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主要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在《判断力批判》中 ,康德把人理解为“完整的生命” ,并由此出发把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通过审美判断联结起来。在审美鉴赏中 ,“事物自身”向鉴赏者“显现”出“自己”的意义 ,鉴赏者在“现象”中“看”到“本质” ,从经验中的“有”中“看”到了“无” ,召唤那个“无—本体—事物自身”到我们面前来。“无—非存在”并非人主观强加给“自然”的 ,“世界”作为“整体”存在于“作为整体的自然”之中 ,世界有一个“无”“在”。哲学正是在“整体”尚未“完成”时 ,“看”到了“整体” ,提前进入“整体”。“整体论”可以理解为哲学的目的论 ,它使世界万物有始有终 ,有“自己”。“理性”将“自然”作为人们“生活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使它不仅仅是我们的工具 ,而且将其“评鉴”为“事物自己”。“自己”就是“自由” ,“自由”的意义只向“人”“开显”。人必须是理性者 ,是自由者 ,是目的     

“唯”与“惟”之辨

在目前学术刊物的审校过程中“唯”与“惟”的用法存在一些歧义,有些编辑将原作者文中的“唯一”“唯我独尊”等中的“唯”字改为“惟”,有些则拒绝用“惟”字。这些都失之偏颇。笔者翻检《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第五版,第1446-1447页),“唯”“惟”条目“唯独”注也作“惟独”,“唯恐”注也作“惟恐”,“唯利是图”也作“惟利是图”,“唯命是听”也作“惟命是听”等等。可见“唯”与“惟”在大多数场合是相通的,只有在“唯唯诺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与“惟妙惟肖”词条中两个字才有所区别。事实上,自古以来“唯”“惟…     

绘画艺术的“感觉”与“理性”

绘画艺术是人类文化灿烂的一页,是人类文化“理性”的结晶,具有明确的“技术”特征和“训练”特性。然而,绘画艺术却十分重视“感性”因素,通常称之为“感觉”。但是,“感觉“依然不是绘画艺术最终的决定因素,能够将“感觉”建立在“理性”之上,实现“感性”向“理性”的转化即为决定因素。一切离开“理性”而妄谈“感性”都是片面的,一切离开“技术”意义而妄谈“感觉”都只是“纸上谈兵”。     

宋元平话中的佛教影响

宋代民间有“说话人”,“说话”就是说书、讲故事。“说话人”讲故事所依据的底本被称为“话本”。其实 ,如果抛开“说话”的形式而单从文字看 ,“话本”是小说的一种 ,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的白话小说。宋元时代的话本 ,分为“小说”、“诗话”、“平话”和“词话”等数种 ,虽然各自有各自的含义 ,但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话本。大约到了元代 ,人们开始把宋代旧编和元代新编的讲述历史故事的话本 (即所谓“讲史话本”)称为“平话”。“平话”中的“平”字 ,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解 ,一种认为“平”即是“评”,“平话”即是“评话”,“讲说历史故事而加…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英文)

否定与批判“言志”诗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标志。但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言志”诗学不仅没有被剔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范畴,相反,却借助于西方话语得到合理的传承。“言”救亡图存的启蒙之“志”,与“抒”忧国忧民的个人之“情”,中国现代文学都未摆脱“志”者“大情”、“情”者“小志”的传统思维,具体表现在：主“思”派提倡文学创作的功利意识,进而以“志”代“情”回归“道”统;主“情”派则提倡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情”传“志”,回归“道”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涂抹着光怪陆离的“西化”色彩,但其重新“释道”与巧妙“言志”的本质特征,恰恰表明了它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而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后走向了“西方”。     

《文心雕龙》“符采”说释义

“符采”在《文心雕龙》中的含义可分为两种,一是“符之采”,即“玉之横文”,引申为“文采”,《原道》《诏策》篇中是此义;二是“符”与“采”,即玉之坚硬质地与华美文采的结合,引申为文章质实的内在美与富有文采的外在美的结合,《宗经》《风骨》《诠赋》篇中是此义.比较而言,并列结构的“符采”更具理论深度,从这一角度看,“符采”之“符”与“风骨”有相近之处,“采”则与辞赋的“铺采摛文”密切相关.“符”相当于“雅义”,“采”相当于“丽词”,“符”与“采”各自独立存在,又相互交融,其内涵与“文质”说、“丽词雅义”说、“情经辞纬”说一脉相承而又能超越诸说,更为精确地体现了刘勰文质并重的文章审美观念.     

“文革”中神秘的“内参片”

现在人们提到“文革”期间的文化现象,常常会出现“内参片”这个词汇。“内参片”是“内部参考影片”的简称。其实它早在“文革”之前就有了。但是,“文革”前的“内参片”和“文革”中的“内参片”含义不完全一样。“文革”前的内参片,是指不能对外公映,仅供业界内部学习参考的影片。而“文革”中的“内参片”差不多就是为“四人帮”等少数人“唱堂会”,虽然有少数影片也给部分文艺界或一些特殊部门的人“内部参考”。     

《老子》“宠辱若惊”章新诠

郭店简《老子》“”仍应释读为“惊”,它本作“惊”并非误读。“宠辱”不是并列关系,不是动宾结构,不是偏义复词,不是特有概念。“宠辱”实意为宠即辱,“宠为下也”进一步说明得宠乃卑辱之事。正如“大患”是对“贵”的价值判断,“辱”“下”都是对“宠”的价值判断（“下”即“辱”）,故章首两命题宜断句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郭店楚简本将“人”字断在本章章首乃误点句读。老子在此是做价值重估,从而颠覆以“宠”“贵”为上的世俗价值观。     

论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以“资本”为批判视角

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论题凸显了民族文化的焦虑,“资本”开创的时代,“不断变革”、“不停的动荡”、“不安定和变动”是其主要特征。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存在方式、生活样式。文化的“世界性”的前提是“民族性”,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应在“交往”中不断建构。     

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融合致思-论荀子对儒家幸福原则的改良

荀子的幸福观由儒家精英转向社会大众,对于“孔颜之乐”“君子之乐”奠定的德性原则有所改良.在性伪之辨上,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由“性伪之分”起始而至于“以伪饰性”,构建了“合性伪”的幸福原则;在理欲之辨上,荀子对“礼”的起源做了理性主义的解释,由“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起始而至于“以道制欲”“合于文理”,构建了“统理欲”的幸福原则;在义利之辨上,荀子调整了孔孟思想中义利之间紧张冲突的状况,由人性“生而好利”起始而至于“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构建了“兼义利”的幸福原则.“合性伪”“统理欲”“兼义利”致力于实现德性原则与功利原则的融通,“两得”成为荀子幸福原则的特质所在,从而使儒家幸福观呈现出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双峰并峙”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