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农地流转制度改革研究——以立法调整和利益分配为中心

二战后日本的农地流转制度改革贯穿了其城市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全过程。随着对《农地法》、《农业振兴地域整备法》、《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等主要法律及相关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日本对农地流转的限制逐步放宽。其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基本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避免了少数集团的利益垄断。农户成为立法调整、政策变更和利益分配的受益主体。凭借农地流转活动的发展,日本农户的人均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出现倒置。土地分散经营的状况也有所好转,单位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战后日本农地流转制度改革研究——以立法调整和利益分配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二战后日本的农地流转制度改革贯穿了其城市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全过程。随着对《农地法》、《农业振兴地域整备法》、《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等主要法律及相关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日本对农地流转的限制逐步放宽。其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基本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避免了少数集团的利益垄断。农户成为立法调整、政策变更和利益分配的受益主体。凭借农地流转活动的发展,日本农户的人均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出现倒置。土地分散经营的状况也有所好转,单位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收入——基于揭阳市416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广东省揭阳市四县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Logistic模型,从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人均非农业收入三个方面,分析了农地流转中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年龄只对农民的农业收入有负影响;受教育程度对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存在正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民的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都存在正影响;耕种土地对农民的农业收入存在正影响,对非农业收入存在负影响;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存在正影响。提出在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基础上加快和规范农地流转的政策建议。     

论政府支持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的影响

为了促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市场有效发展,缓解乡村产业融资困难,本文基于2020—2022年全国代表性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了政府支持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支持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发展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贷款的满意度的影响明显高于贷款的可得性;(2)政府支持以营商环境为中介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贷款的可得性没有显著影响;(3)支持匹配程度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满意度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对贷款的可得性调节作用不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可采取加大支持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政府政策的匹配度等措施促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有效发展。     

农地股份合作制:中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农地制度是农村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的载体,在其运行中呈现出目标的兼顾性、模式多样性、家庭主导性、规模适度性、机制健全性的特征。农地规模经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逐步推行农地股份合作制,实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化组织选择与发展

由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发展现状,可以归结出基于农户与企业利益关系的演进规律,分析规模化组织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确立产业化经营的不同发展阶段的规模化组织的选择.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化组织将向农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两种形式转变,这将为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中国农地流转供求态势探析

农地流转取决于有效的农地需求和农地供给,通过中国农地市场流转理论决策模型的研究,动态考察当前中国农产品价格、非生产性收益、生产性成本、非生产性成本、土地使用成本、土地交易成本等因素对农地供求的影响作用,可得出结论:中国农村土地市场流转供求态势既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同时还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为此,促进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流转,其前提是打破垄断,培育市场,大力发展与农业经营紧密相关的“非农产业”,创造市场需求主体。     

转型时期俄罗斯农地流转法律制度变迁的法经济学分析

俄罗斯农地私有化改革确立了农地私有产权的合法地位,但是就农地能否买卖一直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就使原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职工所获得的只是写于"纸"上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的不可交易性使俄罗斯农地资源在改革初期并未得到合理的配置.2002年颁布的<饿罗斯农地流转法>为农地交易提供了制度保障,农地流转数量在<俄罗斯农地流转法>颁布后不断增加.而后,俄罗斯又制定了与农地流转相关的地籍管理的法规,使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降低.上述法规的制定促进了俄罗斯农地流转,为俄罗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制度保障.     

农地使用权物权化建构的二元思路探讨

物权法具有显著的固有法性,我国农地使用权的物权化建构不应忽视国情.在"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下,我国农地呈现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结构;而且,受集体所有的影响,农地也具有显著的社区性.在此独特国情下,我国农地使用权的物权化建构显然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农地使用权利模式.任何社会结构变迁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为维护广大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未建立之情势下,我国农地使用权的物权化建构应立足于二元农地结构,采取以效益与公平为导向的二元思路.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现状及变迁方向

农地 ,指我国农村中农业用地 ,主要是耕地 ,不包括农村中的森林、水面等。农地产权是农地财产权利的简称 ,它是由农地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及处置权这四种权利组合而成的一组权利束。与此相对应 ,农地产权制度指的是农地财产的这四种权利的不同分配和组合的结构及其性质。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及农业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状况这两个因素。其中后者又取决于农业中各种制度的安排 ,而在各种农业制度中起决定作用的又是农地产权制度。本文试图在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     

“混合地权”的制度分析及其实践逻辑——基于Z村村民小组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混合地权”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内在结构、关系和实施机制。借用制度分析方法指出,混合地权的制度系统包括财产权利、公共治理、社会关系和观念习俗等四个维度,它们是具有很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通过对Z村村民小组的个案研究发现,不同维度的规则对混合地权的实施都产生了影响,共同决定了农地产权实施的过程和效果,使得地权实施呈现出不确定性规则的内在逻辑,陷入多重均衡和交易成本高的困境,且承包经营权和集体成员权之间的张力是根本性矛盾。个案研究还发现,农民的财产权利观念不断增强,家庭承包经营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认可。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应完善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化治理机制,构建起一种平衡多方利益的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中国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利益分配格局演进与启示

从集体土地所有权补偿和农民集体成员权退出两个维度剖析中国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利益分配格局的演进过程,发现现行征地补偿水平高于农地农用条件下的土地所有权价值;一定程度上讲,农民已经享有了退出集体的权利。征地制度边际创新的优势在于降低改革阻力,但边际创新一旦抛开地价增值规律,很容易激发地方政府及农民产生土地财政幻觉和地价增值幻觉。长远地看,解决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矛盾与冲突的关键,并非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内涵、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程序等技术环节,需要深刻反思的是土地所有权界定、集体土地用途过度管制等底层制度安排。     

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及其启示

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认为,土地所有权是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从而农产品价值高于生产价格的超额利润,是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而绝对地租的本质仍然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我国,尽管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已经消灭了土地的私有权,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取消土地的所有权,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绝对地租已成为不可否定的客观事实。为此,有必要对构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市场,并对农村土地市场进行有偿征用、出让、租赁、发包等运作形式进行探讨。     

制度创新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关键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充分地验证了制度在资源配置、明确产权以及加快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东北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在所有制结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企业制度创新、制度变迁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关键是制度创新。应从政府职能、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重组、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     

The Practi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 Communal Ownership：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Disputes in China

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林权纠纷现象表明,仿效耕地承包制的明晰产权改革设计与村庄社区沿袭至今的非正式产权制度无法完全兼容,由此凸显的问题是：关于集体产权实践的既有理论已不足以对集体林权实践中展现出的产权博弈现象作出充分有效的解释。既有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也不利于林权纠纷调处及林地的可持续经营利用。为此,有必要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农村产权制度分析框架——村庄社区产权,以凸显村庄社区在产权实践中所具有的主体能动性,整合村庄变迁中积累传承的社区产权价值观。引入村庄社区产权实践中形成的合理机制,或许能够进一步完善和促进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变革,进而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     

告别全民所有制——世纪之交对一份经济思想遗产的再清理

全民所有制范畴是一个根据某种设想演绎出来的先验规定,在理论上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它首先在前苏联被使用,后来硬化为一种教条,并被赋予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最高形式的地位。建国初期全民所有制范畴在我国并未取得特殊地位,后来在向苏联体制靠拢的过程中,才被染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全民所有制范畴与市场经济范畴是不相容的。国家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我们需要设计搞好的是国家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三位一体联盟的解体,使全民所有制范畴失去了逻辑支撑,它再不可能独立存在下去。     

我国所有制改革历程的制度经济学探索

文章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 ,从所有制概念入手 ,探索出所有制问题的一般规定性 ,在此基础上回顾和分析了我国所有制改革历程 ,总结出我国所有制改革的制度变迁特点 ,进一步得出关于未来所有制改革的启示。     

Some thoughts o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ownership structure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是我国现阶段确立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的基本理论依据。妥善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相互关系,使两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关键在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探索并积极采用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其量的优势丰要应指公有经营性净资产在社会经营性净资产中占优势,其质的优势应集中表现在与公有经营性净资产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要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布局的特殊性,合理规划并不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     

A Quantitative Estimate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Public Ownership in China and Trends in Its Development

以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营性资产价值量作为衡量主次地位的边界标准，估算第一产业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资产规模及其比重变化，并在前人估算的基础上，延伸估算第二和第三产业两种所有制的资产规模及其比重变化。结果发现：截至2012年，中国三次产业经营性总资产约为487．53万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的资产规模是258．39万亿元，占53％；第二、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占增加值和就业规模的比重分别为67．59％和75．20％。这表明，公有制资产仍占主体，非公有制经济贡献占优，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满活力，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改革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陕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分析

通过对陕西20家上市公司最新统计资料的处理,从流通股比重控股股东控股比重、国有股比重和地位这三个方面分析了陕西省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状况及其主要特征流通股比重相对较低;控股股东多为相对控股;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过多,国有股持股主体多元化.在对此分析基础上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