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何以成为佛家先秦的原因

佛教自东汉已传入我国,但真正对华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乃是在东晋.佛教所以会在东晋陡然兴盛.形成近似先秦的诸子争鸣局面,主要是五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门阀势力的空前高涨;第二,佛教学者对印传佛教的本土化改造;第三,僧人的士人化与名士化;第四,魏晋玄学在西晋的异化;第五,高门士流浓厚的理论兴趣.     

佛教从隋唐向宋代的发展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处在变化与发展之中,总的趋势就是一个不断走向中国化的过程,其中从唐末至北宋则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它实现了佛教中国化所必然要经过的由世外到世俗、理论到实践、独立到融合、僧侣到居士、上层到民间的一系列根本的转向,并由此奠定了中国佛教以后发展的基础和方向。     

传统文化价值视野中的佛、道教“夷夏之争”——以汉魏两晋南北朝为限

"夷夏之争"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的重大问题之一.在东汉和魏晋时期,两教主要围绕"老子化胡"肆意编造关于本教教主的神话以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自神其教,这是佛道争端的前奏.南北朝时期佛道矛盾全面激化,两教就"夷夏之辩"展开空前的大辩论,形成了排佛派、拥佛派和融通派三派基本主张."夷夏之争"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方面.自南朝后期始,儒、释、道三教互相吸收融合的主张与趋势成为主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云冈石窟中金翅鸟形象的汉化初探

金翅鸟本为印度佛教神鸟,伴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坐骑和护法存在。金翅鸟形象传入中国后,受本土文化、河西地区石窟艺术、早期南传佛教、中国儒释道、汉代墓葬壁画、汉代建筑风格、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风格、北魏汉化政策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使得云冈石窟艺术风格呈现本土汉化。云冈石窟金翅鸟有机借鉴和吸收了中华传统的“凤鸟”形象,这使得云冈石窟金翅鸟形象造型上不似印度石窟、克孜尔石窟等那般凶猛乖戾,更多了贴近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鸟。     

辽代摩羯形象崇尚观念的形成

摩羯形象自东晋随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不断与本土文化融合发展。辽代,摩羯形象的技艺处理与应用达到巅峰,形象刻画更为细腻,应用范围更为宽广,同时其文化内涵也更为丰富。辽朝社会普遍形成摩羯崇尚观念,这种观念是辽朝社会多元文化格局下的产物,受到唐代社会文化的影响,也是佛教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彰显了契丹人开放包容的民族性格以及民族大融合基础上高度的文化认同和能量汲取意识。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特征

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佛教经由与中国民族宗教道教的斗争与融合，对儒家思想由排斥到吸收，直至“儒佛一统”论的提出与确立，使自己在理论形态与实践形式上均获得了鲜明的中国化特征。这一历史过程不仅表明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向中国本土文化主动靠拢所达到的成就，更表明了中国文化容纳吞吐异域异质文化的博大胸怀。     

从大同辽金时期的建筑遗存看佛教的特征

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后,就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身思想和教义的调整。到了辽金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一种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外来宗教文化。古都大同拥有较多辽金时期的佛教建筑遗存,这些佛教建筑遗存的寺院格局、佛塔类型和佛像供奉等情况,都突出地反映了佛教本土化的特征。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历经漫长的封建社会,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本文就此分析了佛教在中国生根发展的原因、它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佛教在中国由盛行到衰微的历史过程和原因。     

中国古代佛教窟龛造像的本土化演变及与民族造型艺术传统的结合

中国古代雕塑传统早在秦汉时代即已成熟,形成了本土的艺术审美和造型艺术特色,其内在审美和中国绘画相一致,特点为温柔敦厚、内在静谧。中国佛教造像艺术起源于印度,在其传入初期具有明显印度风格,但在演进过程中逐渐与本土艺术风格相融和。云冈石窟造像多用平直刀法,造型雄武,多印度元素;龙门石窟改用圆刀刀法,造型祥和,一派汉风。中国佛教造像的本土化痕迹及其与民族造型艺术的结合可以从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清楚看出。     

从"金刚舞"到"羌姆"看文化的传播与变异

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必然与当地的本土文化发生各种关系,经过充分的本土化和民族化,被纳入当地文化中,即文化的“整合”或“趋同”。佛教自7世纪传入西藏后,与当地文化融合发展形成藏传佛教,成为藏族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其中佛教舞蹈是佛教仪礼的组成部分。佛教舞蹈传入西藏后,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经过与当地舞蹈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形成了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佛教舞蹈羌姆。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韩国朝鲜时代“甘露帧”内容和风格之考察

“甘露帧”即汉语中的“水陆画”,在韩国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甘露帧”分为上、中、下三坛结构。综合考察韩国现存“甘露帧”之图像内容,并分期对其风格论断,画面运用具有典型化特征。受画师的风格,地方风格因素的影响,多样的图像发展,其画面又不断形成新的画风。     

高丽诗学范畴初探

朝鲜高丽时期的诗学范畴基本上承袭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思维方式与表述方式,但这种承袭决不是原封不动的抄袭,而是将中国古典诗学与自我的诗学创造性地"调和"在一起。从根本上讲,高丽诗学范畴的样态与中国古典诗学大体一致,也是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气"、艺术学意义上的"象"及哲学意义上的"道(风流)"所构成的三维动态的人文结构体系中展开与演绎的。三者之间的矛盾和相互运动,就幻化出高丽诗学范畴的不同样态。     

从早期壁画看中国绘画的发展历程

从对早期中国墓室壁画和石窟壁画的源起、特点及其艺术风格的考量中可以了解到中国绘画的发展历程。两汉厚葬风气的盛行造就了墓室壁画的发达,而三国两晋时代社会的衰微却间接造就了佛教石窟壁画的兴盛。两者一为纯然中国式的艺术风格,一为来自异域的艺术样式。它们虽然在精神追求和艺术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却在后世中国的艺术发展中交相影响着中国传统美术的精神风貌和艺术技巧,也间接成为了中国传统绘画两大风格流派的前身。     

东汉佛教文献词汇新质中的外来成分

东汉佛教文献中有大量的音译词、意译词以及经典罕用的流俗词语,给人一种强烈的新异感。音译和意译两种方式常常并行,有时彼此融合,带来词汇的变化。东汉佛经中的音译词,绝大多数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和异域色彩,它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生命力各不相同。     

《庄子》人物命名初探

《庄子》中人物繁多,人物的命名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创造。"重言式"命名传承历史评价,整合帝王系统,改换圣贤精神;"寓言式"命名消弭人物界限,为自然天象注入思想,赋予"概念范畴"生命;"卮言式"命名以技艺、区域为依据,与农耕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兀显"丑"。     

魏晋文化的分裂整合与散文的新风貌

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 ,导致儒学的衰微。经历了建安时期的尚实用之后 ,道学、佛学与儒学的相互渗透 ,整合成了玄学和清谈的社会风气。从建安到东晋 ,不同的名士风度暗示着文人人格在新的文化环境下的变迁。散文也因之产生变化 ,其清峻通脱、纵横使气和师心独见、校练名理成为新的风貌。     

唐刘干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出土晚唐刘干墓志记载了志主的家世生平、科第宦历及其著述等情况。刘干曾于大中年间修订《切韵》12卷及《通纂》、《通例》共10卷,可为研究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之阙提供原始文献线索。其妻太原王氏墓志为当世仅见刘干之著述。     

陆机诗文创作与两晋诗风

文学史上所概括的西晋太康绮靡诗风与东晋江左玄言诗风 ,都可以在号称“太康之英”的陆机诗文中见出绪端。从现存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不仅写出了大量缘情绮靡之作 ,也有不少表示玄思哲理的诗文 ,前者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 ,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 ,获致官职 ,在西晋太康绮靡文风中有明显的代表性 ;后者则表现了希望通过对形上之理念之把握从而居乱世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 ,对于东晋永嘉文坛的因谈尚玄之风也不无影响     

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

吴兴武康沈氏两晋之际以江东“武力强宗”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对东晋南朝之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其发展过程看,东晋一代,沈氏尚武,成为门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且有覆家之祸。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给沈氏武将提供了发迹的机缘,至宋、齐间,其勋业达到鼎盛。由于沈氏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受到了门阀社会的影响,家风逐渐趋于崇尚文化。而南朝后期的沈氏文士预武,则是其尚武家风的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