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律令时代的身份秩序

日本进入律令时代(7世纪中期至10世纪)以后,根据天皇的统治与"教化"所及与否,设定了化内化外身份秩序。在化内身份内,按"礼的秩序"建立了良贱身份秩序,其中良民包括在"礼的秩序"之内,贱民则被排斥在"礼的秩序"之外。在良贱身份秩序中,通过调整旧有的氏姓身份秩序,不断完善了良民身份内部等级的划分。     

中印古代贱民制之比较

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幸存与延续下来的两大文明古国.中国与印度古代贱民制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古代社会超经济强制和自然经济的产物,其特征是职业等级化、职业世袭化、等级内婚制,所不同的是印度古代贱民制发展的复杂程度和存在的时间,远远超越了中国古代的贱民制.在维系贱民制度存在的方式上.中国古代偏重于政治上的强制,而印度古代侧重于宗教思想的束缚.中国与印度古代贱民制的存在与发展、延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宋代科举担保新论

宋代士人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必须有保官或者保人为其相关情况做担保。应举者需要被担保的内容主要有籍贯、才学、品行、服纪、职业、年龄、举数等信息,具有担保资格的主要有一起参加考试的应举者、官员、书铺等。担保者必须严格审核应举者信息的真实性,确保其具备应举资格,如果考生出现违制行为,他们则要受到处罚。     

宅基地"资格权"的社会学意涵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方向,理解"资格权"的概念并对其实践形态进行考察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作为一种身份权利,资格权是新时期"大国小农"的国家农民关系在宅基地产权上的反映.确认资格权的过程是对农民和集体关系的厘清与调整,表现出固化土地保障属性、疏通资本下乡渠道、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等功能.在权能之外,宅基地"资格权"的社会学意涵体现在土地和"资格"的文化属性及其对农民和村庄的伦理意义.针对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一个可能的政策建议是在进一步明确宅基地"资格权"内容与边界的基础上,确定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前提,适度拓宽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范围.     

赋役黄册与明代等级身份

黄册制度既是明代的赋役之法,也是明代的户籍制度。它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等级身份:天下之人都是皇帝的臣民,而臣民之中又分为官绅、凡人和贱民等不同等级。黄册制度的衰亡使广大人民摆脱了徭役制的枷锁,而使人身束缚有所松解。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法律制度构建研究

在法律制度上落实中国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需要重构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元权利结构.在健全的宅基地所有权规则之上,才能建立健全的宅基地资格权与使用权.中国需要按照物权规则对宅基地所有权的权能进行拓展,并建立宅基地所有权的行使规则.农村宅基地资格权是农村集体成员依据其成员身份申请取得宅基地的权利取得权,其不具有可转让性,这保证了农民作为集体成员福利性权益的实现.在这种前提下,构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可以解决宅基地保障功能与财产属性之间的矛盾.鉴于农村宅基地的多种功能与属性,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律框架应当在作为私法的《民法典》和作为公法的《土地管理法》中同时搭建.     

荀子的"法、类"说与中国传统司法的"确定性"问题

荀子提出"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近也"和"依乎法而又深其类".本文认为,目前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司法"确定性"问题的讨论应该正本溯源,回到荀子对"法"和"类"的讨论上来,因为,中国从汉代开始的司法传统实质上是荀子"法、类"说的延续和贯通.     

"形式蕴涵"方案能解决蕴涵怪论问题吗

近年来,有学者以罗素的"形式蕴涵"为工具,对化解蕴涵怪论反例的进路又作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但仔细分析其化解过程及方法,实难说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因为形式蕴涵在根子上就无法解决蕴涵怪论问题.蕴涵怪论的根源不在于逻辑的形式化语言,而在于实质蕴涵与日常"若,则"句差异过大的矛盾.     

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探析

清代科举考试存在重视首场考试的倾向,书坊敏锐地意识到出版相关图书的商机,在与文人的密切配合下,大量地出版了内容符合朝廷规定、素质参差不齐的四书应举用书,包括"讲章"、"举业制艺"和"考据训诂"等,来全面满足考生备考所需。朝廷虽试图通过各种举措来消弭这些应举用书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地方官员和学校教官的怠职,这些举措收效甚微。     

詈语"老兵"考

词汇和社会生活是紧密联系的。在魏晋门阀制度的封建等级和门第观念的影响下,"将门"一词已变成了轻蔑讥讽的名词。由于军户本身所受到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一般又比民户更重,生活极端悲惨痛苦,军人实际上已沦为贱民阶层。詈语"老兵"的产生是对魏晋世兵制下军人卑贱化现象的一个真实反映。该词未被常见的权威词典收录,在唐代小说、笔记中,"老兵"之意常常被后人误解。     

论权利的伦理意蕴

过去的伦理学主要是义务伦理学,而社会伦理学可以看做是权利伦理学.在权利伦理这里强调权利优先于义务,道德权利是道德义务的前提.对于权利与正义何者优先的问题,应当具体考察,从社会伦理角度看权利优先于正义,而从普世伦理角度分析,普遍的正义优先于权利,这也是普世伦理理论建构的价值要求.     

论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

环境法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与民法、经济法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具有显著的差别。环境法意义上的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是环境权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指农业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对自然资源的财产权利以及从事与自然资源有关的财产性活动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考虑到了农村公民的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优先于一般的土地经济权利的法律地位。环境法还需要进一步将农业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一般意义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项独立的环境权。当全社会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而需要限制农民的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时,政府必须代表全社会向这部分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支付足额的生态效益补偿,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我国农业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环境法对于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的制度设计。     

女性受众与传媒中的“女性形象”

着眼于女性受众的权益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本着媒介的社会责任和自律原则,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应该从片面走向完整,从矫情走向平实.媒介在赢利至上的市场规则下,也应该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体现出一种温暖的人文情怀.     

论沉默权副作用及其消解机制——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沉默权副作用是构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最主要障碍,只有很好地消除人们的此种心理恐慌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沉默权制度。我国应当采用综合治理的方式建立沉默权消解机制:构建有限沉默权制度,从沉默权内部限制其副作用;构造配套措施,从外部消解沉默权副作用;加强社会治理,构建预防、理解和接受沉默权副作用的人文环境。     

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婚恋问题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最大的已进入而立之年,最小的也正值谈婚论嫁的黄金时期。他们的婚恋期待、婚恋方式、择偶标准、生育意愿等越来越与传统社会文化相疏离,越来越挑战传统的价值规范。这跟整个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当今急速变迁的时代里,在富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上,道德约束越来越苍白无力,部分人的婚恋偏离“以爱情为基础”的基本要求,婚姻质量下降、家庭不稳定等伴随而来。家庭、学校、社会要担负起各自的责任,帮助他们端正婚恋心态,纠正婚恋行为偏差,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使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顺利前行,和谐发展。     

南京地区职业女性健身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研究表明,南京市职业女性体育认知呈多元化趋势,大多数职业女性不同程度地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体育消费呈上升趋势。但是仍有相当部分职业女性游离在健身活动边缘。影响职业女性正确、合理、持久进行健身锻炼的因素有锻炼意识、角色转换问题,余暇时间少以及场地、器材情况等。必须开展正确健身理念的宣传,创造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建立各级职业女性体育活动组织,充实体育指导队伍,充分利用体育场地设施,对不同年龄、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的职业女性开发相应的体育项目,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     

社会保障权的概念分析

现有社会保障权的概念在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条件、目标和义务主体等方面存在分歧或偏差。从“社会保障”、“权利”这两个关键词的内在规定性出发,分析社会保障权的外延,可以认为,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在特定情形下,为保障生存安全或维持一定生活水平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获得国家物质帮助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一个有条件和限度的、有层次的权利束,包括特定的主体、内容和客体。     

试论白领流动对其政治权利的影响

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发展,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白领"群体受关注的程度不断增强.但是,社会更多的是关心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而对于社会流动对白领政治权利的实现的影响关注甚少.政治权利的虚置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更好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确保白领政治权利的实现.     

文化传播视阈下当代中国军事媒体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现代文化视阈下,我国军事媒体的发展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军事媒体在现代文化传播中的功能和作用,认真分析军事媒体在现代背景下存在的问题,努力采取应对措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论社会弱者健康权的实现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健康权是社会弱者行使其他人权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人权，国际人权公约对此进行了明确规定。从健康权的权利属性和给付行政下行政权行使的目的分析，政府负有促进社会弱者健康权实现的义务。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政府应主导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并通过行政给付诉讼为社会弱者健康权的实现提供司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