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责任：逻辑前提与政治确证

一个健康而有序的公民社会不仅是体现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更应该是倡导公民责任的主体性社会。在伦理思想史上,无论是机械决定论还是意志自由论都没能很好地回答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公民责任确立的逻辑前提是公民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公民责任的政治确证,是从政治意义上探讨公民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负担责任,即公民责任的政治合理性、正当性问题。公民责任实质上表现为公民基于权利作为或不作为的自由以及由此而承担的有利或不利的后果。这种对有利或不利后果的负担,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国家或社会对公民的强制,这种强制的正当性,源于国家或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以及公民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二者共同构成了公民责任的基础。     

穆勒逻辑思想与中国近现代逻辑观

穆勒提出的逻辑方法,以自然科学发展为基础,与其幸福观、自由观相关联,体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相容性、逻辑方法与社会生活的会通性.穆勒逻辑思想所具有的科学性、实用性与严复开启民智的文化启蒙思想相契合,对中国近现代逻辑观生成、文化革新乃至社会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与中国现代民法发展

民法理论是西方法文化的基础,西方民法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相当成熟.学习西方民法是中国现代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实践表明,简单地将西方民法移植到中国社会是行不通的,甚至会产生许多不良影响.文章将通过比较儒家法律思想与西方法文化的异同,论述在当代中国社会,儒家法律思想对民法发展的借鉴意义.     

略论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从西汉＂引礼入法＂到清末＂礼法之争＂,两千多年来,儒家法律思想一脉相承地在我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虽然现代法治思想与儒家法律思想呈现出较大的冲突,但时代的发展也表明,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及合理成分使它具有无限生命力,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层需求相融合。反思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深层融合点,挖掘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现实作用,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大众文化、现代传媒与社会责任

借助现代化传媒,当代大众文化及其产品对广大受众精神世界的影响既有积极层面的内容,也存在诸多消极影响。面对大众文化媚俗倾向,学理层面和文化层面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但更重要者还在于,大众文化及其产品经营者、制造者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责任意识。在追逐经济效益的同时,意识到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使大众文化及其产品凸显更多的文化价值意义。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前提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具备一定的逻辑前提,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曲折发展;拥有丰富的理论来源,其中最基本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现代日本个人责任观念分析

现在日本的社会状况是通过解决自我责任的问题来实现社会顺利发展的。笔者认为，在回顾现代日本存在的各种问题时，个人责任的蔓延应该予以高度重视。为什么日本个人责任观念如此深入人心，笔者认为有必要触及到社会结构的变化甚至基于它基础之上的人类存在方式的变迁，本文试图结合弗洛姆、马克思的社会性格概念、马克思的物象化概念来对个人责任的结构等问题进行探究。     

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前提

对理论研究前提的自觉,直接影响着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需要以坚实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为基础,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现实社会历史逻辑结合起来,并将其置于思想史的总体视域之中,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其进行正确的理论定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及其研究者开展真正的对话与交流,从而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可吸收和借鉴的重要的理论资源。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本土意义与历史局限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一部分,拯救和改造国人心灵的启蒙意图决定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在阐释西方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以及处理感性与理性关系、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美育与德育关系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本土化意义。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理论存在着相对忽视感性和个性、夸大美育的社会功能和实践性较弱的局限。     

中国古代清官廉吏置业观思想探源

中国古代的清官廉吏所秉持的不为子孙积金蓄玉、置办良田豪宅,而更注重对子孙的道德培养,以勤俭持家、以诗书传家、以清白遗子孙,给子孙留下精神财富的置业观,已使置业从物质层面升华到精神层面。这种思想根源便成了颇值探究并具现实意义的课题。稽史钩沉,得出结论:中国古代清官廉吏置业观的重要思想根源在于其崇高美好的人生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朴素高洁的奢俭观、高风亮节的义利观、出仕为民的民本观、极具智慧的祸福观、理智清醒的财富观。     

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设计理路及改革历程

当代中国检察制度是以列宁法律监督思想为指导、在学习和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还吸纳了大陆、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制度中的一些合理性因素,同时承继中国政治法律文化传统并结合基本国情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改革贯穿于当代中国检察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这是经济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司法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和法律全球化的必然反映.建国60年来,中国检察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1949年11月--1982年12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初步建立;二是1982年12月--1997年9月,检察职能、职权及其运行程序逐步得到完善;三是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至今,检察改革进入创新发展检察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的关键性阶段.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检察制度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以及检察制度改革方向和路径的进一步确定.     

权力、责任与大国认同--兼论中国应对国际社会责任的应有态度

常识中的大国地位似乎仅仅与一个国家的权力特别是与其军事权势相关,即使是综合国力论也没有超脱这种以自助能力为基础的大国认知模式,但是国际社会大国地位的获得实质上是一个大国认同的过程,它不仅考察大国的自助能力,而且考察与其能力相称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构成了"权力+责任"的大国认知模式。本文通过对责任、权力与大国三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剖析揭示了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同时指出,权力与责任共同构成了大国认同的前提。中国基于自身国力的上升而逐步扩展国际责任的战略取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同,也展示了中国应对国际责任的应有态度。     

权力、责任与大国认同--兼论中国应对国际社会责任的应有态度

常识中的大国地位似乎仅仅与一个国家的权力特别是与其军事权势相关,即使是综合国力论也没有超脱这种以自助能力为基础的大国认知模式,但是国际社会大国地位的获得实质上是一个大国认同的过程,它不仅考察大国的自助能力,而且考察与其能力相称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构成了"权力+责任"的大国认知模式.本文通过对责任、权力与大国三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剖析揭示了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同时指出,权力与责任共同构成了大国认同的前提.中国基于自身国力的上升而逐步扩展国际责任的战略取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同,也展示了中国应对国际责任的应有态度.     

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以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作为分析依据,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存在问题的原因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历史较短、责任主体层次单一、履行责任动力不足、缺少文化根基、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监管缺失、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等。企业要履行好社会责任,应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加强企业道德文化建设,加强社会责任分类指导等。     

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伦理责任评估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的任务,中国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伦理维度应对气候的变化》（EDCC）白皮书提出的八个伦理维度分析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承担的伦理责任,指出了中国特例下履行责任所面临的赔偿责任、开发新技术与新能源、国际国内参与、程序公平与正义等重大挑战,构建了中国政府、国内其他参与者及境外参与机构组成的多层次气候治理框架,提供了决策参考和建议。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分析及启示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的政府角色和国外研究经验,梳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发展现状,针对中国政府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相关发展动向,分析其责任促进政策的特点和若干问题。鉴于此,结合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与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角色,立足于中国政府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政策角度,从完善制度化建设、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设立权威管理机构、完善激励为主的措施四个方面提供对策建议。目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建设、落实以及管理模式等尚不健全,国内针对性研究薄弱,对政府工作的开展指导意义不足。因此,聚焦政府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政策问题,可以为中国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建议。     

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观

现代社会主义政治观追求政治文明、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政治文明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境界，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方略。     

试论法律位阶制度的前提预设

法律位阶是一种实在法意义上的现代法律制度,其意义在于整合一国法律体系内不同等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间的效力高低。然而,其存在又是以一定的法律理念为基础的。本文分析了法律位阶制度得以存立的三个前提预设:法律秩序是内部和谐的整体;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有效;“基础规范”的存在,以此来揭示隐含在法律位阶制度背后的深层原理。     

公共权力制约的路径选择及其价值预设

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及其演变,不仅与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相关,而且与政治共同体的文化价值传统相关.民族传统的价值信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制度选择的思维空间.中西方在公共权力制约上不同的路径选择,隐含着对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秩序不同的价值预设.这种观念预设同制度演进形成了一种既相互支撑又相互限制的内在循环,并使观念演进和制度变迁一并呈现出了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