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役制初议

孟子把古代统治者的取民之法,归结为“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前二者是指对劳动产品的征敛;后者则是指对劳动力本身的征发。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赋税与徭役。笔者在对楚的赋税制作了初步探求之后(见《楚赋税制初探》一文,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7期),本文再对楚的徭役制略加考析如下。     

论秦代赋税结构及其沿革

本文力图勾勒出 ,秦代首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结构模式———赋税与徭役并行制 ,一般统称为赋役制度。探索秦一代的赋役制度 ,就其结构来说则以田租、口赋和徭役为三大支柱 ,辅以其他杂税和复除制度。农业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 ,秦代国家向土地占有者 (地主和自耕农 )征收的土地税 ,即为田租 ;口赋亦称口钱 ,即人头税 ,计口征税 ;徭役 ,则为无偿征取力役之课 ;其他杂税有工商、盐铁、关市类之课 ;最后是复除制度 ,由此构成了完整的秦代赋役制度     

唐代前期的杂徭

<正> 杂徭是唐代赋役制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但国内论者较少,现试作初步探讨。一唐代前期的赋役制度,基本的有四项:“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唐会要》卷83《租税上》);杂徭是其中的一项。杂徭,唐代文献又称“轻徭”、“夫役”、“夫”、“小徭役”等。《唐律疏议》曰:“丁谓正役,夫谓杂徭”(同上书卷28《捕亡律》《诸丁夫杂匠在役及工乐杂户亡者条》)。又说:“其小徭役谓充夫及杂使”(同上书卷13《户婚律》)。所谓“夫”属于小徭役之一种。杂徭是一种所谓轻徭役、小徭役,服役年龄比正役早。《敦煌掇琐》上辑琐三十载:“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问。十六作夫役,廿(二十一)充府兵。”夫役即杂徭。从十六岁起,就要服杂徭,二十一岁起服正役,充当府兵。《唐大诏令集》卷74《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敕》载:“比者,成童之岁,即挂轻徭;既冠之年,便当正役。悯其劳苦,用轸予怀。自今已后,天下百姓,宜以十八以上为中男,二     

南朝的徭役制度

南朝人民服役年限有缩短的趋向,宋比东晋短,梁、陈又比宋短。在法令上,妇女无徭役负担。南朝的徭役分为力役、兵役、吏役和匠役。“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的力役,类似北周的六丁兵、十二丁兵股役制度,即18人为一组轮番服役,每人每年役期为20日。南朝的世兵制已衰微,统治者多通过召募、征发、初兵制度强迫兵户以外的人服兵役。南朝的吏有文武之别,亦有上下层之分,下层的吏要为官府、官员服诸多杂役,吏的来源有多种途径。南朝的匠役主要由百工户和刑徒承担。百工户同吏户、滂户的来源一样,政府把一部分民户固定下来专服匠役。南朝徭役制度的特点是打上了浓厚的农奴化印记,但那时已逐渐推行番役制、雇借制和折钱代役制,说明国家徭役中的农奴制已开始动摇。     

明初鱼鳞图册再探讨

赋税和徭役是封建国家剥削和奴役农民的主要手段,是封建国家机器赖以存在并实现其职能的首要前提。马克思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封建统治者深知赋税的重要,“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宫禄食,庶事之费”。他们“强迫农民交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历代王朝都把赋役视作头等重要的大事,制订了各种严密的制度。明初的鱼鳞图册制度就是为保证赋税的征收而制订的制度之一。     

唐代两税法时期中央与地对“差役”的分割

唐代建中元年(780年)颁行两税法,是中央政权与地方政府分割赋役权益的斗争的一次总结,又是新的斗争的起点。关于赋税权益的分割,笔者已有几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讨。本文专门论述徭役问题. 封建徭役,作为封建国家财政结构的一项内容,自然也是两税法时期唐中央与地方分割占有的重要对象.这里拟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按两税法的改革,中央与地方是如何分割征调徭役的权益的?二是中央实际上又是如何染指地方性“差役”的得益的?错谬之处,盼批评指教。 两税法对徭役旧制的处置 建中元年唐廷推行两税法,不仅仅是改革税制,而且也包含着全面改革徭役制的目的。这从推行两税法的背景以及有关诏文可获说明。     

周代的军赋及其演变

<正> 周代的“赋”,在西周指的只是兵役。车马兵甲等军实的费用,只是与祭祀、庶事等费用同出于籍田之中,尚未形成一种专供军实费用的征收制度。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籍田制废止,助法变为彻法后,在兵役、田租之外,车马兵甲等军实费用,才开始成为国家经常的税收。军赋已包括兵役和车马兵甲等费用,并且逐渐成为征收军实之费的专称。到战国以后,兵役、田租与车马兵甲等费用的征收,更成为三种截然不同的剥削制度。兵役与一般徭役的征发,被统称为“力役之征”;祭祀、禄食、庶事等费用的征收,被统称为“粟米之征”或“田野之征”;车马兵甲等费用的征收,被统称为“布缕之征”     

释“皂隶食职”并论奴隶制农奴制的问题

本文认为,我国古代奴隶阶级中,奴隶的职务有大小不同,其职务不同,也就表示等级,亲疏(与主人的远近关系)的不同。西双版纳傣族的奴隶制,基本上是家长奴隶制性质,奴隶中名称不同,来源不同,职役也不同,因而有等级的差别,这恰好与商周“皂隶食职”相似或相同。本文还认为,徭役制度是农奴制度的根源。如果田间耕作釆取奴隶劳动的形式,那就是奴隶制;如果采取份地形式,而为主人提供徭役赋税,那就是农奴制度。孟子所讲的井田制,显然已非原始的井田制,而已是包含着封建性的井田制。湖北云梦发现的秦简证明,商鞅最初并没有废除井田制。     

宋元赋税制度之比较

封建赋税,包括税和役两部分。战国时期赋税“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三项。只有粟米之征是土地税,是以经济为内容的税敛,其余两项则是按人或户征军需物料及直接服役的人头税。这是由奴隶社会的人身占有前进为人身控制初期的剥削内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此后的中国封建赋税就是在此基础上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自战国到明、清,最突出的是随社会的前进,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征赋税以经济为内容的比重逐渐增加,人头税相应减少,最后在封建社会临终的清朝前期,以“摊丁入亩”的形式将人头税全部摊入地亩,按亩课征。宋、元的赋税制度就是这个总变化中的一部分,明显体现着这个时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新的特点。     

秦亡汉兴之因再探

本文通过对秦末汉初的社会形势、经济情况、人的价值观念以及秦汉统治者治国策略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再论秦亡汉兴之因。认为素所以亡,主因不是以往所说的“赋税太大”、“徭役太重”、“用刑太极”,而是由于过急、过广地强行全面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刘邦在建汉前后能够审时度势,采用适于当时社会现实、价值观念的适度分封和郡国制,使汉朝兴盛起来。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已复为正一岁”句试解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讲到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徭役制度时说:“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按中华书局标点本句读)对这段话的最后几句,一向有两种句读法:一作“又加月为更丰,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二作“又加月为更卒,已复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与大族之间争夺劳动人手的斗争

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大族之间、大族与大族之间三种形式的人口争夺。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仅限于第二种形式,亦即封建国家与大族之间的争夺劳动人手的斗争。这种斗争相当激烈,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有密切的联系。大家知道,人口是向政权机构提供赋税力役的源泉,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脱离不开的立国的基础。一般说来,在生产不发展的古代,国家的强弱与它控制劳动人手的多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国家用来控制人口和征调赋役的手段,是一套长期形成的严密的户籍制度。     

秦代人口比例与人口下降问题——以刑徒墓的发现为例

从秦始皇陵徭役刑徒墓的发掘看,秦代每年至少要使用200万以上的青壮男性从事各种力役。如果再加上大批育龄妇女进入服役人的队伍,可能每年服役青壮男女会达到三四百万,再加上徭役及战争中病死、累死或被杀,必然会造成各种类型的人口比例失调问题,严重影响正常的人口繁衍。     

共享经济下劳动规章制度异变及规制

共享经济对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带来了极大冲击和挑战，用人单位之劳动规章制度发生了重大异变。新形态下劳动规章制度的性质更加具有“格式化”表征，“集体合意”性质更加丧失殆尽。劳动规章制度的载体变化主要是：“边缘化”与“碎片化”严重；“无纸化”与“模糊化”加剧；“捆绑化”与“默认化”普遍。惩戒权的变异表现在惩戒依据、惩戒方式、经济罚和救济四大方面。新型劳动关系监管理念是统管与分层同举、严管与宽容并济、政策与法律兼容。劳动规章制度监管路径新构想是：坚持原则、矫正正义、解构载体、松绑程序和分配责任。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改革对象———保甲制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重新拾起 ,并逐渐在全国推行 ,这就是所谓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固然与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 ,国民党这时推行的保甲可分为“剿共”保甲和“新县制”保甲两种体制 ,它们在推行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 ,它们又同属于保甲制由式微到复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保甲与自治的关系由相互对立发展到了相互融通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在一步步地加强 ,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发展趋向     

论孟子的经济思想

孟子的经济思想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为恒产学说,主张使封建小农有百亩田,五亩宅,树木家畜的私产学说,其目的在于发展生产,稳定封建统治;二是小农经济理论.从战国社会发展中,孟子认识到封建个体小生产农民经济,是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支柱,因此他构想出一个封建小农经济模式,希望当时的统治者采取有利于这种经济发展的政策,如"薄赋敛"、"勿夺民时"等,使封建经济得到发展;三是孟子的财政赋税观.孟子主张单一农业税,反对当时的"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三税同时征收的制度.孟子反对重税,但也反对过轻的赋税,主张在"取民于有制"的同时,也要保证国家的财政税收.他主张征收生产税,对于不创造财富的部门和人不征税.     

对劳动的再认识

(一)“劳动”的演化最早对劳动进行论述的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是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要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并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的著名论断。随后,魁奈指出“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增加财富”(《经济表》);理查德·坎蒂隆认为“土地是所有财富产生的源泉,人的劳动是生产它的形式”(《商业性质概论》);罗伯特·雅克·杜尔阁提出“土地离开了劳动便不能生产出任何东西”(《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些论述都是从财富的角度引入劳动,强调了劳动…     

试论唐前期中男服杂徭的法定役期

唐前期中男服杂徭役期为丁男的一半，即法定役期为20日。它在国家财政收入上形成半庸。随着两税法“人无丁中”原则的确立，唐前期中男服杂徭的法定20日役期制度遂告解体。中男服杂徭的20日役期是中国古代政府对地方非法徭役在制度上长期规范的结果，也使唐代对杂徭的征派进一步细化。中男法定役期在唐宋之际的解体标志着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主体还是用户？——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数字劳动的本质内涵再审视

“数字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范畴之一。数字劳动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脉络中存在着“结构研究”与“要素研究”两条进路,其论争集中于劳动主体数字化的论域中,由此体现出用户与主体的区别。用户本质上是主体与数字化媒介的结合,加之以数字化媒介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质,进而形成了数字劳动中主体与用户的动态关系。基于此种动态关系,“主体用户化”凸显为数字劳动概念的核心特征,并通过同时在场的三条演化路径展示出其社会历史内涵,即“数字化环境下的主体劳动” “主体数字活动即用户数字劳动”以及“主体数字劳动”。这一阐释方式充分说明了数字劳动的标识性特征,既回应了理论争鸣,又观照了社会现实。     

从出土《秦律》看秦的婚姻家庭制度

我国古代对婚姻的理解,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婚姻的目的,在于宗族的延续和对祖先的祭祀,所谓“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①婚姻与家庭是联系在一起的,婚姻是家庭产生的前提,家庭是缔结婚姻的结果。家庭是人类社会的细胞,因此家庭一旦产生,就要直接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和兵役。“家”、“国”实际上是相通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②“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③秦国在商鞅变法后,高度重视家庭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並对婚姻家庭制度作了一些具体的成文规定。现根据出土《秦律》的资料和有关历史文献对秦国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一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