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与五四运动的渊源探析

五四运动不仅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也与军阀之间的内讧有很大关系.在这次运动中,工人、农民、商人等相继投入,军界也参与进来,吴佩孚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北洋军阀内部所发出的异声,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骁将,他支持五四运动的行为令人费解.经过深入探究,我们了解到他心灵内处的民族主义爱国情结是他支持五四运动的根本动因;军事力量与政治权力对比的不均衡,是吴支持五四运动的又一原因;为直系崛起捞取政治积累是其支持五四运动的根本目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吴佩孚支持五四运动的原因是复杂的,所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地评价这个历史人物,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     

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兼论两广事变的性质

两广地方实力派在策划两广事变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认为 ,陈济棠是事变的发动者之一 ,但事变的发起者是李宗仁、白崇禧 ,是他们的策动才使得陈最后下反蒋的决心。从他们发动事变的过程可以看出 ,两广事变实为一次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和斗争     

皖南事变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集中表现。事变前后 ,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党派完成了一个由孤立分散而至政治结合的联盟过程 ,其主要表现是由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发展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政治结合给予了积极支持 ,因此是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体现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华北事变后的中国政局

1935年的华北事变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冲击是十分明显的。西安事变的发生 ,其历史必然性则在于华北事变所造成的中国政局的巨大变化。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一步阐述。指出 :张学良、杨虎诚的历史功绩 ,实际上正是他们适应了政局的变动 ,抓住时机 ,发动事变 ,最后在各方努力之下和平解决了事变 ,从而扭转了蒋介石的对内政策 ,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奠定了基础     

皖南事变前后的中共与美国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战斗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引起国民党的恐慌。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此时,美国正有意成为反法西斯国家的兵工厂,对中国事务倾向于观望立场,但希望中国统一力量对抗日本。蒋介石将皖南事变解释为军纪问题、内部问题,美国虽有犹疑却也基本接受,并未改变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态度。美国没有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实质,没有看到中共的上升趋势,而是认为国民党会是赢家,并判断国共冲突可以被控制,美国在远东的被动自此便已开始。中共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抗战大局下灵活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争取有助于抗战的力量。皖南事变发生之时,中共对时局转变作出准确分析,赢得美国舆论的同情,并打开了中共与美国高层联络的渠道,在走向历史舞台中央之初就占得了主动的先机。     

武人与政治:吴佩孚驻湘期间的社会映像

武人干政为北洋时期之政治常态。而吴佩孚驻湘期间之干政,异于其他军人、政客。在中国分裂为北京、广州两大政府体系的情况下,他联络南北,倡导和平;他附和南方,标榜维护临时约法、反对安福国会的政治立场;他公开支持旨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反日民众运动。其此种政治作为不仅对北京政界造成冲击,亦受到舆论界关注,由此,他由一名普通军人,成为被各界广泛瞩目的政治新人。实现南北和平、维护临时约法、捍卫国家主权为同时期中国社会的公共论题,其政治制高点地位的确立,亦成为直皖战争中直胜皖败的一大要因。     

东北救亡人士与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被迫流亡入关的东北各阶层爱国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以"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为宗旨的东北救亡运动.东北救亡人士为东北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与参与者,他们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争取张学良的思想发生转变,沟通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关系,促使他们下定"兵谏"的决心,发动了转变历史的惊人之举,其历史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浅析乌什事变与清朝回疆治理政策的调整

乌什事变是清朝统一新疆初年发生的最具影响力的重大事件,暴露了清朝回疆治理政策的弊端与漏洞。文章综合国内外各种史料,分析叙述了乌什事变的缘由及其经过;并对事变平息后,清政府为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和对回疆治理政策的调整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秘密社会与政治势力之博弈——以“黔东事变”的同善社为例

抗战后期,全国的同善社纷纷组织暴动,其中"黔东事变"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它是由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所导致,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分别采取相应的策略,最终导致同善社暴动相继平息,并出现分化.     

藏区基层政治变迁应为裂变与重构——博峪事变与卓尼藏区基层政治变迁

1937年,卓尼世袭土司兼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及家属,被其部下姬从周杀害于博峪村,史称博峪事变.事变后,经多方博弈与妥协,甘肃省政府藉善后之机改土归流,设立卓尼设治局,从此国家基层政权进入卓尼藏区,开启了世俗性国家政权对卓尼藏区地方政教体系的更替进程,引发了卓尼藏区基层政治体制的裂变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石原莞尔侵略战争理论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当今,"九一八"事变的史实学术研究,已向纵深发展.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把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恶贯满盈的日本战犯押上了历史审判台,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亿万人所唾弃.日本军阀精心策划的从"炮轰北大营"发难,到进而攻占辽、吉、黑,并铁蹄蹂躏全中国的史实研究也越益明晰.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最大野心的实现,是有它的深层民族文化基础,并为当时的众多"武士精英"所促成的.历史不会重演,但类似的现象却反复出现.不根除人类的野心,战争狂人--特别是那些军事"精英",因财富产生的贪欲,以及满足这些贪欲不择手段的强权逻辑,那么人类沦入战争苦难的悲剧就会重现.本文拟剖析"九一八"事变中起重要作用的日本军界青年理论家石原莞尔的思想与作为,透视日本民族文化的某些不幸因素,以洞测人类永久和平的契机.     

北洋体系衰落下外交系在民国政坛的崛起

1920年前后,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确立了联美外交,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所回升,颜惠庆、顾维钧等一批亲美派外交家的权势因此而得到了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北洋体系却在南北各军阀的纷争当中走向衰落,北京政府的统治权威大为跌落,这就将外交对于国内政治的价值,亦即维护政权合法性的价值彰显出来。由是,外交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亲美派外交家成为一种公认的政治势力,时人遂冠之以"外交系"的名称。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一系列侵华事件,使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逐渐转向了抵抗日本侵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在此过程中,国民党经历了由"攘外必先安内"到"合同团结,以自效于国家"的转变,把整合不同政治力量参与抗战与民族复兴大业联系起来;共产党着眼于民族复兴力量的思考,相继提出了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以"实现真正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主张,目的在于凝聚全民族所有爱国政治力量共同抗日;中间力量在呼吁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的同时,提出了"建立民族阵线"的主张,强调各党派团结抗战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和前提。三支政治力量对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追求及其对御侮图存手段方式认识的一致性,形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求真”与“致用”——“九一八”事变前后顾颉刚的学术心路

"九一八"事变是顾颉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事变之前,他心无旁骛一心治学,辗转于南北力图为中国打造一个学术的世界。事变后,为民族危机所激发,他逐渐从"求真"之学转向"致用"之学。顾颉刚的转变,反映了新知识界知识独立的现代性与学以致用的传统性的无缝连接,也反映了新知识界探索致用新平台的努力。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并由对外抵抗的诉求延伸到开放民众运动等对内的诉求,由对内的诉求发展到将矛头明确指向政府。形式也由温和的请愿变为激烈的示威。国民政府最初采取的是外宽内紧,慰勉劝阻的对策,后随着学运的不断升级,而改为武力驱散。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基本上还是一种“有限强制”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南北观念考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长期潜存于人们心头的“南新北旧”意识又重新出现。国人心头传统的“南北之分”,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被重新诠释和建构。南北观念在这一时期具有了不同之前的新内容。以陈序经、朱谦之等为代表的南方知识分子,对于南方的历史形象进行了重构,并发起“南方文化运动”,以期取得话语权,成为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庚子年李鸿章北上史实补正——兼及李鸿章与日本的关系

李鸿章在庚子年奉召北上,完成其政治生涯最后一幕.围绕北上一行的相关论说仍有史实不清或理解偏差之处.通过补证工作,可以发现:庚子事起时,李出于自我禁抑,对中央政策不敢轻易建言.盛宣怀等人策划调其回任直督,与清廷召李“迅速进京”并无直接关联.李奉召后,已做出北上实际部署,因大沽开战不得不顺延行期.其最早向日本作出外交试探,然后转向俄商,北上抵沪后,又拟密派亲信杨崇伊代行入京,并托日本军舰护送,事终未果,但其“亲俄派”身份为英、日等国所忌,沪上外交也无奈附着了浓重的国际政治阴影.     

钞票与捐纳——一幕空对空的清末官场闹剧

清初发行过纸币,“钞尝行于顺治八年（1651年）,岁造十二万八干有奇。十年而罢。”目的是筹饷,数额不大,很快就停发,对清初社会和经济领域没有带来负面的影响。之后就没有再发行过纸币,虽然期间也曾有人提议发行纸币,但都被否决：“嘉庆间,侍讲学士蔡之定请行钞。     

民众民族主义的双重面相与历史难境——以天津商人与抵制日货为例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各界民众掀起规模颇巨的经济绝交运动。天津商人的经济绝交运动不如上海等地激进,呈现出较大的被动性。津商与其他抗日团体之间,趋同与离异并行不悖。商人对"国权"与"私利"的双重考量,贯穿于整个运动期间。只有体悟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特殊境况,方能理解其悖论性表现。商人既为苟苟营利之徒,此乃他们的职业特征,同时又往往是民族主义者,这是他们的国民身份使然。     

社会的脊梁:张謇政坛三进三退评析——再论民国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张謇在清末民初政坛的三进三退,始终是从时代高度、国家安危、国民生计出发,尽力追随时代潮流的行为。他将实业家的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发展到极致,不愧为社会的脊梁。因此,对其疏离孙中山,以及他一度积极支持袁世凯,不应以今天的眼光过多苛求。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评价,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采用多种方法,去研究、分析、理解,切忌简单化、概念化,才能定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