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生存困境与礼乐文化诗性精神的衰微

礼乐文化是周代社会的伦理规范和教化手段,它虽不是艺术,但文质彬彬的行为方式、优雅的礼乐、精美的礼器等,却有着丰富的审美价值和诗性精神。礼乐文化是典型的贵族文化,它需要平和、安定的社会条件和具有身份地位的贵族才能得到实现,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地位的衰微,以及列国之间竞争的激化,礼乐文化趋于衰微。孔子作为没落的贵族努力恢复礼乐文化,但是他出身贫寒,又生不逢时,在困顿的生存境遇中,只是发展了礼乐文化中的和谐、孝悌观念,但却无力推进礼乐文化的诗性特征,在孔子维护礼乐文化的过程中,礼乐文化所特有的诗意心态消失了,音乐从礼乐变为抚慰心灵的个体情感音乐,礼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发生了分离,从而使礼乐文化的艺术精神在保护中进一步走向消亡。     

乡饮酒礼与食犬风俗——《仪礼》酒会用牲制度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渊源

《仪礼·乡饮酒礼》及相关各篇记有贵族酒会使用犬牲的规定,按这一规定举行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都带有食犬宴会的性质。如果不计饮酒仪节,《仪礼》描述的乡饮酒礼其实就是一场"狗肉盛宴"。对照周代用牲制度来看,《仪礼》所说专用犬牲的规定并非当时乡饮酒礼和类似酒会的通例,很可能只是鲁国及邻近地区特有的习惯。西周春秋时期的鲁国保留了较多的商文化因素,该地区乡饮酒礼使用犬牲的惯例当是沿袭了商族常用犬牲和喜食犬肉的传统。辨明《乡饮酒礼》食犬惯例的性质和来源,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仪礼》的史料价值和周代礼俗的地区差异等问题。     

五礼制度与《诗经》时代社会生活

礼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是不可缺少的。周代五礼的形成,标志着礼的日益体系化、完备化。五礼是指嘉礼、宾礼、凶礼、军礼和祭礼五个基本方面,它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诗与礼乐相结合,共同为培养贵族社会所需要的君子人格服务,《诗》成为宣传礼乐制度的重要手段。     

殷商三地射与周代三番射比较研究

射礼是商周时期的一项重要礼仪,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主人"子",先后在■、泞、澭三地举行射礼,文献记载的周代射礼则以"三番射"核心。■地的射礼重在教习,是为祭祀射获牺牲的习射,性质与周代射礼第一番射的"司射诱射"、"子弟习射"相同;泞地的射礼与军事活动相关,与周代第二番射以比拼射艺与武力的"不贯不释"类似;澭地环境与"泽宫"相近,其射礼重在祭祀等礼仪活动,与周代第三番射重礼乐的"不鼓不释"一致。殷商三地射与周代三番射精神内涵高度一致,为"周因于殷礼"提供了新的切实证据。     

礼乐文化与古代东方社会

一 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乐文化十分发达,尤其是在先秦的宗周时期,礼乐文化表现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礼乐制度,它与宗法制、分封制和井田制并行,成为宗周社会上层建筑的几大支柱之一。在礼乐制度下,各项具体的礼制和乐舞的使用都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礼和乐相互谐配,不仅祭祀、燕饗、乡射、军旅、燕居等实际礼典活动中发挥着宗法等     

孔子仁学与“《诗》可以群”

"《诗》可以群"源于礼乐合群的历史实践。孔子以"仁"为本体,对以"礼"为核心的群体关系进行提升和超越,将外在的规范和秩序内化。又以"仁"为内核对《诗》进行意义的建构,将"思无邪"作为《诗》的本体。《诗》所承载的观念、价值形态转化为本然无邪的情感,在感性的审美交流中实现道德的提升,将人们纳入一定的社会和政治体系之中,具有社会整合和政治统御的功能,这就是孔子"《诗》可以群"的本质。同时,"《诗》可以群"将《诗》作为文化价值权威进行言说,是孔子理论建构的创造性方式,成为后世儒家学说发展的经典路径。     

论王船山《诗广传》的诗礼乐思想

<诗广传>是船山<诗经>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展现了船山哲学、政治、伦理、历史及文学等领域的思想观念.但学界普遍比较关注<诗广传>的历史哲学及其在明末<诗经>文学化倾向背景下的诗情观念,对于<诗广传>所体现的儒家哲学、伦理美学内涵则多有忽略.从诗乐达情、音容之灵、礼乐通神三个方面来考察船山如何创造性地诠释儒家诗、礼、乐思想,可弥补<诗广传>理论诠释的空缺,为理解船山<诗经>学提供某种视角.     

孔子"《诗》可以群"命题的本义还原

"<诗)可以群"诗学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巫舞遗风.上古巫舞是族群意识、情感的集体表达与寄托.西周礼乐将传统的礼俗、精神、信仰等凝结为文化价值,构建了文化秩序,并以之化成天下,维系政治秩序.春秋赋<诗>言志是"礼"的交往,展现了揖让文明的新交."<诗>可以群"是孔子对礼乐文化传统的理论总结和创新,是孔子诗教的重要目的与文化理想.孔子以"仁"作为群体关系的价值原则,对<诗>作了"思无邪"的情感概括,在审美交往中提升道德,实现群体的融合,重建社会秩序.     

周礼与《诗经》关系探析

"六经"是西周春秋时期教育学生、教化民众之教材。其中,《诗经》言简意赅,大多押韵,便于诵读,可谱曲演唱;赋《诗》言志,是贵族高雅之举,在燕飨聘问、宗庙祭祀之时,参与者常征引《诗经》,传递情感,表达礼义。故将《诗》、礼与乐三者合而为一,使《诗》与乐不仅是行礼之重要环节,也是周礼之组成部分,成为周代礼乐文明的核心元素。     

宾礼与春秋时代赋《诗》风气

春秋时期,贵族士人保留着温文尔雅的周代君子遗风。《诗》在对外邦交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邦国交际过程几乎通过《诗》来完成。在主观上,赋《诗》行礼、以《诗》明礼,主要在意其外交意义;在客观上,赋《诗》言志具有文艺鉴赏的意味。赋《诗》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遵礼而行,所以《诗》意本身便在政治和道德层面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或作为真理的依据而被运用。朝聘诗为"陈己德"的重要手段,是外交语言的诗化。《诗》本身的价值和影响往往与赋《诗》者的品德境界相辅相成。     

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

雅俗观念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观念,它的演进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以音声为表征的政治雅俗观是与政教合一、学在王官的礼乐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凸显的是宗法伦理和等级秩序,其文学形态是诗、书、礼、乐等反映礼乐教化的贵族文学。以学术为表征的文化雅俗观是与政教分离、学在四夷的道德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张扬的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和文化精神,其文学形态是反映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论、说、记、传、辞、赋等精英文学。以文本为表征的艺术雅俗观是与成长为独立门类的艺术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强调的是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其文学形态是注重形式和风格、强调审美和娱乐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美感文学。从局部而言,中国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某些文体由俗而雅最后走向衰落的现象;从整体而言,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呈现由俗到雅再到衰落的趋向,而是不断地由雅趋俗,即从贵族走向精英,从精英走向大众,文学主流文体越来越通俗化,文学消费主体越来越大众化,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准此,我们对中国文学史应该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描述,对当下中国文学应该有新的认识和新的策略。     

论上古乐人的类型差异及其文化衰落的技术化发展根源

论文以上古乐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表现与事迹等为依据,揭示出乐人群体内部存在着贤者型与技术型两类乐人相分化的发展事实。早期由贤者型乐人奠定乐人的重要政教文化地位,而在周代,技术型乐人则逐渐成为乐人的主体类型,并呈现出以牺牲政教文化地位为代价的重技术、轻义理的工具化发展路向。文章的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导致周代礼乐、诗乐文化解体的自身根源与内在机制具有一定的切实意义。     

先秦三番射考论

射礼是先秦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集射箭、礼教及娱乐于一体的弓矢竞技活动.本文着重考察了先秦射礼的三番射仪制,以及由此探究其藉射礼以奖拔各地的贤能俊才、藉射礼以考察群臣的忠奸善恶、藉射礼以鼓励将士的讲武习射、藉射礼以推行国人礼乐教化的历史作用,最后探究了射礼在体育文明及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礼制史上的鹊巢鸠居——乡礼的礼义及其历史演变

周代乡礼的礼义,经由分析《仪礼·乡饮酒礼》所载仪节设置,可抽绎为三个层面:宾主之间,礼让致敬;长幼之间,尊长身教;全乡官民,和乐凝聚。由乡长亲自主持的乡饮酒礼,是西周春秋以来乡治精神的高度凝结,是乡里官民会聚的公共空间。乡礼的礼义能否充分体现,取决于乡治的运作是否良善,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执牛耳人物,就是乡大夫和乡老。乡治,乃是相对于自上而下的天子、诸侯分封制的另外一条路径,是一种由下而上的社会自发组织模式。学界长期以来对此认识不清,段玉裁亦误释乡礼本义。西汉成帝以来逐渐重建乡饮酒礼,至《大唐开元礼》形成了新的体系,即分列为皇帝养老、刺史乡饮酒和县令正齿位三项仪式近似的礼典。这一历史演变,乃是秦汉以来地方社会组织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动的结果,而乡礼的礼义内核则在东汉至西晋渐为养老尚齿所寄居,至隋唐以后再一次被乡贡尊贤所占据。乡饮酒礼就像鹊巢之被鸠居,礼制史上的这一演变可称之为“礼仪的鸠占化”。明清以降,尊长、尚齿的礼义与中央集权进一步共振,乡礼再度变质。     

汉代以前的礼乐沿革与帝王统治术

进入周代,礼承担起道德政治的责任。乐是礼的基本构成,礼与乐是周推明道德伦理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为政治所设的统治术。春秋以降,文化解释权下移,礼乐的文化阐述落到了平民思想家的手中。刘邦建汉,礼乐作为统治大法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可以汉武帝刘彻继位为界,前一阶段表现为刘邦因尝到礼乐的甜头而肯定礼乐;后一阶段表现为汉武帝将礼乐建设放到政治的首位,以礼乐为治国大法。后世王朝的政治制度虽时有革新,但礼乐作为帝王统治术却得到了全面的肯定和继承。     

诗何以“观”而不“听”——孔子“诗可以观”补释

对于孔子“诗可以观”,以往的解释主要在“观”的价值和意义上,集中探讨诗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之关系,而比较忽视从诗歌自身入手研究。孔子何以不曰“诗可以‘听”’？究其原因,还有两点值得补充。那就是,在春秋时期礼乐文化制度下,一是诗乐的表现形式无论是日常的弦歌吟诵、外交的赋诗言志,还是集体的乐悬演奏,都主要是表演性、观赏性的,而不是聆听性的。二是诗乐本身具有绘画性的特征。     

司马迁的礼乐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司马迁推崇孔子与其弟子、孟子、荀卿,以及汉初的叔孙通、陆贾、优生、贾谊等儒家学者,更以汉代孔子——董仲舒为师,而学春秋公羊学。又好调查研究,到全国各地考察,特别是详细考察和瞻仰了孔、孟家乡的古迹、礼器、遗物,并“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因此,非常重视礼乐仁义。他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史——《史记》,其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礼乐思想。对于司马迁,过去大多称他是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很少谈他的礼学思想。实际上,他也是个著名的礼学家。他对礼、乐以及与礼密切相关的法,均有深入的研究,在中国礼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籍礼与《诗经》农事诗的礼乐内涵

《诗经》农事诗反映的古礼,是籍礼的扩大化和具体化。随季节变化,籍礼的内容也相应变化,《诗经》里不同季节的农事诗具有籍礼乐歌特征。《诗经》农事诗对丰年的祈祷,是对农耕生活的雅化与礼化,含有"贵土顺时"等文化蕴味。籍礼的存在与传承,呈现着与天相合的价值观念,追求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人定胜天的征服观念明显不同。     

由文化的到政治的──略论孔、荀礼乐观念的变化

“礼乐”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通过周公制和作乐建立起来的贵族行为准则和政治统治秩序为数百年后的孔子带来了无限的眷恋和执着的追求。孔子无疑是想以周代的礼乐制度为典范重振王道礼乐秩序并成为这种“重振”的策划者,其政治用意是不容否认的,但孔子的实践与言论明显表现出一种文化关怀的倾向,这种文化关怀的精神对后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又过了大约２００年,孔门后学荀子重提礼乐的核心意义,却明显淡化了那种文化关怀的倾向而构筑成一种赤裸裸的社会控制的强权理论。     

论《诗经》“二南”的特殊地位及其成因

与《诗经》中的其他风诗相比,"二南"诗歌具有特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二南"虽属于地域性诗歌,其地位远远高出十五国风中的其他诸侯国的诗歌,流传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受众更多;"二南"中的一些乐歌广泛地运用于射礼、饮酒礼、燕礼等各个方面,还作为周代的房中乐而存在,具有雅诗地位;"二南"在儒家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它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与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响有关;它具有雅诗地位,是因为它们最早就是以雅乐而出现的,后代编诗者将它们放入风诗之中,从而降低了它们原有的地位;"二南"被孔子所重视是由于诗歌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反映出孔子对恢复周礼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