的传承与社会功能

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其法律以口耳相传、世代相袭;是中国南方民族目承法律文化圈中最有代表性的。清末民国时才以汉文记载习惯法。在无文字状态下,仍然有较为丰富和完备的实体性法律规范,“榔规”是通过隆重的“议榔”的“立法”程序进行,民事、刑事、种判理词是反映实际审判的“程序法”。苗族榔规的传承及法的普及,主要通过词师唱词,就案讲法、法理的讲解来实现的,充分区映体现了口承法律文化的特色。     

试谈融水苗族“埋岩”

试谈融水苗族“埋岩”贺明辉苗族“埋岩”，苗语叫做“依直”，属苗族治理社会的款规。在融水、城步、靖州、绥宁一带称为埋岩，黔东南苗族叫议榔，湘西苗族称为合款，它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埋岩”的内容极为丰富，它既是古代苗族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又曾是...     

《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述评

在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领域,苗族习惯法以其“埋岩”、理词、契约、乡约、告示、寨老制等独特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而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黔东南是苗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聚居地,是苗族传统文化最为浓厚、风俗习惯与习惯法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因而,以黔东南苗族     

浅谈《议榔词》、《理词》的社会思想

“议榔”是苗族人民集议重大事情的会议。各地苗族对“议榔”的称谓有所不同:黔东南苗族称为“构榔”;广西融水苗族称为“埋岩会议”,湘西苗族称为“合款”;云南金平苗族称为“里社会议”。“议榔”所订的公约被称为“榔规”     

解析《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婚"口承叙事原型

民间口承叙事作为一种在民间口耳相传的集体性创作作品,因其所具有的类型性,以及这种类型性中蕴涵的文化原型,为作家文学创作奠定叙事的基调。以《聊斋志异》中《张鸿渐》及其民俗俚曲版《富贵神仙》、《姊妹易嫁》为案例,分析它们所蕴涵的“异类婚”口承叙事原型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作家作品情节的复杂性与口承叙事原型交织融合的密切关系。     

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的伦理观与社会规约

苗族古歌为苗族古代经典,作为无文字社会的口传经典不同于文字的经典叙事,苗族古歌具有民众性、日常性和表演性。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不仅反映了清水江苗族的祖先记忆、族群历史,而且是苗族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其“开亲歌”和“苗族贾理”即为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主要从苗族的家与家族、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社会规约等方面规范着苗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并模塑清水江苗族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来苗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苗族伦理观与社会规约的变化,苗族行为准则的“文本”开始由口传经典转化为国家法律与制度,苗族古歌也从“日常生活”状态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形式。     

苗族理词文化与功能

苗族理词是苗族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认识苗族历史、伦理道德、哲学思想的珍贵文献,具有"法"的性质和功能,是"理老"司法、执法的依据。理词这一口承文化经由人们诵唱、传播,其价值观深入人们的心灵,形成一种内在的文化规约。苗族正是依靠理词文化,在实践中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一传统文化对于构建当今苗族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苗族习惯法的遗留、演变

在现今依法治国大背景下，苗族地区遗留、演变下来的部分习惯法由于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实际而在发挥良性作用，成为国家法的有益补充。文章主要从苗族的“理词”、“议榔词”、“议榔规约”等习惯法内容，“埋岩”、议榔等活动，“捞汤”等神明裁判，石刻碑文，继承和吸收习惯法内容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述。     

论中国古代"孝治"施政的法律实践及其影响

儒家孝道伦理的政治原则是“孝治”即以孝治国安民。这一原则的法律施政体现 ,是在立法上把“不孝”列为罪中重罪予以严惩 ,并通过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对各种不孝行为或不孝犯罪实施严格的社会控制。历代封建王朝“孝治”施政的法律实践 ,都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并由此形成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共性现象 ,从而使中国传统法律诉讼文化被打上极其鲜明的人伦道德印记。     

论地方性知识的当代传承路径——以苗族古歌为例

［摘要］苗族古歌是苗族人自己建构的地方性知识,反映了苗族先民对人类自身、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探究和基本认识,其传承能增强族群认同感、强化生态伦理意识、促进个体社会化。对苗族古歌进行地方课程开发的策略包括：实现学校教育与生活世界的链接;凸显地方课程的综合性、情境性与实践性特征;体现口承文化的特色,充分发挥其优势。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在“伦理法”与“理性法”之间:民国新繁县诉讼档案中的“家族”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过程是以传统家族为基础的"伦理法"被西方近代"理性法"取代的过程。而且这一典范转换,也几乎被等同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当然路向。梳理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中家族产业案件和家族在诉讼案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可以发现至少在法律实践的意义上,并未发生"理性法"取代"伦理法"的过程,相反,"家族"仍然在诉讼中起重要作用。     

法律行为概念的难解病症状

法律行为概念的难解病症状初学者主要有误解法律行为是与法律有关、能发生法律效力、符合法律要求等行为;学者主要有法律行为与法律及意思表示的混同、法律行为定义的非科学性、颠倒私法自治与法律行为的源派生关系等.     

“情理法”的西方困境及其疗治初探——以《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为例

当代中国的法律面临"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困境,源于近代法律变革对古代情理法统一模式的解构,以嫁接西方的法律文化成就中国法律蓝图。因而,借鉴西方经验以解决"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困境就非常必要。文章以意大利学者登特列夫用自然法解决法律实证主义所导致的"合情合理不合法"问题为例,探讨了西方自然法经验对于中国法律的当下意义。     

在普法与守法之间——基于意识形态“社会黏合”功能的意义探究

“普法”对于“守法”的功能意义是由“知法—守法”与“知法—维权—守法”两个命题共同支撑的.然而,这样两个命题并没有在“普法”与“守法”之间建立真正意义的联系.只有将普法看作一种特定的、实现意识形态“社会黏合”功能的方式方法,“守法”才能真正实现.未来的普法重心既不是法的“暴力性”也不是法的“功利性”,普法应以论证法律的“合法性”为基础,在普法者与普通民众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良性互动”机制.     

论江泽民的“依法治国”思想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的民主法制理论,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首次提出并确立"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对依法治国的目标、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实施措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问题作了深刻阐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要注意区分只有代表进步生产力的法律和道德才能作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依据 ;防止以德代法或以法代德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 ,要以法律为主。要进一步完善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 ,创造良好的法治和德治环境 ,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     

以"法治认同"替代"法律信仰"——兼对"法律不能信仰"论题的补充性研究

法律信仰不适应中国,我们应该用"法治认同"代替它。法治认同内含着对主体价值的尊重和权利的维护,它适应了中国公众法治素质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对中国法治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保持理性的认识。"法治认同"尤其要求当权者对法律的遵守和服从,有利于实现认同主体的普遍性;它为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恶法亦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市场经济对法治认同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对人们正当利益的承认和维护,是法治认同形成的现实基础;政治的秩序性、民主性、合法性,与法治认同的形成密切相关。     

试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法律思想及在当代的价值

《理想国》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西方名著,柏拉图以“正义”作为他法律思想的出发点,正义理论包括了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他还强调了“人治”的思想。法是正义具体内容的体现,正义是法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我国当前的法治进程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追求法治的核心正义价值取向。     

德国"两阶段"法律教育模式研究及对我们的启示

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我国法律高等教育曾经深受德国的影响。考察德国独特的“两阶段”法律教育制度,研究其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训练严格、循序渐进、注重实务等特点,对于我国高校法学院系的法律教育模式改革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