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罗元贞先生的《武则天传》

读罗元贞先生的《武则天传》王常则罗元贞先生毕生从事于武则天研究，是解放以来运用新观点重评武则天的第一人。他的遗作《武则天传》问世（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拜读罗先生大作，获益匪浅，仅将一些心得贡献于读者。一、重在写...     

评《唐明皇全传》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二百八十九年中间,出现三个重要皇帝,即唐太宗、唐玄宗、武则天。唐太宗既是开国创业皇帝,又是封建社会“明君”,解放后出版了四本《唐太宗传》。武则天的业绩远逊于唐玄宗,也出版几部传记。直到1986年,还没有唐玄宗传问世。今年五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郑英德的专著《唐明皇全传》(以下统称“全传”),这对繁荣隋唐史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狄仁杰生年考

狄仁杰是我国唐朝盛世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武则天时期的著名宰相。关于狄仁杰的生年,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他生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辞海》都沿用了这一说法。另一种认为,生     

旧说武则天扼婴、杀子失实之补证

本文所考武则天的两件史实,前辈学者(特别是罗元贞先生)早有精论。兹再予以补证,以期引起世人注意。一、关于武则天扼婴之事在武则天一生中最令人愤恨、并为后世所齐声唾骂者,莫过于《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的如她扼杀亲生女儿、以诬陷王皇后一事。关于这件事,罗元贞先生早在1951年就指出纯属捏造。但论证较略,未引起世人注意。笔者完全同意罗先生的观点,并补证如下: 《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载有武则天扼婴一事,并断言该事为高宗“始有废后意”之根由。《资治通鉴》在永徽五年“是岁”二字之后     

也谈武则天(之一)

《社会科学战线》刊登了熊德基同志写的一篇《武则天的真面目》的长文。后来《历史教学》第一期,熊德基同志又写了一篇《武则天评价问题答客难》。笔者前一时期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因为大部分论点已为熊文所包括,这里只作几点补充。《答客难》里举出武则天可以肯定的三点,一是设武举,二是开南选,三是兴修水利。不过还有一点,那就     

二十世纪的一个“神话”

梁效不愧为江青的御用工具,竟然宣称武则天“利用佛教打击儒家”,他们用的是“历史研究”的名义,却简直是在“创作”二十世纪的新“神话”。鲁迅早就说过:“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鲁迅全集》第五卷二四五页)按:三教辩论是在初唐,到了武则天时就已“变成大家打诨”,说是“三教同源”了。武则天确曾大大“利用佛教”,但她不是用来“打击儒家”。武则天示意她的嬖臣薛怀义纠集和尚伪造《大云经》;还有些和尚又为此注疏,那就是伪上加伪了。《大云经》已佚,《大云经疏》也只存残卷(且已被盗往国外)。有的同志用两唐书探究《大云经》大     

试论史书中的冼夫人形象

冼夫人首先是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冼夫人最为本源的文化内核,要系统研究以冼夫人文化的本质内涵很有必要从有关她本传的史料了解文学形象的真实原型。本文从正史《隋书》、《北史》、《资治通鉴》和明清广东的省、府、县地方志有关冼夫人本传史料记载中探讨史书塑造的历史人物最初文学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武则天现象”

由刘晓庆主演的电视剧《武则天》已于1995年7月播出，为张艺谋策划的电影《武则天》，也有可能摄制成功。在此以前，已有五部叙写武则天的中长篇小说问世。说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出现了“武则天热”，并不为过。但出现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在中国文学领域里，还在唐代即已创造出武则天的形象。其后，有关武则天的作品不断问世。中国文学中的“武则天现象”早就出现。从中国文学的“武则天现象”中可以见出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膻变。牛肃《纪闻》中的《苏无名》，最早描写了武则天。牛肃约生于武后圣历（698－700）前后，卒于代宗朝，曾官岳州刺…     

论武则天的功过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一位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她的辉煌功绩与严重过失,同样引人瞩目,迄今令学者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我们评价武则天的功过,应该根据确凿的史料加以论述,并且要功过分明,既不能以功绩替代过失,亦不可用过失抹煞功绩。今读刘炬、刘鸿雁的论文《武则天是成功者吗？》（以下简称刘文）①,感到有些偏颇之处,故撰此文,请二位学者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一、武则天的功绩我们评价武则天的是非功过,主要应依据她参与执政,特别是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以后的功绩,看她当权时期政治是否清明、生产是否发展、国…     

談武則天的反儒精神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从事政治活动长达五十多年。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她冲破层层阻力,为革新政治,打击豪强,中小地主参政,发展社会经济,以及提高妇女的地位,采取了不少进步措施,在我国历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可是自从唐代以来,武则天被尊儒保守势力和道学家们视为天地难容的淫逆。他们造谣誹謗、人身攻击,极尽誣蔑谩骂之能事。唐代儒生駱宾王在他所写的煽动性文章《讨武瞾檄》中,痛骂武則天“泊乎晚节,秽乱春宫”,开了辱骂武则天的先例。其实,他们所痛恨的,正是武则天的反儒精神。武则天(公元六二四年——七○五年),山西文水人,出身于商人家庭,十     

《易程传》的《古逸丛书》本与元至正本的关系

《古逸丛书》第四种《易程传》是以杨守敬在日本访得的《易程传》元至正本为底本影刻而成,但影刻过程中有所剜改。文章通过对校复旦大学藏元至正本《易程传》与《古逸丛书》本《易程传》,分类归纳了二本的异同,并对其异同原因进行了探讨。     

王之渙与《登鹳雀楼》

在名家辈出的唐代诗人中,王之涣是一位享有盛名的盛唐诗人;在百花争艳的唐代诗苑中,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关于王之涣的生平,新旧唐书无传,《唐才子传》等也“语焉不详”。直到近代《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君墓志铭并序》碑出土后,才确知他:“字季凌,本家晋阳”(今山西太原),后“徒绛郡”(今山西省新绛县)。唐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生于一个官僚     

蒙文文献《阿拉坦汗传》日译本在国外出版

我区蒙古史学者、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付研究员珠荣嘎先生校注本《阿拉坦汗传》一书,已由日本九州大学蒙古学著名教授森川哲雄先生译成日文,最近已首次在日本福罔市正式出版。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特藏《阿拉坦汗传》是世界孤本,早已引起国内外蒙古学界的极大关注。在《阿拉坦汗传》公开出版前,国内外学者只是通过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学者,付研究员留金锁先生《十三世纪——十七世纪蒙古历史编篡学》一书中的梗概介绍,得知本书的重大学术价值。1984年8月,民族出版社以蒙古文献丛书之一的形式出版了《阿拉坦汗传》(附原件影印),受到国际蒙古学界普遍欢迎。日本蒙古学家永森川哲雄除已完成《阿拉坦汗传》蒙文拉丁标音、日译原著和珠荣嘎校勘注释之外,还提出了一篇研究《阿拉坦汗传》的     

“离猫为你守四方”——《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的武则天

保存在敦煌文献中的《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简称《大云经疏》)是武则天上台过程中颁行到各州的宣传文本,反映了当时政治理论和政治运作的实态。与传统官方史书相比,其语言更加民众化,而且宣导的政治倾向也多有不同。传统观点认为武则天忌猫、狸猫是李唐的象征(对应象征武氏的鹦鹉),但是在《大云经疏》中,武则天将自己比作为百姓守护四方的狸猫。我们通常认为武则天上台是改朝换代,但是在《大云经疏》中,武则天反复强调自己才是李唐事业的继承人。她在现实政治操作中没有采用禅让的方式建立新王朝,在《大云经疏》中延用李唐的德运,强调自己代表的是土德。武则天统治期间,围绕德运问题多有争议,而《大云经疏》保存了武则天及其支持者进行理论探索的最初尝试。     

经学视野下的王弼《周易》解释学新诠

从经学的视野来看王弼的《周易》解释学,其总体呈现出"以传解经"的解释风格:在经传体例上附传于经,突出了《易传》文本的重要性;在卦爻解释上秉承卦本《彖传》、爻本《小象》的思路,并创发出许多新的范式;在义理倾向上,通过人格化的爻位观传达出偏重于政治的旨趣。王弼的《周易》注解是对东汉易学由繁琐走向虚妄,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深渊的一种补救,对《易传》基本义理的遵循保证了其经学的底色,这也是后世儒家将其接受为五经正解的真正原因。     

也谈武则天(之二)

在这里想就武则天的剧说几句。过去武则天的剧本,有宋之的的,主要从男女平等角度来翻案,不够全面;越剧《则天皇帝》把武则天写成一个失败者,令人丧气。郭老的《武则天》剧本的确后来居上,郭老因为传记式的剧本不好写,就选择了一段(679—684),期限仅仅五年,以徐敬业叛变事为中心,可惜我没看过。郭老在《我怎样写武则天?》文章里(《光明日报》62.7.8)说:“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又说“看了不少关于武则天的材料”。我对艺术外行,不敢谈,只谈谈科学性这方面,也就是郭老所根据的史料问题。     

中华校点本《旧唐书·苏瓌传》校记中的一处脱误

中华校点本《旧唐书·苏瓌传》校记中的一处脱误王京阳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所中华书局校点本《旧唐书》卷八十八《苏传》中，为“父”一句作有校记。校记去：“父，各本原作父勖。据本传所载，之从父兄名勖．则璃父不当更名勖。今据《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     

试论《史记》人物传记对《水浒传》叙事的影响

本文从《史记》人物传记的历史叙事为中国叙事文学提供了叙事元模式这个理念出发,探讨了《史记》在叙事时序、叙事速度上对《水浒传》的影响,并认为《水浒传》继承和发展了《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单传、合传及附传三种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结构。     

“均露均霜”应作何解

在武则天的《石淙》诗中,有“均露均霜”一语。郭沫若先生从肯定均田制的观点出发,认为这是歌颂均田制的,是武则天保护均田制的根据(《我怎样写<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黄永年先生则从否定均田制的角度说:这均露均霜只是即景成文,与田之均否略无关系(《评郭沫若同志的武则天研究》,《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究竟“均露均霜”是什么意思?惜二位先生未作深论。我认为“均露均霜”确实没有歌颂均田制的意思。一、据《全唐文》卷97《夏日游石淙诗序》记载,武则天写《石淙》诗,完全是为了赞美石淙一带的自然形胜。二、从当时群臣所写的应制诗来看,也没有     

论《左传》作者的思想倾向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较为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其载史年代大致与历史上的春秋时期相当。从体例上看,全书可分为经、传和论。经、传是正文,比较详细系统地记载了春秋时期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是我们研究春秋时代社会的重要历史文献;论是作者本人的发凡立论,在书中主要以“五十凡”和“君子曰”的形式出现,是我们研究《左传》作者思想最直接的材料。在《左传》书中,经、传和论相互印证和深发,使作者思想从不同侧面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本文拟以《左传》中的“君子曰”为主体,综合传、论两方面的有关材料,对《左传》作者的思想倾向作一粗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