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强者的婢女与弱者的武器之二元对立——媒介中的社会心态

一、媒介与社会心态:反映、拟态与建构 媒介中的社会心态,是否就是社会心态在媒介中的体现和反映?这关系到我们是如何看待媒介的.大致而言,对媒介与社会关系(包括社会心态)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镜子说",把媒介视为映射的工具,用以照射社会现实和监测社会环境.这种观点对信息传播和效果传播有很大影响,不过很快受到挑战.因为媒介只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再现社会的全部,而且媒介再现什么、不再现什么即使在价值中立的层面上也会存在着"屏蔽"效应.如以新闻为例,它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但并不是所有新近发生的事情都能成为媒介中的新闻,只有那些能产生社会效应的、新奇的东西或知识才会成为新闻,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常态则很难上升为新闻.更何况,媒介呈现还存在着媒介机构、媒介人、政府及其市场干涉.     

论可持续发展的人文限度及其超越

可持续发展的主旨在于满足人类的整体需要,不断实现人类的整体价值.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关键在于不断处理、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互生互惠、和洽相处,这必须通过人不断调整自身(对自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来完成.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于主体(人),在于主体的内在内涵的正确和由此产生的对象性活动(实践)的正确.而在主体的内在内涵中,与人类实践最基础的关联是其价值观,因此,可持续发展观实质上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它有赖于人的价值观的转向(正确),有赖于社会的价值目标的正确,从而把发展看成是维持或增殖社会主体的能力而不再仅仅看成是对社会物质成果的积聚;把发展看成是对人类(社会)整体需要的满足而不再仅仅是对"我的"或当下的"我们的"利益的满足;把发展看成是对人类(社会)精神的升华、自由度的拓延和人的全面性内容的持续获得而不再仅仅是对人(社会)的物性要求的满足.新价值观的这些内涵,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前景.然而,方向和前景不等于现实,正像人不可超越自然而在现实性上与自然平等一样,人也不可超越现实的、具体的人和社会的存在去侈谈人与人之间平等、人的思想观念的"正确"等,可持续发展不仅有其自然限度,而且更有其人文限度[1].     

"人类创造历史"——吉登斯的诠释与评价

围绕着"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吉登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解释.他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分为"前历史"、"历史"和"历史性"三个不同阶段,分别对应于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和现代社会三种社会类型,并把"人类创造历史"的起点放在了启蒙运动.他认为,只有在启蒙运动以后,人类才真正谈得上对历史的"创造",此前的所有社会类型都只是在时间中"度过"的社会.以这种观点为基础,通过建立起著名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进行了细致的说明.从总体来看,吉登斯的诠释扭曲了马克思的本来含意,其理论内部也隐含着难以弥合的张力.     

媒体奇观研究理论溯源——从"视觉中心主义"到"景观社会"

媒体奇观现象在人类社会与历史渐进过程中的一种凸显.学者们对这一现象的相关研究也印证和辉映了这一发展轨迹.媒体奇观现象的相关研究源起于古老的哲学命题"表象",在"视觉中心主义"传统下建立起来的"视界政体"中,表象在技术的助推下成为一种"全视机器",成为以蒙蔽和诱惑等方式束缚和压迫人类的新的枷锁,对其抵制、反叛、颠覆与重建就变得任重而道远.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德波和他的景观社会理论表征了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叛逆的激发.凯尔纳和他的媒体奇观研究,是在德波的悲情沉淀后将这一理论引向更理性、更具建构意义的一种新的出发.这一理论体系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媒体奇观研究有益参照.     

党的"执政"概念和党的"历史方位"的主题

本文深入地讨论了党的执政概念所包含的确切内涵和目前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两个维度,还深入地讨论了党的历史方位所包含的党政关系问题和对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的领导问题.认为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第一个维度是"领导大于执政",党的领导实际所包括的政治关系,要远远大于党的执政所包括的政治关系,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就是执政.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另一个维度是"执政包含领导",这个执政概念是一个"大执政"概念,包含了"阶级联合体"和"政权联合体"以及之间的关系,概括地说就是"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党和政府文件中使用的"执政"概念就是这个"大执政"概念.这个大执政概念,与现代西方政治术语中的执政概念和体现的政治关系和逻辑完全不同.本文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政关系的架构强调的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体现的是"党的执政一元化"的趋向.而这种党政关系结构要求党必须保持和体现它的先进性,做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中国的党政关系建设在重视法制化的同时还应强调领导者自身的道德文化建设.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对新兴起的公民社会的领导问题是个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就要担负起政府退出后对公共空间或社会自治领域的保证和监督的责任.不仅继续关注如何完善组织和运用政权问题,还应关注帮助人民实现对权利的觉悟并保障人民依法运用、维护和实现权利.这是共产党人的"第二次革命"或"自由革命".目前可以选择实行政治上的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加强执政建设同时重视对公民社会的领导建设.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西欧的"独特性"、"东方专制主义"与近代法治

文章认为,法治的生成和发展是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而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在东西方却具有不同的演进路径.即在西方呈现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复合(古希腊)--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古罗马)--国家吞并市民社会(西欧中世纪)--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和抗衡(近代资本主义).这种发展路径造成了多元文化和权利抗衡国家权力的西欧"独特性",并促动了近代法治的生成.而古中国及东方国家则一直处于国家吞并市民社会状态,形成了扼制权利和自由的"东方专制主义",法治便无以产生.这启示我们,中国要走向法治,就不应仅满足于法律制度的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也不应满足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种"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而应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文学终结论"批判——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文学终结"问题

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文学终结论"的现有阐释呈现出三种向度:一是黑格尔从艺术与"绝对精神"的关系出发得出的艺术终结论;二是米勒等从文学与电子媒介的关系出发得出的文学消亡论;三是朱国华等从文学与权力资本的关系出发得出的文学末日论.在文学发展的现实面前,所谓的"文学终结论"是禁不起推敲的.从生态批评的视角看,文学属于"生命文化",当代文学虽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甚至"终结"的危险,但根本原因不在于"绝对精神"的演化、电子媒介的进步或权力资本的转移,而在于生命的危机和自然的终结.文学要走出"终结"的魔咒,实现自救与救赎,就必须与捍卫自然与生命价值的生态运动融为一体.     

自然能成为伦理主体吗?--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几点质疑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伦理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自然万物能否成为与人一样的伦理主体,从而具有与人一样的内在价值、权利与尊严的问题.本文认为,正是不合理、非正义的人类社会制度决定着自然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公,正是剥夺者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看不到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不从社会内部的制度改革和伦理关系的合理调整入手,让所有的人都能享有平等的人性尊严,而热衷于无原则地谈论"生态伦理乌托邦"式的"自然尊严"、"生态中心",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误导,它有可能产生人与动物之间尊严颠倒的现象,而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却无所助益.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新闻“有学”与传播的“学问”浅探

传统的"新闻无学"这一命题是从新闻的写作规范、编辑方法等技术层面来看的,而上升到社会人生人性的体验和人文学科的内涵传播这一角度,新闻学是有学科体系、学术意蕴、学问素养的。从新闻理论看新闻有"学";从新闻教育看新闻有"学";从新闻从业者看新闻有"学"。传播活动也同样是需要深厚的人文性、学术性、思想性来支撑的,《读书无新闻》就是这样的例子。一名合格的新闻传播业者应具备广博学识和坚实的人文素养。。     

自然辩证法的“焦虑”与“自信”

自然辩证法的"焦虑"指自然辩证法在学科归属上的模糊,以及从业者本身在社会归属上缺乏根基。在学科上自然辩证法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和中介,以由自然向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为研究对象。在由自然向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中,中国走了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以研究和参与这一发展道路为己任,这就是自然辩证法的社会定位。独一无二的学科归属和深深介入的社会归属,是自然辩证法"自信"的无穷源泉。     

"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不是出于思辨哲学的形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诸历史哲学形态.孔子开辟的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西方传统",都经历了历史哲学的三期辩证发展,它们在现代都遭遇到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伦理-道德悖论、伦理-道德二元对峙,是这一矛盾的中国形态.它表明,中国道德哲学与道德文明已走到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其历史哲学前景既不是传统性的"合",也不是现代性的"分",而是伦理-道德生态的辩证建构.伦理-道德生态,是其历史哲学的现代中国形态.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副词"曾经"与"已经"的语法意义及其他

“曾经”、“已经”的语法意义:可以表示时间,但它们更主要的语法意义是表示时态(体貌),而且需要进一步明确的一点是,当它们不与表示时间的词语或提示性时间短语共现时既表示时间又表示时态;当它们与表示时间的词语或提示性时间短语共现时只表示时态。“曾经”表示曾然态,“已经”表示已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