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云南民族文化及其变迁

元代国家空前大统一,云南地区作为元朝的一个行省,第一次归于中央政权直接管辖之下。蒙古人、回回人、汉人较多进入该地区。各民族间联系加强,各民族文化与婚俗相互影响。这有利于缩小西南边地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差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

哲学塑造了人格精神,人格精神又决定了诗文风格。 文风的走向就这样被学术的流变规定 着。元代诗文的发展与学术流变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沿着学术流变的线索来把握元代诗文发展的线索,从而认识和界定元代的诗文流派,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和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元代诗文的发展就其主体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六大流派,即前期的南北抗衡 ,中期的东西并峙,后期的吴越对立。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从佛道之争看元代宗教的宽容政策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其统治阶层是由蒙古族为首的多民族贵族的联合体组成.其治下各民族皆有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当时佛教的禅宗和吐蕃佛教与道教中全真教派曾获得统治阶层的支持提倡而先后风行一时,它们之间又曾发生剧烈的矛盾和冲突,并由蒙古统治者出面主持了两教的大辩论,尽管道教辩论失败,但是道教在元代仍得到宽容,自然流行.对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政策是元代文化一个鲜明的特点.     

姚枢与元代理学

元代理学一方面继承程朱学说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和合朱、陆,兼采两家之长,为宋理学注入务实思想,使理学得以发扬光大,因此,它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理学在元代得以传播与发展,有三个重要条件,一是统治阶级的支持与倡导,二是名儒赵复载籍北上,三是许衡等人的宣传之功。在这三个重要环节上,都同姚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没有在理学思想上提出新的见解,但在对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发展、发扬光大方面,其历史功绩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元代成吉思汗家族汗位之争及善后措置的探讨

元代汗位争夺激烈,汗位更替频繁.在汗位争夺过程中出现了诸王家族集体行动、分封大宗与总兵诸王角逐汗位、家臣活跃诸特点,这与蒙元的分封制度、血缘原则及其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文道离合与元代文学思潮

道统与文统说形成于南宋。元承宋后 ,道统与文统的关系问题 ,就成为影响元代文学思潮特别是文章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韩愈以至宋初古文家认为道统与文统是二而一之的 ,但宋理学家认为“文章害道” ,于是形成义理之学与辞章之学的对立 ,此后文、道各有统绪。宋末及元人认为 ,这种文道分离 ,造成了文道俱弊的局面 ,于是倡导文道合一。元中期代表性的文风就是在文道合一的理论背景下形成的。但元中后期道统衰微 ,文人们又有离道的倾向 ,文道又呈分离之势。在文人离道倾向影响下 ,生发出元末文学思想解放的萌动。     

华夷一体与元代文学的真情俗趣

元王朝由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肇建,文学接受主体出现了新变：在蒙元统治者喜好倡导之下,俗文化、俗文学有了广泛的市场。从文学创作主体看,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文士大量涌现。贯云石、兰楚芳等异族曲家不避俚俗,以真挚的情感描写爱情闺怨,且常常注重对于女性身体的感官描写。少数民族士人操笔之杂剧,以及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杂剧,多婚恋题材。诗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雅文学,民族作家也将崇真贵俗的审美理想融入其中;华夷一体的文化环境影响下,元代香艳题材的诗歌创作繁盛一时。“真情俗趣”或可称之为横摄于诸文体间,元代文学整体的精神样貌。这一现象蕴含元代作家以“民族气质”为中介的多元文化交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元代绘画与体用思想

中国学问里讲究"体用",中国古典美学本身便是"即体即用"、"道器不二"的自洽系统。元代士人及画家便是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展开对画学的思考,"体用一元,显微无间"的思想使得绘画逐渐被确立为"发明本心、陶淑心性"之工具,成为直指人心的学问。     

元代云南政区土官土司的设置及相关问题再考察

元朝政府通过在云南政区进行相应行政设置和管理,结束了自南诏大理国开始的地方割据情况,使云南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体系中,真正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代在云南的设置中,土官土司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土官土司制由常规行政体系中任命土官和专门为少数民族首领设置官职体系,即宣慰司体系两条主线构成.这两条主线既有交叉又有重合,重合部分就是对少数民族首领的任用.云南政区的土官土司制在元代开始形成,并不断变化,不仅对云南的地方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更为明清时的土官土司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高丽忠宣王王璋

元朝通过在高丽扶植亲元势力、联姻、设立征东行省等手段牢牢控制着高丽政局.高丽忠宣王是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并遭遇了政治命运上的大起大落,高丽忠宣王一生的政治遭遇表明高丽王或世子在元朝政局中的地位和立场不论对其政治命运还是对于元丽政治关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

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领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二人有着整整20年的关系和友谊。段祺瑞追随袁世凯,为袁世凯的成功竭尽全力,袁世凯则提拔、重用段祺瑞,委段祺瑞以重任。袁、段配合默契,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均与其有关。但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袁、段关系裂变。尤其是在帝制问题上二人矛盾激化,先是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的兵权,继而段祺瑞消极抵抗。北洋集团分裂,袁、段矛盾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元代蒙古王室与畏兀儿亦都护家族联姻考

蒙元时期,畏兀儿亦都护率先归附蒙古国,成吉思汗使其尚公主,并列为第五子。蒙哥汗在位期间,亦都护家族卷入蒙古汗位争夺的矛盾中,与蒙古王室的联姻关系受到一定的影响。经过几位亦都护的努力,到火赤哈儿的斤时,又重新恢复了联姻关系。蒙古王室与亦都护家族基本上世代保持着联姻关系,一直延续到元朝的灭亡。通过联姻关系,畏兀儿人成为蒙古统治者重要的政治、军事盟友,为稳定西域的局势、征服中亚以及南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元代亦集乃路儒学浅探

文章主要依据黑城出土文书对元代亦集乃路儒学的文庙祭祀、教学内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考证。文章指出,亦集乃路的儒学教育是元代地方教育普及化的一个缩影,体现出地方儒学"庙学合一"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反映出元代南北儒学的发展存在差异性。     

元代马薛里吉思家族与回回医药文化

本文以元代撒马尔干籍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家族为中心,考察其嫁接希腊医学和阿拉伯医学文化的重要作用及在中国传播回回医药文化的贡献,以家族个案佐证中古景教方伎化的华化特点。     

罗马天主教与蒙元的关系

13世纪初,罗马天主教就开始与蒙古接触,罗马教皇曾派方济各会会士面见蒙古大汗,劝其停止征战;率领十字军东征的法王路易九世也曾让另一位方济各会会士前往蒙古军队送信,以联合对付伊斯兰教国家,但都未成功。蒙古入主中原并建立元朝以后,却又主动要求罗马教皇派遣天主教士来华,于是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并且得到传播和发展。这一变化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宋代百戏与元人杂剧关系考述

本文略考了宋代百戏的发展演变，对宋代百戏的概念范畴进行了界定，并考证其对元杂剧唱、念、做、打四功中“做”功与“打”功形成的影响，旨在为研究元杂剧表演体制的形成提供参考借鉴。     

南宋语录体散文初探

本文略考了宋代百戏的发展演变,对宋代百戏的概念范畴进行了界定,并考证其对元杂剧唱、念、做、打四功中"做"功与"打"功形成的影响,旨在为研究元杂剧表演体制的形成提供参考借鉴。     

试论蒙元时期藏传佛教传播

蒙元以前,藏传佛教主要分布在原吐蕃统治区域.公元13世纪,面对崛起的蒙古帝国,强大的蒙古军队,以萨迦班智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高僧,凭借过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政治眼光,努力弘传佛法,不但使蒙古贵族接受并信仰了藏传佛教,而且从空间上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势力范围.藏传佛教在蒙元时期的传播,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它不仅充实了中国佛教的内容,还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元朝宫廷乐舞简论

宫廷乐舞是中国古代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的宫廷乐舞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元代的宫廷乐舞有雅乐和燕乐之分。雅乐基本上是前代的延续,燕乐则具有多种民族文化成分,反映出时代特色。元朝宫廷乐舞的建立,与忽必烈推行汉法有密切关系,是汉法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