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释义 偏移的历史过程

“诗圣”一词蕴涵着两重意义:最初是指诗艺的无体不工、无美不备,而后来则逐渐移向传统儒家诗教文化的道德圣人。杜甫走向圣坛,尤其是诗圣含义发生历史偏移是由于历史演变至宋代之际所形成的宏观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对于一位诗人的恒久推重,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上是以将教化富于诗中为最高、最理想的文学境界的。诗之圣者,先为人圣,杜甫的真正贡献是将传统的孔、孟之道诗化、人格化,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典范和象征符号。     

论以诗为教的产生与诗教观的确立

诗教观的确立不是偶然的。诗经历了从“神坛”走向了“政坛”的工具化转换和教化功能由作为礼仪仪式的组成部分向个人的道德修身上的功利性转换,最终使诗教淡化了文学性,凸显了政教性,致使在汉代诗教观得以确立,完成了它的嬗变过程。     

陈子昂诗的感遇与兴寄——基于儒家“相感”说的再讨论

儒家的伦理教化并不以规则或律令的“强制”与“命令”为主导,而倾向于在道德的示例中为他人确立可以取效的行为典范,在事态中生发道德感动,并由之产生自然而然的道德教化的效果。教化的要点,不在于给出一种生命理想完满的状态,而是在于对他人、它物的关切中,彰显生命的道德责任,并由之提示生命向善对于生命本身的成就。陈子昂在中古诗学中的意义,自儒家传统诗教视角而言,乃是在晋宋以来诗歌新风习的强势之下,重新倡导一种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追求的诗歌创作。故而,在特定的意义上,陈子昂的复古自然会更着力于道德教化的效应,并因之影响书写形式的选择。     

现代性之维与“道德教化”之思

作为理解现代性极端发展的两个维度,个人主义和纯粹工具理性已经渗透进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其结果是:道德教化在社会各领域全方位退场,从而陷入现代性困境之中。面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形成与教化权威的式微,现代性工具理性崇拜与人之德性的错位,独白性教化传统的延续与个体反抗中的迷失等现实困境,只有将道德教化根植于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通过完善道德教化实施的内在机制,积极重构中国传统的德性道德,才能完成对现代性道德教化困境的超越。     

孟子美育思想初探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礼乐教化观念 ,并从内在心性修养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美育思想。孟子美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 ,以“德教”为中心 ,特别重视内在道德情感的自觉培养 ,并与“性善”论和“仁政”学说相联系对礼乐的审美教化作用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论述。孟子的“引《诗》论教”和“说诗论教”发展了孔子的“诗以义为用”的“诗教”倾向 ,具有明显的义理阐说意味。     

先秦两汉诗教观对中国古代戏曲的影响

先秦两汉形成的诗教观,以诗乐关系、"风化"说、"讽谏"说为基本内容,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诗文之外,中国古代戏曲因有音乐曲调这一要素,受诗教影响尤深。一方面,元明清的戏曲评论往往依托诗教观,以儒家诗教中"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的思想评判戏曲,以示褒贬。另一方面,诗教观深刻地影响了元明清文人的戏曲观念,这具体体现在戏曲"讽谏""风化""风化艺术统一"说三个方面。戏曲在诗教观的影响下,逐步沦为教化的工具。戏曲所具有的反映社会风俗以及政治教化的功能日益显著,并成为明显倾向。     

明儒薛侃乡约思想的教化意蕴及实践特色

明儒薛侃以《南赣乡约》为蓝本并根据当时潮州地区的社会舆情,积极援引王阳明心学理论尤其是"良知之教"的思想精义,提出一套旨在移风易俗的颇具教化意蕴的乡约思想。薛侃乡约教化模式主要通过公共场合的聚众会约公开进行劝善彰善、纠过戒恶的仪式活动,确立起共同生活场域内的道德榜样以引领社会风尚,又借助民间舆论和宗教信仰等产生"防人为恶"的强大心灵震慑效应,从根本上确立起"扬善抑恶"的评价标准。薛侃乡约亦包含诸多生活智慧和日用规仪,实际上为乡村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系列旨在缓和人际摩擦、增进乡民团结的价值理念和具体规范。如果将薛侃乡约教化理论置身于当时社会境遇进行实践考量就会发现,它以阳明心学为指导希冀找到切实拯救世道人心和共同解决乡村生活实际问题的实践方案,无论理想信念抑或规条设计都流露出浓郁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文本设计和具体操作过程均展现出与官方意识形态妥协并自觉接受其指导的实践倾向。     

寓治于教——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

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政教关系,即道统与政统、师儒与王侯分离又合一的关系,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成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儒家历来对于教化之事极为重视,成为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儒家教化主要以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三维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多维结构:教化与富裕、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礼教与刑罚。当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根本原因是有治无教。应该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形成新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     

《唐诗三百首》的"诗教"内涵

<唐诗三百首>编选宗旨深受<诗经>以来的"诗教"传统的影响."诗教"传统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温柔敦厚的诗歌教化意义,即是通过诗歌特有的感发人心的功能,潜移默化地端正人的思想、纯洁人的心灵,从而陶铸儒家理想的高尚淳厚的人格.<唐诗三百首>的"诗教"内含极其丰富,主要包含着思想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三个方面.所选诗歌一则是"思无邪"的作品,二则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三则是要达到"脍炙人口"的效果.     

浅析黄节诗教观的内蕴

"温柔敦厚诗之教,经天大义谁能拗",近代岭南诗人黄节感于"四夷交侵,中国危矣"的现状,坚持以诗来正人心,立国体,保我国家民族之生命,绵续先哲教化之德泽,从而形成其诗教观独特的文化内蕴.     

从《乐记》看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礼乐关系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典籍,儒家思想素有"礼"、"乐"相统一的传统.在<乐记>中,虽然以"乐"贯穿诸章始终,但这里的"乐"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概念、艺术形态,更是与人性和情感、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乐教".它以"礼"、"德"为灵魂,并且通过与政治的结合,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乐记>中有大量的关于礼乐关系的记载,这些记载既肯定了"礼"、"乐"教化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道德属性,又揭示了二者在性质、功用和教化方式上的不同之处.<乐记>中所体现的儒家关于"礼"、"乐"相辅相成关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礼节乐、以乐和礼、礼乐相成.正是由于"礼"、"乐"在性质与功能上的这种特征,才使中国传统乐教能够发挥政治道德功能.     

道家的道德教化思想简论

所谓道德教化,是指道德上的先觉者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要求,通过官教或身教等多种方式对其他人有计划地施加系统影响,促使其将这些准则和要求纳入自身的道德品质结构,实现向善弃恶变化的一种活动。长期以来,人们较注重对于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研究,而认为道家主张“绝仁弃义”,“行不言之教”,因而不提倡道德规范,不要进行道德教化。这些误解妨碍着人们全面地理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之一的道家思想,不利于我们发掘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精华。     

"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价值观建构

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以儒家思想为宗,在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以蒙书、家训、女训等启蒙教材为载体,把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化为童蒙易知的揖让言辞和生活规范,借由"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启蒙教育实现了儒学世俗化,为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价值规范.这种价值观建构体现了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呈现以"蒙以养正"为教育宗旨、以"圣贤人格"为建构目标、以"道德教化"为路径选择的特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化融入了民间生活,表现为源于经典、自上而下但又不脱离民间生活、切于日用的日常教化.     

论古琴音乐文化中的儒家审美观

古琴作为古代文人教化理想的寄托,必定要在教化的实践上有所表现。它深受儒家乐教思想的影响,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德音"审美观;"中正平和"的雅乐审美观;"物我两忘"的"移情"审美观。分别强调了音乐的道德性、演奏的悦耳性、欣赏的情感性。古琴音乐文化承载起中国传统音乐形式与内容、善与美、历史与未来的神圣使命,并通过古琴音乐文化中所蕴含的传统哲学思想来培养文人的音乐价值观,从而达到"成其政"的政治目的。     

道德意识形态的超验建构及其历史纬度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由此推定的价值形态即社会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是以超验的方式反映"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及其"物质活动"过程、以假定的方式干预和调节社会生活包括人的行为和心态的.这决定了社会道德意识形态必然内含"悖论基因",在其提倡和教化的实践过程中会合乎逻辑地演绎出普遍的道德悖论现象,并相应形成道德悖论直觉和知觉.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道德悖论即所谓"道德失范"及由此引发的"道德困惑",具有某种"全人类"的性质,它是快速发展的工具理性与传统理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结果.由此建构的"道德模糊性的时代"和"生活在碎片之中"的伦理境遇,要求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理,构建道德意识形态的合理纬度.     

先秦儒家《诗经》学略论

西周春秋时期,人们通过"赋诗言志"、"断章取义"的方式使用<诗经>,以实现美刺政治、维护礼乐和外交邦国的重要目的,从而逐渐使之成为独立的审美本体和研究本体.孔子诗论,犹有浓重的春秋时期礼乐教化的意蕴;孟子诗论,则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诗学观,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基本方法论;荀子诗论,则既有继承诗教传统的一面,又强调诗教与时变革的一面.     

论"诗教"的美学渗透途径及其功能

孔子是我国“诗教”的开创者。他十分重视诗歌在人的道德方面的教化作用以及“兴观群怨”等各种社会作用,但他却忽略了“诗教”中的极其重要的美学作用。受孔子的影响,后人对诗歌的美学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诗歌之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不衰,主要是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美”是诗歌中一个极其活跃的因素,诗歌中的美学渗透作用同样是巨大的。     

“诗言志”与周代“乐德”教化的实践意义

"诗言志"命题以典乐文化为语境生动描绘了先秦时期的典乐演诗艺术形态,描绘中充分体现了对诗的道德教化功能的重视。周代"乐德"教化凭借"演诗言志"象征地、诗化地进行政治秩序的示范与伦理观念的规范,实现宗法政治思想体系的建构与民族精神品格的确立,由此决定了"言志"之《诗》与"乐德"教化之间的密切对应性,因此以周代典乐文化为特定语境的"诗言志"命题实质是对"乐德"思想教化实践意义的总结,体现了周代诗学观念的政治自觉。     

诗教与美育——从唐弢先生的一道试题说起

诗教与美关系密切。绘事后素、辨声之邪正均源于诗教,其尽善尽美的论述更是孔门儒学的最高境界。孔子以无言之教激发人们投身于宇宙自然之运行,从涓滴之中发现天地和人生的奥秘,从而实现美与善之境界的达成。审美不但内在于他对宇宙、自然、生命的观照与理解,也成为表达道德理想的方式与途径。这一过程的实现有赖于观者的目光与境界,而以物观的独特方式实现物我两忘的认知—审美—道德境界则为观者提供了路径。美育的范围也因此渗入所有领域与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面对美育与功利的讨论,唐弢从美的角度切入,在诗教传统中发现了内在于生活本身又必须通过美的形式或形态加以呈现的世界。文学艺术既有美性情、崇思理的教育作用,又有与生活本身浑成一体的独特性。故而诗教即美育。     

周代音乐的贵族教育与人格修养

上古时期的音乐，具有浓郁的“巫乐”色彩。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建立，音乐的政治意味得到了极大的强调。统治者重视乐的等级意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乐的道德教化意义。以雅乐为基础的周代的音乐教育，非常重视乐德之教、乐语之教、乐舞之教，尤其是重视乐的道德内涵和平和中正的人格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