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家战略及其对外政策

战后日本以赶上欧美为战略目标奋斗四十年,今天日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大有提高,居于西方国家第二位。然而,日本不甘心于美国之下,正在各个领域与美国争第一。近五年来,日本报刊上经常看到,"21世纪是太平洋时代"、"21世纪是日本的时代"等字眼,并声称"日本的生产率继续上升",将成为世界第一,但美国有"世界第一的自豪感",不让日本当第一,这就是日美经济摩擦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可见,战胜美国当世界第一,在21世纪实现日本的时代,这已经成为日本长远的战略目标。本文主要探讨,在这样长远战略目标下,日本在八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家战略及其对外政策。     

安倍修宪与日本国家战略目标探析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大变革的时代,日本今日的修宪与20世纪相比,在目的和作用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安倍政府将修宪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秉持强烈的"使命感",致力于实现修宪问题的"历史性突破",赋予修宪以更新的内涵、更多的功能和更重要的意义。囿于"冷战"思维,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发展潮流下,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部分日本政客虽身处21世纪,依然将"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奉为世界政治格局体系之圭臬。在内外多种因素的交融与作用下,安倍修宪似将水到渠成。以追求"正常国家"为战略目标,以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政治夙愿的修宪行为,不仅会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走势产生重要影响,也将对亚太地区未来的安全形势构成一定威胁。     

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了包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对日本这一举措的理解和评估需要将之放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日本决策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和解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如“保革之争”、宪法“第九条”等对安全保障政策所构成的限制等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因应情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5—197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发端、1972—1990年作为“经济大国”的战略摸索、1990—2009年冷战后的战略调整以及2009—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其总体发展方向是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安全保障战略迈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     

近代日本家族国家观浅析

从明治时代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日本的统治者为维护天皇制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极力鼓吹家族国家观。所谓家族国家观,就是运用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的原理,把政治权力与家族父子关系等同起来,以实现天皇(总家长)对国     

中美日印对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的测度与分析

制衡中国在中南半岛国家的影响力是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介入中南半岛国家事务的主要战略目标.科学合理地测度中国和域外大国在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的变化,既是对中国崛起所处地缘环境准确认识的需要,也是中国周边地缘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国家间实力比例关系和不对称依赖关系,构建了国家对外影响力模型,定量测度了2000~2018年中美日印四国对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呈持续上升趋势,美国和日本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印度相对稳定;第二,中国对老挝和缅甸的影响力在2012年和2016年均出现了下降,同时期的美国、日本和印度对老挝和缅甸的影响力并没有提升,表明中国与美日印对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变化并不存在“我降—你升”的逻辑关系;第三,美日印三国在体系和战略层面给中国对外影响力带来了一些压力,在中南半岛国家层面上对中国影响力提升的影响有限;第四,国家间实力地位高低是决定国家对外影响力大小的主导因素,不对称依赖中获得的影响力大小是决定国家对外影响力大小的制约因素.     

探析日本经济波动的制度因素——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视角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变化所表现出的经济波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相对变化所表现出的经济绩效逆转,与国家对创新种类的适应性具有高度相关性。从影响创新行为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视角,以不同类型的国家创新体系具有选择不同种类创新的偏好为分析框架,可以诠释国家创新体系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理——"国家创新体系类型→创新种类→经济长周期波动",进而探讨引发日本经济波动的制度性因素。日本完成工业化后的经济稳定增长、长期停滞、低速复苏,以及在这一系列波动过程中发生的日美经济绩效两次逆转,正是源于日本"关系型"国家创新体系偏好选择渐进性创新、美国"市场型"国家创新体系则偏好选择颠覆性创新。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安排是影响日本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论费希特的国家观

国家问题是费希特的实践哲学自始至终关注的核心课题,也是在他的哲学生涯中立场变化较大的一个问题。梳理费希特的国家观,可以三种国家形态简要地概括他在不同时期关于国家的不同看法和主张;费希特在《国家学说》（1813年）中建立理性王国的构想;费希特国家理论的最高目的是国家的自我扬弃。     

关于19世纪90年代国家观变化之研究

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为西方列强所肢解瓜分、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 ,为了回应救亡图存、变法谋求之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 ,中国国家观也因之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传统王朝观向近代国家观的转变 ,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对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理论的思考与探索 ,以及国家主权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萌生与发展。     

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

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发展史中 ,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三次大的变迁 ,目前 ,正处于第四次大变迁的初始阶段。这种变迁以日本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外部国际秩序的调整与重建为其实现前提 ,以“实力主义”、“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为其价值取向。纵观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 ,其发展规律为 :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 ,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 ;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 ,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 ,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     

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

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体现了他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考和追求。在20世纪20年代,其国家观倾向于以个人为目的,以国家为工具。30年代后,随着国家危机的加深,他们的认识发生了逆转,最终走向了"国家至上"论。     

国家创新系统中的日本成人教育

自 19世纪的明治维新到现在 ,日本主要是一个追赶型的国家。无论是“贸易立国”、“技术立国”,还是“知识创新立国”、“技术创新立国”等战略目标的实施 ,都离不开教育这一最根本的推动力。而日本的成人教育既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开发人力资源的一种有力手段     

试析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及其影响

近年来,印度加大了与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战略合作,主要手段包括深化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以及军事交流.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的动因是复杂的,既有经济战略上的考虑,同时也有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安排.从近期来看,印度与亚太国家的战略合作可能会对中国以及中印关系造成一定影响.印度加强与亚太大国的合作可能意味着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发生深远变化.     

安倍内阁国家安保战略的基本内涵与调整动向

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全力推动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转型,在国家、地区及全球三个层面构建起结构相对完善的新安保战略。日本制定新安保战略旨在更有效地保障本国安全利益,具体而言,国家层面的安全利益依赖日本自身的防卫力量与日美军事同盟来保障;地区层面的安全利益由日本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印度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共同维系;全球层面的安全利益主要通过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来维护。安倍内阁对国家安保战略的调整具有系统性,它全面拉开了日本国家防卫由守转攻的序幕:一是强化自主防卫能力与日美同盟;二是构建地区安全合作网络;三是提升对国际安全事务的介入能力。我们必须对日本在安保领域的这一系列动向保持密切关注,并妥善应对其负面影响。     

自由主义国家观驳析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必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行不通,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自由主义国家观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实践发展,意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自由主义国家观的错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将国家本质空幻化、将社会主义国家虚无化、将资本主义国家永恒化。自由主义国家观是错误社会思潮的核心内容之一,因为针对“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一重大问题,它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深入揭示其理论本质和实践危害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日本新海洋安全战略中的对台政策

作为地理特征上的典型海洋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在动力与依据.新世纪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显著变化,为实现最大限度拓展海洋安全空间的战略目标,遏制主要战略对手中国走向海洋,日本的对台战略表现为阻挠两岸以任何方式统一,同时力图控制台湾.反映在对台政策上就是积极谋求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加强日台安全关系、强化对台经济控制和社会文化渗透.对此,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做好应对.     

论马克思的两种国家观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在全球化交往的普遍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传统工具论国家观对马克思国家观的简单化理解,迫切需要在新的理论框架内运用更为广泛的因素来进行解释,充分认识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在重新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对马克思国家观的重新梳理和认识,对我们的启示是,必须科学地分析和认识国家,正确认识和领会马克思对国家、经济和社会三者之间多重关系深刻阐释,指导我们要在社会多重结构力量的相互作用关系上进行分析三者的关系,而且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调节、平衡的过程。这对于科学地认识现代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安倍执政以来的“国家利益”论与媒体报道——基于《朝日新闻》“慰安妇误报事件”的个案分析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一国的兴衰与实现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二战时期,由于对"国家利益"的误判,日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家利益"一词几乎成为禁语,但随着国际环境及日本国内情势的变化,"国家利益"论再度兴起并日益突出。特别是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以强化"国家利益"为由不断加强对媒体的控制、监督,打击进步势力,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扫清"障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2014年日本《朝日新闻》就错误报道慰安妇问题的道歉事件。而安倍之所以能够逆历史潮流大肆否认"慰安妇"问题,实现对《朝日新闻》的打压,主要是受国际环境变化、日本右倾化以及舆论保守化的影响。在日本政府和媒体报道日益严重的右倾化趋势下,日本若片面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必定会造成中日关系的紧张,对东亚地区安全造成影响,甚至重蹈二战的覆辙。     

国家身份与贸易战略:21世纪的日本自由贸易战略变迁

由核心观念汇聚而成的"国家身份"在宏观层次规范了一国自由贸易战略的基本立场、核心利益和政策取向。当前在安倍晋三政权下,日本在自由贸易战略上主要表现为相互交织的三个国家身份:"核心"、"主导"和"桥梁"。其中,"核心"是前提和基础,"主导"和"桥梁"则分别是其在政策议题和伙伴关系上的突出表现。这一国家身份的成形过程始于2010年前后,在自民党重新执政后不断加速并初具雏形。其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国际贸易政治的风云变幻将日本推到前台;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战略是安倍政府大国志向和长期政权的重要体现;国内经济社会变化的长期积累是日本国家身份跃进的根本基础。在自由贸易战略上的形象革新和实践突破对建构更良性的日本整体国家身份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镜鉴。     

"民族国家"语境中的个人图像

现代的政治个人观是掩藏在政治思潮纷争背后更为基本的话题。现代中国思想家是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讨论政治的个人观的。陈独秀和杜亚泉等思想家已经揭示出“五四”时期三种不同的政治个人图像:作为“国民”的个人、与“国家”划界的个人和作为“材料”的个人。现代中国思想家对政治个人观的阐释,主要不是进行事实性的描述,而是进行话语的创制,是依赖于“民族国家”叙事和“个人—国家”论述模式的一种创制。     

日本对外战略:国家利益视域下的战略机制和政策取向

在2013年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官方在二战后首次明确提出国家利益的定义及内涵。日本的首要核心利益是涉及领土问题及恢复国家对外职能的国家"安全利益"。日本基于核心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调整及政治诉求,重点是为摆脱战后体制、改变战败国形象,以修宪恢复因战败被剥夺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所采取的强化日美同盟及价值观外交等手段,是为在亚太乃至全球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从长远来看,日本仍将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谋求地区乃至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力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及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实现海外用兵,进而实现政治乃至军事大国化的战略目标。这种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对外战略选择,势必会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