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宦官的参政预军制度——从《杨文公谈苑》所载一首诗说起

《杨文公谈苑》里记录了一些宋初宦官预军、辅政的经历,此外还保存了宋代宦官的诗作,为研究宋代宦官提供了详实的史料.宋初有不少宦官参与各类政治军事活动,他们为太祖、太宗统治的巩固提供了助力,有效地防御了边境.两宋笔记对宦官们的记载多集中于其具体政治活动,而忽略了他们的文化活动尤其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因而《杨文公谈苑》所记录的这首诗保存了极为难得的史料     

略论《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料价值

陈寿《三国志》叙事过于简略 ,对所据旧史删削失当 ,以致三国史实不明之处甚多。刘宋时期 ,裴松之参考群籍而为《三国志》作注 ,补充记载了大量的关于魏、蜀、吴三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融合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从而完善了陈寿《三国志》的史料体系     

《史记》所载周霸事迹考

关于周霸其人其事,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其中《孝武本纪》《封禅书》《卫将军骠骑列传》《儒林列传》等篇章均简略记载了周霸这一人物和其相关事迹。此后,史书对周霸的记载均沿用《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并无增补,以至于周霸其人其事在后世多有未明之处。现遍考《史记》等文献,钩稽分析现存史料,从周霸的仕宦经历、交游情况和学术成就三方面加以论述,以期摸索出周霸相对完整和真实的生平事迹。     

《明史·僧、道录司》辨误四则

《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僧、道录司》中记载的一段话,叙述了洪武二十四年清理佛、道二教的法令制度,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这段话疏漏、舛误之处颇多,需要校补和更正。     

对《辽史》中关于王爵封授情况记载的辨析七则

爵位封授在封建王朝官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辽史·百官志》中对爵位的封授、设置情况未有记载.为从史料中窥见端倪,笔者对辽代爵位封授情况进行了初步整理,在对有关封王情况的整理过程中,发现《辽史》中部分相关记载似有疏漏之处.现提出几点拙见.     

《梁书》、《陈书》的编纂得失

本文从历史编纂角度对《梁书》、《陈书》进行了考察，指出两书优长在于：较高的史料价值，朴实的优良文风，简严的叙事描写；它们的缺失则是：存在一些曲笔文饰之处，若干记载有矛盾舛误，轻视科技人物及史实。     

唐史孝章家族族属再考

唐史孝章家族在九世纪时崛起于魏博藩镇,显赫一时。然而由于史料记载的歧异,其族属存在着奚族说、粟特说、突厥说和回纥说的争论。综合辨析各种史料记载的史氏家族族属信息,可见诸说均有扞格难通之处。考察史氏家族与灵武、建康的密切关系,以及以北海为望的原因可知,其很可能为粟特人。新出土《史孝章墓志》所载史氏出身信息亦证明其来自中亚,进一步印证其为入华粟特后裔。史氏家族迁至河北后与当地的奚人关系密切,应是两《唐书》记载其为奚人的原因。     

《邵氏闻见录》有关王安石若干史料辨误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是宋朝重要的笔记著作之一,书中有不少关于王安石的记载,为研究熙丰变法者所习用。但书中多有议论失当、叙事讹误之处,不少内容出于有意作伪。本文对上述有关王安石的若干史料进行了考证和辨误的工作     

1986年日本蒙元史研究概况

1986年日本的元史、蒙古史研究又有了新进展,现据《史学杂志》第96编第5号登载的有关文章编译介绍如下: 关于金末元初时期,牧野修二《成吉思汗对金国的进攻(一)》(《论集》,爱媛大,法文,文学科编十九)一文围绕成吉思汗对金国的进攻,分析了各种史料之间的牴牾之处,把《元史·太祖本纪》对成吉思汗进攻金朝记载中的重复、混乱与《金史》、《圣武亲征录》等书的有关记载作了周密的对比。对成吉思汗进攻金国的经过进行了新     

《读史方舆纪要》大同地区路、堡记载辨误

《读史方舆纪要》系顾祖禹撰写的历史地理名著,对后世裨益颇深,但由于篇幅宏大、流传曲折,传世本中仍有错漏之处。整理本《读史方舆纪要》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的记载便存在数量、名称前后矛盾以及错漏情况。究其原因,或存在两种可能：其一顾祖禹撰书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其二后人整理过程中出现了疏漏。通过相关史料的比对,可以发现顾祖禹在撰写《读史方舆纪要》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明清易代的影响;但从《读史方舆纪要》对清初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建置变化缺载的情况来看,顾祖禹对大同路、堡地理方位及建置沿革的记载,应只涉及明朝。《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天下郡国利病书》《（康熙）山西通志》等书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数目的记载与《读史方舆纪要》所总结的基本相同。《读史方舆纪要》中的错漏,可通过上述史料补正。     

北宋御边名将——曹玮

曹玮,字宝臣,河北真定灵寿人,生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卒于宋仁宗圣八年(公元1030年),享年五十八岁。玮出于世代将门,祖父曹芸,五代时为汉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父曹彬,宋初辅佐太祖,太宗平统天下的著名武臣,有“近代良将,称为第一”之名;长兄曹璨也是宋初镇守西北边关的一员重要将领。玮从小受家庭影响,濡染武风,研习韬略,且喜读书,精通《春秋三传》,于《左氏春秋》研习尤深,加之自幼随父在兵营生活、在战场征讨,十几岁时,就已锻炼成为一员“沉勇有谋”文武兼备的战将。     

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载《明皇幸蜀图》考辨——附论《明皇幸蜀图》之内容与作者

叶梦得《避暑录话》中对《明皇幸蜀图》的记载,被历代论此画者引以证明《明皇幸蜀图》与《摘瓜图》实为同一作品,但此条记载本身有一些不确之处,将作者"李昭道"误作"李思训",将藏者"赵仲忽"误为"汝南郡王"等。同时,一般学者皆认为《明皇幸蜀图》即李昭道的《摘瓜图》,但论证过程略显不足,一般都是以叶梦得此条记载为据,但却往往省去叶梦得"或讳之为《摘瓜图》"后面这句"而议者疑",其实有更多史料可补充论证此二者确为一图。     

《遗山文集》与《归潜志》史料价值比较研究

本文从史料学角度入手,对《遗山文集》与《归潜志》两书中所记载的金代人物小传、对金代事物的评论、诗歌的史料价值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人物传记方面,《归潜志》所记载人数多,但是多为汉族文人,即使非为汉族文人,其入选也是因为其文学素养较高,故身份重复较多;《遗山文集》中人物数量略少,但是身份多样,在宗教人士、女性、由金入元官员等三方面远远超过《归潜志》,其史料价值更大。在对金代事物的评论和诗歌两方面,《遗山文集》涉及到金代历史的各个方面,丰富程度较《归潜志》更大。故《遗山文集》史料价值超过《归潜志》。     

东察合台汗国与叶尔羌汗国统治者世系和年表——对阿塞穆什金《察合台兀鲁思东部统治者年表》的补正

苏联学者О.Ф.阿基穆什金在1984年出版的《东突厥斯坦与中亚》(论文集,李特文斯基主编)提出了一张新的《察合台兀鲁思东部统治者年表(秃黑鲁帖木儿汗系)》(以下简称《年表》)。这是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新的穆斯林史料,多年深入研究的成果。它不仅修订和补充前人的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年表的错误和空缺,而且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叶尔羌汗国统治者的世系和年表。但是《年表》所依据的穆斯林史料对年代并不太注意,或不精确,或无年代,而由作者推断。这样,《年表》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些不确之处。汉文史料对这时期的西域情况的记载,虽不系统,但据公文档案写成,年代月日相对准确,可以     

周密生平新考

周密是南宋文史巨擘，因史、志记载阙如，故生平事迹不彰。自清万斯同以来，勾稽史料为作谱传者甚多，夏承焘《周草窗年谱》后出转精，详细地梳理了周密的家世、生平。嗣后学者虽续有订补，但仍有未及、未确及错讹之处。本文根据新刊《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珊瑚木难〉》,综合其他各种史料对相关问题辨正驳误、探赜索隐，勾稽出了周密的翔实仕履，以期对其获得更加准确的了解。     

《新唐书》史实考正拾零

《新唐书》在撰写时大量使用了野史、笔记、碑志、传状、小说等,很大程度上造成《新唐书》史料运用不精或史料记载错误。这与编撰者对原史料理解有误或失于考证等有很大关系。     

新出土徐浚墓志考述

论证了《徐浚墓志》四个方面的史料价值: 第一,记录了徐氏家族的情况,可以订补史籍记载的阙漏; 二, 记载了开元、天宝期间吴越地区的文人群体活动情况,文学史料价值很高;三, 本志由著名书家徐王 寿所书, 具有较高的书法史料价值;四, 记载了徐浚明经及第与调选情况,具有一定的科举史料价值。     

永顺土司归附明廷相关史料记载异同探微——以《历代稽勋录》为中心

《历代稽勋录》是一本系统记载五代以来,湖南永顺彭氏历任土官、土司生平事迹与功勋的私家著述。书中对元末明初永顺土司归附明廷时间和经过的记载,与《明实录》、《明史》等史籍存在差异。本文意图通过对上述史籍记载之间的差异展开研究,探讨产生差异的原因,从而还原差异背后潜藏的历史真相。研究认为,《历代稽勋录》有关永顺土司归附明廷的记载是真实的,进而证实了它作为史料的可靠性。此书记载的真实可靠,一方面有助于更加清楚地了解元明之际某些特定历史进程的真实经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认识与解读各种官私文本史料,揭示同一史事记载互有差异的成因。     

《左传》与《史记》中齐国田氏家族史料之比较

《左传》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都记载了田氏代齐事件，但所用史料几乎完全不同，可以互为注脚。《左传》作者意在揭示遵“礼”爱“民”必兴，僭“礼”失“民”必亡，兴者必遵“礼”爱“民”，亡者必僭“礼”失“民”这两个结论，而以田氏家族史料为其例证之一。《左传》集中选择田氏遵“礼”、得“民”的史料，并记录他人预言以证“礼”“民”与田氏代齐之因果关系，但对田氏遵礼得民以外的史料几乎无记载，忽略了叙事的连贯性，并因预言过多使史料真实性受到质疑。《史记》则注重“通古今之变”之“通”，对田氏家族的发展叙述得很连贯，但对人物活动、语言记载很简略。《史记》没有保存美化田氏的预言，使它在读者印象中更加真实可信。     

明代宋史著述关于《宋史》史料之增补与纠谬

元修《宋史》的粗陋屡遗后人斥责，改撰重修者接连不断，其中以明人成绩最为显著。由于元修《宋史》利用了大量的《国史》和《实录》等第一手史料，使得该书在史料价值方面占有绝时优势。明代宋史学者对此有着清楚地认识，因而并未抛弃《宋史》史料，而是本着求实存真、广征博采的原则，对《宋史》史料扩充补遗、考辨纠谬，尤其在人物传记和南渡诸事上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使得宋史记载更趋真实、完备，亦为后人的进一步辨析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