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语境里的"审美"艰难——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价值取向

以梁启超为切入点,从近代"启蒙"的思想来源、文化语境、审美迷思以及"民族-国家"书写等层面,对中国近代文学变革"启蒙"与"审美"价值取向的矛盾性进行再解读:在"启蒙"的语境里,文学的"审美"追求遭遇时代的艰难.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雅俗定位与语言建构

梁启超集晚清小说理论变革之大成,从启蒙宣传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引领了中国近代文学实践的一段主潮."小说界革命"改变了数千年中国文学对小说的雅俗定位,小说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层".由于白话发展水平的制约造成"新小说"还不够成熟的局面.     

"改良"与"革命":20世纪中国启蒙逻辑的再诠释

改良与革命是20世纪两个十分显赫的关键词,也是与启蒙话语密切关联的实践路径。就启蒙本身而言,近现代中国有“弱势启蒙”和“强势启蒙”之分;就启蒙导引的现代性进程而言,又有“激进”与“保守”等理念之别。本文在百年启蒙历史的“骄嚣”中,梳理出了由两种基本路径组成但又由两种路径演绎出的形形色色的现代性谱系。     

桐城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保守角色,桐城派被斥之为“桐城妖孽”,从此受到学术界的长期批判与冷落。但深入分析,会发现桐城派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变革与翻译西方文学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贡献。当然,从整体上评价,桐城派对古文语言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固守,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主流相背离,注定它必将成为新文学运动变革与清除的目标。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新启蒙"与"后启蒙":两种启蒙话语系统对话的可能

当下学术界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各视其是将启蒙与现代性关系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平台。在对启蒙的态度问题上 ,新启蒙的建构与后启蒙的解构历历在目。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如何在心平气和的前提下进行实质性对话。就两套启蒙话语所持的路径而言 ,这一“正”一“负”的启蒙价值取向恰恰是应对反启蒙思潮的双刃剑。新启蒙和后启蒙的正负关系本质上不是对立的 ,它们理应形成互动、互补与圆融的格局。作为一个思想史命题的两个面向 ,反启蒙才是它们共同警惕和防范的对手。     

解构抑或建构——对一位"新启蒙主义"者的质疑

作者对《启蒙论》一书主旨提出质疑 ,不同意该书的基调 :“传统思想资源是对中国近现代启蒙的启蒙” ,不认为对儒学思想本身进行价值重估和重构以及“现代性转换”是个创新命题 ,不赞成把“释放弘扬”与“疏导改造”看作是中国启蒙运作的基本向度。本文作者虽称《启蒙论》作者是新启蒙者 ,但认为其启蒙建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虚拟的历史“现实”。     

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启蒙话题--论"五四"文学的启蒙现实主义

启蒙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 ,在我国“五四”文学中有显著呈示 ,这与“五四”启蒙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创作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启蒙现实主义的特色 ,而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鲁迅更是提供了此类创作的典型范式。这一重要文学思潮现象 ,值得认真总结与思考。     

启蒙与同情--"五四"文学中"我"与贫弱者关系的一种透视

一般认为,启蒙是“五四”10年文学(1917～1927年)的流行色,也是这一时期文学所要表现的重大主题。但是“五四”文学(包括高潮期及退潮期的文学)以第一人称“我”叙述、抒发与贫弱者有关故事或情感的作品中,“我”对贫弱者深厚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同情往往会遮蔽启蒙甚至淹没启蒙。这种同情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启蒙意识的传达,但却无损于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这种同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思维惯性的强大,足以影响到“五四”作家启蒙话语的表达。     

全国第五届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述要

1990年10月16日,为期5天的第五届全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济南召开。与会学者就近代文学研究界共同关心的“鸦片战争与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中国近代文学与西方文化”、“近几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诸问题,畅抒己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专著3种。“鸦片战争与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东南沿海的炮声,震醒了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梦,在血与火的现实面前,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流派的诗人、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传统与古代"教化"文学的相关性论纲

"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西方近代文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也有着深刻的相关性,从文学的功能角度看,尤为明显.中国现代与古代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启蒙"与"教化"文学皆有明确而相似的对象,并有共同的前提预设,即多数民众是不觉悟的,需要启蒙和教化;它们在方式上都具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单向性封闭性特征.但由于这两种文学形态的发生发展的基础不同,因而其本质又有根本性的差别.追求人的解放与使人成为"顺民"甚至奴隶是现代启蒙文学与古代教化文学在价值目标上的主要分野;思想内容的多元化与道德说教的单一性是现代和古代文学的重要差别.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价值基础不同:现代启蒙文学植根在近代理性的土壤之中,怀疑、批判、求真、超越是其核心品格;古代教化文学则建立在传统实用理性的基础之上,服从、肯定、求同、守成乃其主要特征.两种文学传统的最终结果,其性质完全不同.     

缺失的历史:东北近代的诗歌创作

东北近代诗歌创作在取得了自身实绩的同时 ,相对于中国近代文学主潮存在着变革实践的历史性缺失意义上的滞后 ,呈现为多重阻隔因素作用下的一种“古典形态”。其主要原因为 :东北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落后 ;自身文学传统的薄弱 ;地域文化中重质轻文、因循沿袭基因特质的制约 ;“传统”在文化落后地区的纠结等。东北近代文学由旧向新变化的“移入”特征、突至性与非自觉性 ;缺少过程性内容对自身文学革新机制建构的不利。     

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在深层哲学精神上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又回归神话的“启蒙辩证法”成为这一文化/审美思潮的现代性动力;而世纪之交至21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则将这种对启蒙的矫治及对理性的反拨,再度推向了从解放到神话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一种可称为“欲望辩证法”的文化/审美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     

"感性启蒙":"以美育代宗教说"新解

蔡元培从他的教育即启蒙观念出发 ,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 ,其实质是在感性领域建立启蒙理性的精神 ,即“感性启蒙”。这种美育思想为20世纪中国美育理论铸就了理论模式和思想方法。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不应忽视的一个区域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在若干年前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禁区 ,因为当时把西方传教士的所有活动都视为“文化侵略” ,也就不可能肯定传教士推动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作用。近年来对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仍然很少有人研究 ,其原因在于认为西方传教士不是中国人 ,他们的活动不属于中国文学范围。其实历史的目标在于展现过去 ,西方传教士虽然不是中国人 ,但是他们用汉语所写的作品 ,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当你试图说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时 ,离开了传教士的活动 ,就显得很不全面。当今西方如英国文学 ,…     

中西启蒙"民主"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

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与西方 17世纪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 ,都顺应历史演进的规律而将价值目标指向“民主”。但由于中西“文化元精神”的歧离与启蒙境遇的差异 ,双方的“民主”观在价值源头上就存在着层次上的差距。在中国 ,即使最彻底的“民主”思想家黄宗羲 ,也只是在“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理据上扬弃了作为“君道”的民本思想 ,并未对君主专制制度作根本的否定。因此 ,中国启蒙学者对君权的批判 ,只是在“解构”的视角上可理解为有“民主”价值 ,但在“建构”的意义上 ,相对近代“民主意识”尚有相当距离     

经史之学与文章创作——清代浙东学派“叙事之文”研究

清代浙东学派以经史之学著称,主张文章创作应以经学、史学为根底,形成了为文的鲜明特色。黄宗羲等主张文要补史之阙,因此多作"叙事之文",旨在记述、保存一个时代或一个地方的文献,以期有助于世道人心;认为先儒都是"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作文也应该写"其心之所明",凸显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这些主张和创作契合了近代文学启蒙的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启了近代文学变革的先声。     

感性的美学启蒙：李泽厚“情本体”论的批判性反思与价值重估

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弊端切入,结合大众审美文化时代的感性变革,反思美学的感性启蒙,并以此为理论背景,批判性阐释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的“情本体”美学思想。李泽厚后期从“实践本体”转向“情本体”,强调用审美情感的张扬对抗工具理性带来的生命异化,以美学的感性启蒙建设“心理本体”与“情本体”,追求“人是目的”与个体立命的审美人文主义精神。但其对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推崇,使“情本体”思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维度而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向传统儒学之“情性论”的回溯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文章指出,不能空谈美学的感性启蒙与文化的“心体”建设,而是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原则,立足于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结构视阈来思考心体建设与社会实践的融合。     

生存思考中沉重的突围——《狂人日记》与《一地鸡毛》知识分子主体形象比较

“狂人”是第一个有现代人格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启蒙形象。“小林”是当代知识分子反启蒙形象的代表。二者表现出迥异的文化定位与自我认同。在张扬个性同群体意识的冲突中,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与尴尬悖谬,由此演绎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百年变革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命运和精神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