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生育权及其立法构想

本文简要论述了生育权的概念、性质、内容及立法的必要性, 并提出了我国生育权的立法构想。     

论生育权在私法领域的存在——兼解读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九条

生育权是作为基本人权的一部分而被提出和接受的。然而,生育权应有在私权领域存在的必要性。民事立法文本中生育权规范的缺失有其历史原因,并非立法对该权利的否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规范生育权的初衷在于为司法界解决有关＂生育权＂的实际纠纷提供立法指导,但它同样也可以为＂生育权私法化＂的实现提供立法支持。     

在押罪犯生育权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权实现了从身份权到人格权的转变.作为一项人格权,人人享有生育权,在押罪犯也不例外.我国法律对在押罪犯的生育权规定一片空白,实践中在押罪犯的生育权基本上无法得到实现.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在全国上下关注在押罪犯人权保障的潮流背景之下,探究罪犯生育权的法理、立法和技术层面的支撑,以及实现罪犯生育权的制度设计,以期能够对立法、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生育权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生育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一种人格权,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应是生育权的主体.未婚或独身者乃至死囚都应当享有生育权,至于其是否能够行使和实现生育权,则是国家立法政策的选择问题.     

再论死刑犯的生育权

生育行为作为人类繁衍子孙后代所特有的社会行为,是每个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我国刑法并未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但由于其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故应通过相关立法完善来保障其生育权的实现.     

论生育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生育行为是自然的生理行为，但人类的生育行为是有意识的生育活动，必然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人类的生育活动历经了自然生育阶段、生育义务阶段和生育权利阶段的进化。生育权是19世纪为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基本人权之一，所以说，生育权是人格权，并非身份权。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由此引发男性是否具有生育权、独身者是否享有生育权、死囚犯是否享有生育权以及死后是否仍有可能享有生育权等一系列有关民法对生育权的保护问题，我国对生育权立法时，应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生育权理论前提之重构——析《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

以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的评析为平台,首先从法理逻辑结构和社会转型的现实两方面着手,论述生育权、身份权定位的不当之处;其次,以人格权为目标重构生育权的理论前提,并论证人格权作为生育权理论前提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初步完成了立法层面生育权理论前提由身份权向人格权的转变,其深层内涵则透视出社会、国家和政府对妇女基本人权的认可与保障,体现了立法“以人为本”的主流观念。同时,也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基本体制的构建提供了经验。     

配偶间生育权冲突之法律规制

配偶间生育权冲突是最常见的生育权冲突现象,而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在拓展配偶间生殖自由的同时,也加剧了相关冲突.结合各国配偶间生育权冲突配置的相关法例及学理争议的研究,分析不同制度的利弊,研究相关学说的得失,建议我国应立法对此规制,即对孕前的生育权冲突赋予夫妻平等的决定权;孕后的冲突应强调女方单方面的决定权,但应在合理期限内告知配偶.对于不能协调的生育权冲突,允许当事人通过解除婚姻以重新寻求生育权的实现.     

有关人工生殖立法的基本原则--立足于人口发展与平衡之和谐战略目标

人工生殖技术改变了人类的自然生育方式,对该技术如果任凭人们自由使用,将使我国人口发展与平衡的和谐受到严重冲击,必须对人工生殖技术的运用加以规范,即进行人工生殖立法.从生育权的属性及其特征出发,要保持我国人口的发展与平衡,人工生殖立法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夫妻的共有生育权应受法律的尊重和保障;生育必须符合人类繁衍、生殖的自然规律;采用人工生殖方式须夫妻双方合意;人工生殖方式是夫妻施行其生育权的辅助手段;合理限制原则;人工生殖方式的严格行政管理.     

强制婚检的现状与对策

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婚检立法的现状入手，分析了强制婚检与自愿婚检的利弊，认为在现阶段，需对婚检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应当实行强制婚检。但同时又认为，公权对私权的干预应保留在最合理的范围内，强制婚检仅限于限制生育权，而不是限制结婚权。最后，通过对婚检制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探讨，为限制生育权的强制婚检制度的操作扫除障碍，提供其现实的可行性，并希望以此为契机，为强制婚检的立法难题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议。     

新中国50多年来宅基地立法的历史沿革

宅基地立法是宅基地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土地制度演变与土地管理体制演变,可将宅基地立法分为宅基地私有时期的立法、人民公社时期的宅基地立法、改革开放初期的宅基地立法、城乡土地统管阶段的宅基地立法、城乡土地体管理制转轨阶段的宅基地立法等五个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立法内容,不同的立法内容具有不同的特点.     

基于宏观视角的中国信息化立法研究

国内外信息化的发展，要求必须加快信息化的立法工作。信息化立法趋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行政信息资源的管理带来的立法问题；另一方面是建设电子政务所带来的管理和规制问题。信息化立法包括信息化权利立法、信息产权立法、信息技术立法、信息安全立法、信息贸易立法。当前，信息化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信息化立法缺乏统一的体系；有关信息化建设的立法地位普遍不高且调整乏力；信息化立法追求小而全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和发展不平衡；信息立法总体质量欠佳，内容宽泛粗糙，条文不精细，可操作性较差。就一般对策而言，要加快信息化立法步伐、加强立法的理论研究与促进工作、建立健全信息法制建设的反馈机制、规范信息化法律体系；就专门对策而言，就是要制定《中国信息化基本法》的建议；就目标对策而言，就是要构建中国信息化法律法规体系。     

论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必将迎来环境立法新的活跃期。提高环境立法质量是实现环境法治的前提,因此,环境立法的科学性研究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实现环境科学立法首先要克服已有环境立法的弊端,完成环境立法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导的转变。其次,环境立法要避免盲目移植国外立法即“移植立法”。最后,不能忽视立法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要减少“突击立法”。环境立法的科学性意味着环境立法不再是以前被动的、填填补补的立法,而是一种主动的、有目的的、系统的、引导性的、具有适度超前性的立法。要克服已有立法的弊端,建立和强化环境科学立法,不仅要树立环境立法的时空观,注意环境立法的内部性协调和外部性协调,强化环境立法的协调观,还要重视环境立法技术。     

地方立法中促进型立法探析——以浙江地方立法实践为分析视角

地方立法通常有促进型立法与管理型立法之分。由于促进型立法具有特定的立法宗旨与立法价值,成为地方立法的一大特色;促进型立法与管理型立法在立法目的与原则、立法范式与调整手段上具有差异性,因而在促进型立法的相关制度构建上,应尽可能反映自身的立法特点,尤其是在行为模式的后果设计上不应拘泥或等同于管理型立法的通行做法。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中的职务犯罪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职务犯罪立法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角度和我国刑事立法的现实状况来看,我们认为我国刑事立法应当努力追求整个立法"严而不厉".特别是就职务犯罪立法而言.更应以此为立法指导精神.     

关于地方立法的审视和反思

我国现行地方立法的制度设计上有许多不科学之处,地方立法实践中呈现出许多问题,比如立法权的平等性问题、授权立法的形式性问题、立法能力的有限性问题、重复立法和观赏性立法过多等。建议通过修改立法法等手段,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级市)以地方立法权,进一步扩大地方立法权限,建立地方性法律法规有效期制度和定期清理机制,并且明确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范围和重点,以更好地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     

论创新性地方立法的良法标准

创新性立法是指地方立法机关为了填补法律、行政法规的空白以实现地方职能而进行的立法,具有地方性、创新性、暂时性等特征。创新性地方立法除了遵循一般的良法标准,还应该遵循特定的良法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合宪性、政策依据性、实验性、应急性、地方性和特别授权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创新性地方立法的发展趋势应该禁止地方立法涉及公民实体权利限制、缩小经济改革立法范围、大力倡导地方立法对弱势群体权益保障和社会公益保护立法,允许地方立法对地方公权力限制及公务员管理。实现创新性地方立法是良法的特定程序是:中央立法一旦制定,创新性地方立法要及时废止或变创新性地方立法为执行性地方立法。     

政府立法的科学化探讨

推进我国政府立法的科学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前提。我国政府立法在立法理念、立法内容、立法技术等方面还存在缺陷。加强政府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立法理念,改进立法的内容,健全政府立法专家论证制度,建立政府立法回避制度。     

建立我国律师参与地方立法辩论制度的探索

立法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逻辑起点,法律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法治建设的水平和成效。立法辩论制度作为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立法原则。律师参与立法辩论,有其职业特殊优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立法辩论制度,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地方立法程序,探索地方立法途径,特别是对于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