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反思基于专家体制的决策风险及其发生机制。专家体制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专家体制的出路是走出“政治技术化”路径下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危机,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通过建构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公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均衡治理网络,实现专家体制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科技、商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与建构的过程中,专家体制也在不断改变其决策行动框架,降低决策风险。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与实现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借鉴,是解决中国转型期诸多社会问题的关键。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在政府治理社会的诸多领域起到重要协助作用,在提高民众公民意识、畅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方面起到基础性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应提高思想意识,营造重视社会组织的良好氛围;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提高工作能力;规范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趋势研究

时代发展要求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有其内生性优势,同时也有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敷所需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领导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国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表现在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法上的创新。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解决社会问题要理顺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摈弃人治、依靠法治,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作用;治理的方法上能引导公民积极参与自我治理,政府主导并服务于这种公民自治。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的协调一致。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演进和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启示

社会治理包括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民的社会自治两个层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并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明确为改革的总目标。这一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是中国社会治理改革发展史上的第三个大的转折点。探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脉络和引荐社会治理改革目标、路径、方式等内容,对于提升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操作层面价值。     

重建社会资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新路径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党和政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理论层面的一个大跃升。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信任、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与社会治理的内涵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对改进治理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选择。重建社会资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应从政府、社会、公民三种角度入手,即建立廉价服务型政府,重建政府信任;社会力量的自我革新;一种价值文化的重新树立。     

以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夯实改革发展基础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规避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而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培育、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着力建构多方联动、合作治理社会治理机制,构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顺畅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和依法及时合理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又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和着力点。     

协同语境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双赢策略

复杂的社会管理要求政府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社会的各项活动,以互动的方式,将分化的各利益集团引入可控的体制轨道之中,最终改变多元利益集团因自由竞争而导致的无序状态。目前,公民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等,都为协同治理模式在中国的实施适时地提供了契机。我们应在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努力探求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举措——建立协同基础、优化协同环境、构建协同模式、实现协同运行的平衡等,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社会危机治理解读

现代危机的普遍威胁性与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危机的治理不可能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及其相互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社会资本与社会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社会资本对危机治理的达成起着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因此,在社会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鼓励广泛参与、培育普遍信任、促进整体认同和完善规范体系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构建一种"新三权分立"即"政府——社会——公民"社会危机治理模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实现社会危机的有效治理。     

社会治理是系统的社会工程

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相互协调共建社会秩序的活动,目标是建构新的治理“主体-体制-机制-机理-环境-架构-过程-秩序”的社会系统结构和运行模式。社会治理作为系统的社会工程活动,其基本内容是从社会系统整体出发,整合社会治理机构;培育社会组织,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形成“政府-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三级衔接的多类型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工程强调从价值、规律、情境出发建构社会模式的方法,为正在建设和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公民社会生成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向度

现代社会的转型是社会秩序趋向动态稳定与公民权益普遍发展的统一,公民普遍化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合理化的重要特征。在社会转型过程凸显的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体系趋向合理化的伴随产物。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是同一实践过程,亦是治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逻辑向度。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生成有助于理顺国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维度,以及公民社会内含的公民主体意识和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考量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历史的视界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实现对 “三农”的社会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已进入“风险社会”。相对于城市而言,缺乏社会保护机制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由于抗风险能力脆弱而陷于困境。出于对城乡社会稳定和安全形势的忧虑,社会开始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问题发展的症结,并寄希望于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文章试从风险社会视角认识农村社会发展困境,并从“社会整合”角度认识发展农村社会保障的社会价值基础,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社会安全保障问题。     

建立社会管理前馈-反馈复合控制机制的思考

现代社会结构日趋复杂，运行日趋加快，风险越来越高，单纯依靠传统的反馈控制已经难以进行有效管理。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中建立前馈—反馈复合控制系统，才能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     

农村社会风险及其风险管理体系探索

当前我国农村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时期,各种社会风险严峻考验着农村风险管理体系的能力。诸如制度不健全且缺乏保障机制,村委会和党支部职能交叉现象严重,村委会威信缺失,剩余劳动力与空巢家庭的风险隐患,土地流转与群体性事件引发的风险等等,都向我国农村社会提出诸多挑战。因此,必须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健全农村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完善农村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与机制,健全农村社会风险的全程监控和反馈机制。     

市场转型条件下的社会风险及其应对：一个研究综述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风险加剧时期,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也使得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具有其自身特点。国内学者一般将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和社会分化与断裂作为社会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且进行了大量风险程度衡量和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同时也提出了如何有效应对社会风险的基本策略和具体措施。     

中国社会风险研究综述

全球化与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高风险期,也危及到公共安全函数的平稳区间。环绕社会风险及其诱发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在内的多学科已然展开了共同的学术对话与探讨。历时性地对中国社会风险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回顾历程、检视论域、探讨趋向,无论是对中国社会风险研究的延展,还是对学术生长点的挖掘都是大有裨益的。不容置疑,社会风险研究的深入将会对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转产生积极效用。     

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采取的是＂压缩型＂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在几十年内走完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完成的现代化里程,极大地刺激了风险的产生,风险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很多领域不断呈现。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风险状况的描述和分析,为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丰富的借鉴。有鉴于此,需要最大限度地防范和规避风险,走综合生态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谋求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风险治理的全球合作;增强人们的风险观念和风险意识;反思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试析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30年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使中国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城镇化社会、法理社会、市场化社会、原子化社会、多样化社会、丰裕社会、公民社会、信息社会、风险社会的新阶段。新阶段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全新挑战。解决这些新的社会问题需要在新的形势下健全完善社会保障、社会控制、社会融合、社会工作、社会整合、社会服务等六大社会运行机制，从而有效应对新形势新任务所提出的新挑战。     

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由于现代化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过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是叠加的。现代社会的"时—空延伸"特征,以及中国体制转型所带来的多元化、市场化、非集中化、流动性特征,使得重建共享价值观体系、弹性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化体系、法治及社会信息沟通体系,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控制体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论社会风险不平等

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相反,现实世界存在广泛的个人风险不平等。在我国,个人风险不平等以及风险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社会风险冲突,已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安全和发展。风险分配公正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为此必须建立健全促进风险分配公正的法律制度,强化政府对风险分配的调节,发挥各种主体的积极性作用。另外,只有培育一个低风险、应对风险能力强的庞大中产阶层,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建设。     

我国目前面临的社会风险及其控制

社会风险是指由于宗教信仰、社会治安混乱、社会风气腐败、文化素质低下、突发事件等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危及社会和个人安全的可能后果。我国今后10到20年的重要战略时期,正是社会风险的“高发期”,主要表现为:失业、腐败、贫富不均、社会治安恶化等。要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必须建立完善、高效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包括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社会风险分析系统、社会风险控制系统、社会风险补偿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