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创作地考辨》补证

本文在《＜归去来兮辞＞创作地考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归去来兮辞》标题的深刻内涵及其正文有关句式的重要意蕴,得出更趋完善的结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作于彭泽辞官之后、诗人归田之前,全赋内容纯为悬想之辞。     

《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归隐心态的比较

《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两者同为对归隐生活的想象之词,且都用大量的篇幅描写归隐生活之趣,但由于作者的家庭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不同,他们有不同的归隐方式——归于自然中的山水与归于山水中的自然;有不同的情感基调——乐以载忧与乐以忘忧。因而两篇辞赋的归隐心态也大有不同,这不同表现为:被迫的逃避与自觉的返途。     

《归去来兮辞》的真情分析

《〈归去来兮辞〉并序》是人教版语文教材必修五的第四课,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可见此文成就颇高。《归去来兮辞》的创作不仅是陶渊明结束多年徘徊的决定,也是他回归田园的宣言。《归去来兮辞》由“序”和“辞”两部分组成,序文交代了本文写作时间背景以及自己辞去彭泽令的原因,正文将生动可感的生活情境与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联系在一起,抒发了作者决定离开官场、回归田园后,所流露出的自然真实的情感。也正是这份自然真实、发自肺腑的情感让人深受感染。本文根据作者的情感脉络,从真情的内涵、真情的展现和真情的价值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来"字考辨

关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来"字的解释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持"语气词"说者虽众,然或论据单一,疑点重重;或局限于浮泛的解析层面,却并不符合陶翁作品的内质深意,存在诸多误读.本文从陶渊明作品的用词习惯和生平经历入手,以理解陶渊明作品深层内涵为基础,对与其相关作品中"来"字的用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考证,注重考察陶渊明作品深远的"诗意"内容,并进而探究了<归去来兮辞>"来"字的词性与意义,认为"来"字为实词,表示由彼至此、由远及近,与"去"、"往"的意义相对.     

《归去来兮辞》创作地考辨

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以诗名世,也以辞赋名家.欧阳修曾指出,"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一篇而已."①对<归去来兮辞>(以下简称<归>)推崇备至.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定该文作于老家柴桑.其实,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影响了该文的审美层次.通过考辨发现,<归>文的创作地应为县衙彭泽.     

频问无须答,况味心自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赏析

看清了官场的黑暗,悟出了世风的秽浊,思寻那属于自己的清净之地,于是陶渊明唱出自己的心曲《归去来兮辞》。回家的喜悦融入景中,脱尘的轻松现于形迹,无论是鸟,是树,是风,是云,是路,是屋,都承载着他的情感在欢歌;归来的愉悦显于举止,乘轻舟,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归去来兮辞》生态话语分析

晋代诗人陶渊明的辞赋《归去来兮辞》虽已被从多重角度分析讨论,但从语言学角度对其生态意蕴的解读还不多见。文章以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框架,从生态话语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语气及情态、及物性和主位系统等多层面解读,研究发现,祈使语气将诗人“主客二分”,刻画了热爱自然的“主_陶”和留念官场的“客_陶”,疑问和陈述语气以及高情态操作词凸显了“主_陶”对 “客_陶”辞官归田的规劝;动作、心理和关系过程表现了诗人对自然的趋向意动、热爱的情感和同化的认知; “主_陶”、非人类生命体和物理性要素充当主位凸显语篇生态性。      

《归去来兮辞》的佛教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即将回归田园时的作品,其间所述回归原因与方法时,与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颇相一致,也正因为《归去来兮辞》所蕴含的思想情感与佛教有相通之处,所以,它还对后世净土、禅宗两大宗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促进了二宗思想的传播。     

近三十年《归去来兮辞》研究综述

本文将结合近三十年间关于陶渊明及其<归去来兮辞>的研究成果,从创作时间和地点,陶渊明归隐的原因,作品渊源与艺术特色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总结.     

《欢喜冤家》中的明代戏曲资料补证

《欢喜冤家》中存有不少明代戏曲资料。之前有学者对其进行考析,然搜罗未全。而近来我们对古典戏曲的研究,已经从单纯对文献的考辨转向对立体的戏曲传播活动的考察。如果以戏曲传播的眼光重新审视小说,我们可以整理出更多资料,并对已有的文献材料进行新的阐释。这些戏曲资料可分为三类:戏曲文献、演剧史料、戏曲典故。     

屈原绝命辞考辨

屈原自沉汨罗江,是屈原生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论定屈原的绝命辞,又有利于破译其自沉之谜,所以历来受到楚辞研究学者的重视,研究的结果也是众说纷纭,大致有五种说法:即《怀沙》说,《惜往日》说,《悲回风》说,《橘颂》说,《离骚》说.笔者综合考察《九章》的作品,以求获得一个完整的脉络,从而确定屈原的绝命辞是《怀沙》.     

试论正史补表类史著的缘起与反响——以南宋熊方《补<后汉书>年表》为中心

正史由纪、传、表、志四部分组成的体例始自司马迁的《史记》而奠定于班固之《汉书》。然而自陈寿的《三国志》以降,讫于魏晋至隋唐的诸部正史皆无表,此现象源于当时文尚简要的史书编修理念和编年史体的式微。入宋以后,编年史迎来中兴,正史之表因存编年之旨而得到了史家的关注与重视,并诞生了为前代正史补表的专著。南宋初期,熊方所著《补<后汉书>年表》是目前所知正史补表类史著的草创之作,补表之学由是发端。该学在清代朴学之风的影响下盛极一时,且在风格上亦有显著变化。熊氏《补表》重义理褒贬,清人补表重考辨辑补,彰显了不同时代的史学特色。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神异经》“嘲讽之辞”考究

基于对原始思维的文化吸收,战国以来儒士们积极参与的宗教造神运动,不仅共同催生了《山海经》,抑且提升了这部典籍的摹本效应,乃至有《神异经》的叙事模仿和相关“嘲讽之辞”的应运而生。就叙事意义而言,《神异经》“嘲讽之辞”借助了广征博物的时代习尚,通过伪托性质的异人抑或禽兽比附道德品质,藉此传达出深受方术影响的儒者对世风和人情的隐性观照。     

况味心白知：归去含凄凉，欢歌有余痛——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教后有感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的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豪迈宣战书,他以诗心慧眼来透视生活,用生花妙笔来点化景物,通过无拘无束的乡间生活的再现和云淡风清、明净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展示了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也反映出诗人厌恶官场、远离世俗的孤傲之态。人们谈论《归去来兮辞》习惯于称道陶渊明的田园之乐和隐逸之欢,而忽视了潜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悲凉。我在研读文本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诗人抒写欢快喜乐的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到他的酸心隐痛的词句,揣摩、品味这些词句的深层内涵,我觉得,《归去来兮辞》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篇吐露隐痛,舒展苦闷的心灵悲歌。下面结合文章内容对此稍作分析。     

训诂论证的有效与结论的可靠——再论《论语》“植其杖而芸”与《归去来兮辞》“植杖”

训诂结论的可靠取决于论证的有效。有学者认为《论语》＂植其杖而芸＂指水稻中耕除草培苗。这是以或然为必然,不能成立：水稻当时未占主要地位,＂耘＂＂耔＂并非水稻中耕特有,《天工开物》特指水田以手拔草的＂耘＂不能用以衡量上古文献,出土汉代文物既有水田耘田又有握锄除草,断言＂植＂不能释为＂放置＂,不符合语言实际。有学者认为此＂杖＂是＂犁杖＂。这是以特殊为一般,不能成立：释＂杖＂为＂犁杖＂是偷换概念;所谓＂古人关于耘、耔的训释恰与犁杖耕耘禾垄的作用相吻合＂这一证据,既不符合铁犁历史,又不符合古汉语实际。     

浅谈出土文献对《汉书·艺文志》的补证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学文献，它保留了大量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资料目录。今天，许多《汉志》中收录的文献或亡佚，或内容出现衍、脱、讹、倒等现象。出土简帛、木牍中有不少古代文献，对《汉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个方面都有不少补证。     

《离骚》乱辞新解

自东汉王逸以来,学界对<离骚>乱辞的解释存在颇多争议和疏漏,譬如彭成为何许人,为一或为二,彭咸水死说的证据何在,释彭成之所居为水死的合理性又何在?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楚辞>文本和当时语用实例,提出:彭成本为二人,彭咸水死说系汉人因屈原水死逆推所得,<离骚>中的彭咸是诗人对他所请教的巫师的借代称呼.居是安顿之意,从彭成之所居即听从巫师的指点,所居的内容则是远逝,这在<离骚>文本中皆有落实.因而<离骚>乱辞只是对前文的总结:前二句对应诗歌的前半篇,痛陈国无人莫我知的苦闷;后二句对应诗歌的后半篇,叙述彭咸等巫师的指点以及诗人如何听从他(们)的安排.     

《广雅疏证》所言《广雅》之误浅析

《广雅疏证》所指出的《广雅》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训释、文字和条目三个方面。训释之误分为《广雅》本身误训和沿用前人误说两种情况。文字之误表现为被释字之误、解释字之误和两者均误,其致错原因主要是形似和音近。条目之误主要是窜字、脱字、衍字和倒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