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道二教与政治的关系探析

历史上佛道二教不断发展的同时都主动向世俗封建政权靠拢,衍至唐代二教都得到充分发展。二者的兴盛与唐朝的政治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借助统治者们的扶植与尊崇、经济上的支持、良好的学术环境为佛道二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反之,唐代政治运用佛道为其服务,佛道二教的发展为唐代统治者的治国提供了舆论影响,巩固其政权的统治。认清这一关系,有利于我们从宗教这个角度更深入地去了解唐朝社会的发展过程。     

隋炀帝的暴政是其对儒家思想的彻底背叛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上古时代优秀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晶，是中国封建制度形成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科学总结。这种思想形成之后，通过长期争鸣，终于被历史选择为中国封建主阶级的“治国之本”。西汉时期的封建统治者，以尊儒“为天下先”①；盛唐时代的封建统治者，以重德为“治国之本”。封建主阶级的英明君主唐太宗，曾深有感触地说：“联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有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②。隋朝的封建统治者，也一度将儒学当作其“为国之本”。隋文帝开皇初，著名儒学家牛弘上书：“有国有家者，曷尝…     

儒学“治国”之“道”与“术”的重新思考

以“德”与“天命”为核心的世界观支配着儒学的生活世界,直至乡土社会瓦解之前都还适用。随着西学知识体系垄断现象的出现,儒学如何衔接现代社会就成为一个问题。固守传统的知识体系难以对原有的世界观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中,“治国”是儒学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儒学治国的主要问题是弄明白如何以德性养成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通过对整个社会进行干预使得德性原则在社会每个点上都能发挥调节作用。儒学治理所分析的不是行为活动的策略规划,而是分析实现过程的历史逻辑,试图利用修身养德性来破解各种非道德领域关系。儒学经世致用的合法性取决于官方认定,但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推崇什么,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厘定。对于治国之“道”的笃信,使得儒学仅仅局限于“术”层面的反省。然而这远远不够,有必要重新反省“治国”之道与术的关系。     

什么是儒学——《简明儒学史》导言

儒学是“为道之学”。道是“主张”、“主义”,道不是规律。道的核心内容是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治国的前提,格物致知又是修身的前提。儒学与经史术艺、天文律历是密不可分的。儒学的发展可分为重视礼仪制度阶段和重视心性理论阶段。     

三教并举状况下的隋唐儒学发展脉络

以三教并举为特征的隋唐时代,佛、道二教彰显出极大的影响力,以致遮蔽了儒学的光芒。历来治隋唐思想史者多以佛学为重点,对此时期儒学的发展有所忽略,研究成果较为欠缺。但是事实上此时期的儒学有其自身特征,且从文中子"三教可一"说到韩昌黎"传道"说,构成了应对佛、道二教的儒学自身发展脉络。外之则与隋唐政治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内之则表明了从经学向子学过渡以及理论化趋向的儒学新形态的萌生。     

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

两汉儒学表现为经学。经学与两汉的专制皇权紧密结合，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由于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史学的外部条件，经学控制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     

宋代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关系

宋初统治者鉴于五代时期武将权重而导致皇权频繁更迭的历史教训 ,为重振伦常纲纪 ,强化集权统治 ,采取了一系列抑武扬文的政策 ,其核心便是重文教科举 ,尊封建儒术。此间 ,一些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将科考内容的革新 ,密切科举考试与儒学经义、儒家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其结果 ,不仅促进了入仕学子们对儒家经典做深一步的阐释 ,使绵延千余年的儒学得以弘扬光大 ,客观上也为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等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

战国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导致了儒家知识分子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带来了他们思想学说的嬗变。在这个连锁反应过程中,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秩序则是基本方向。经汉儒改造后的新儒学,大大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选择与统治者合作的儒家学派最终为统治者所选择。     

西魏北周时期的社会思潮

<正> 西魏北周(535—581)是鲜卑族宇文氏掌权的两个封建王朝。在其汉化、封建化改革的过程中,继承了北魏入主中原后的意识形态,也继承了魏孝文帝等人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笔者试就这时期的社会思潮略加探讨,以求教于读者。魏晋南北朝是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春秋战国之际兴起的儒学,在汉武帝时被定为一尊。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使儒学受到冲击。佛、道二教乘时发展,逐渐与儒学形成鼎足三分之势,同时又相互交融,为各国统治者一并或分别利用。在南北朝时期,南朝呈现出玄学、佛教、道教与儒教思想混合交融的形势;而北朝则     

论老子无为治国思想中的闪光点及其局限性

“无为”作为一种治国思想,是建立在老子的“道”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老子谈论了统治者应有的品性,通过正面借喻的方式来阐述其治国思想,同时对统治者提出了告诫,这些都是老子治国思想的闪光点。但是,由于老子治国思想所代表的是没落奴隶主贵族集团的利益,因此也有其局限性。     

宋前儒佛道三教关系述论

佛教自传入中国,就在与儒、道不断的冲突、论争与交流中发生并实现着三教的融会。佛教初传时期的经籍翻译中就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特别是其中的儒化、道化倾向非常明显。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实际上已初具三教融会的意义。南北朝时期,三教融会的趋势又有所发展。当时的很多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观点。但该时期三教之间特别是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与制衡,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同时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真正的融会、合一是在宋元明时期完成的。     

试论隋唐时期《论语》学衰落的原因

隋唐时期,《论语》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前代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在统一经学的旗帜下,统治者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鼓励诵读的科举制度以及以古为上的学术观念,限制了经学的发展空间;崇道尊佛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家经学的地位。如此的学术观念,如此的考试制度,如此的宗教政策,奢望儒家学术有大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经学衰落了,《论语》学也衰落了。     

论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就总体而言依然是佛、道并存,但在具体政策方面却是独钟于道。对于道教的尊崇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其统治的前期,玄宗主要侧重对于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以来政治的清理和对李唐政权的恢复和巩固,对于道教主要表现为与著名高道的频繁往来和对高道的尊崇。至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崇道已达高峰。在玄宗崇道风潮的影响下,在思想领域出现的一种纳儒佛入道的思想动向。对于佛教玄宗采取了一种抑制政策,但对于当时佛教密宗、禅宗、唯识宗、天台宗的佛教思想也给予了一定关注。     

韩愈尊儒的辩说及其儒学思想的建构

韩愈尊儒而好自为辩说,他由孟子推及孔子的尊儒之路崇尚的是儒学的道统。在那儒、释、道并行的时代,韩愈尊儒作为一面思想的旗帜,借助古文得到较多的表现。但在根本上,是力图以仁义为治理天下的方略。所以他猛烈地抨击释、道之学,表现出强盛的气势却只有虚弱的理论。而他儒学思想的建构,以仁义为基石,注重仁义教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在其中寄托了自我的社会理想。     

中国本土经典中的因果报应观念评析

因果报应观念原本就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对天地鬼神的尊崇与敬畏,是中国古代因果报应观念的肇始。因果报应观念大量蕴藏于儒、道、墨等传统经典中。佛教传入之所以能逐渐被接受并中国化,与中国本土因果报应观念的共通密切相关。因果报应观念是儒道释同源并逐渐融合的价值观念内核,也是儒道释相互借益竞相发展的前提。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     

游必有方——孔子的旅游思想

孔子一生中有很长时间用在旅途上,远游经历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他对来访的远游者持欢迎态度,也鼓励读书人主动走出去,提出了"游必有方"的远游思想,用"有方"来构建儒家伦理框架下的远游观。孔子的阐述常被后人有选择地误读,说明他的旅游思想具有创新性。孔子的旅游思想强调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观,包括"修学"、"游于政"等内容,也有一定的隐逸情调,为后世儒者向释道打开心灵之门预设了一种可能。孔子倡导的"游必有方"既注重实践过程,本身也是有效的教育手段,对道德修养和君子人格养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后周世宗文明限佛析论

后周世宗限佛是“三武一宗之厄”中最为温和、文明、理性的一次。其限制整肃措施既严厉又有序、周全、斯文。对无寺院的地方还批给赐额增设寺院。实行“学而优则僧”。建寺赐额、剃僧度牒、出家试经成为限制驾驭佛教的三条羁縻。对和佛道二教有关的愚昧野蛮迷信巫术狂热行仪都予以禁止。既销毁多余的铜佛像 ,又废止官府的铜鱼符以铸钱 ,合理配置铜资源 ,妥善处理停废的寺院。文明限佛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更富有经验 ,没有鼓动者 ,佛教已基本中国化 ,寺庵僧尼已不太多。     

朱熹与中国思想的道统论问题

朱熹道统论思想的背景是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道统论一方面意在以新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帝、王、孔子,另一方面则在确立儒教在三教状况下的主导性,后者是其道统思想中的正统论面向。朱熹承接了孔子时代业已具有的道统论的两条线索,即治统上断自尧舜、教统上始自伏羲神农黄帝的两重道统论,并重点突出以教统方式承接道统,其方式有二:一是建立新经学体系,即《四书》,新经学不再是与治统相关的王官学,而是以成人为目标的教化体系;二是建立师道传承的谱系,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二程一系的学统由作为一家一派的子学或三教之一的儒学而进升至道学,由此与列于《儒林传》的旧经学意义上的儒家区别开来。     

儒释道精神与中国人的宗教心理

以儒释道精神为背景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理生活和行为方式;而儒教、道教、佛教作为宗教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影响尤其体现为对其天命观、鬼神崇拜意识等宗教心理的塑造.在儒释道教化大背景下阐释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