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行为视域下的民族群体性事件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权力下移,大众时代出现。在大众时代,由于部分社会群体对资源的占有较少,又缺乏在体制内争夺和博弈的手段和能力,体制之外的争夺和博弈是社会发展不充分的结果。群体有自己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由于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涉及到少数民族社会成员个人的各种社会纠纷容易发展成群体纠纷,使人际行为变成群际行为,民族群体性事件发生。     

对农村宗族械斗的忧思

长期以来,农村宗族械斗一直困扰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械斗有增无减。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反映,械斗是当前农村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宗族械斗不整治,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就没有保障,农村奔小康乃至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械斗由纠纷所引发。纠纷是由不同宗族或地方势力为争夺自然资源的归属权,或由民间矛盾而导致的非暴力冲突。当纠纷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调处,就必然发展成暴力流血冲突的械斗。械斗是对立双方     

清代佛山的水事纠纷研究

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腹地,明清时期,发达的水运系统使佛山迅速崛起为全国四大镇之一.然而围绕着水资源及其利用,如堤围的修建、涌道的清浚、水环境等问题而不断发生水事纠纷.清代佛山水事纠纷的发生、审判及其结果表明,虽然地方权势已是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但是不能由此推测佛山地方社会实现了自治化.在处理各类有关水事活动的矛盾纠纷,尤其是发生于区际之间的纠纷中,官府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清代皖江圩区水利纠纷及权力运作

在圩区中,由于圩堤的兴修维护、河流渠道的疏浚、排洪泄洪与引水灌溉等活动涉及到不同圩民的利益,极易引发水利纠纷。清代皖江圩区水利纠纷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既有自然环境原因,也有社会因素。水利纠纷反映的不仅是简单的利益争夺过程,还展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期间皖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和社会人口三者之间的矛盾。这些圩区水利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反映出国家、社会、民众的互动,凸现出不同的利益集团权力的运作。     

水利碑刻所反映出的内容特点及社会功能——以清代河西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水利碑刻是研究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必不可少的资料.水利碑刻记载的内容众多,如地方水规、水法、水利纠纷的解决过程及处理办法等,这些碑文在基层社会水利管理和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一方面有助于缓和基层社会因水利争夺而引起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团结、教育和警示当地民众,以维护基层水利社会秩序的作用.文章基于上述认识,对清代河西地区的水利石碑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其所呈现内容的特点以及所发挥的社会功能.     

以地方政府行政权为依托的纠纷解决之理论构建

以地方政府行政权为依托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纠纷不仅具有相应的法理和法律依据,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社会基础,更有其独特的优势。我国审判权机关的现实地位与审判权自身供给的不足,也为行政权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纠纷提供了广阔空间,充分发挥并有效规范地方政府在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纠纷过程中的优势和相应活动,也有助于我国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目标的实现。     

明代赵州东晋湖水利纠纷与法律介入——基于《赵州东晋湖志》的考察

随着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深入,水利纠纷乃至纠纷的解决成为窥探各种社会力量展演的窗口。从法律的视角来看《赵州东晋湖志》中关于明代赵州东晋湖水利纠纷发生、发展及其解决情况,可以看到东晋湖水利纠纷是在当时法律框架下,通过诉讼这一法律途径寻求解决的。大量移民的进入及其引发的社会转变既是以东晋湖为代表的明代云南水利纠纷的根源,也是法律介入纠纷解决过程并不断得以强化的原因。法律介入以及地方对于法律介入的应对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明代云南的社会变迁,法律的介入与在地实践、强化,是东晋湖所处的赵州从边疆一个僻远的地方,逐渐转化为"成熟的内地"的推力之一。     

民国时期的医患纠纷与解决途径：以1934年南京中央医院被控案为中心

上世纪30年代是西医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伴随着医患纠纷与医讼案件的大量涌现。本文以1934年发生在南京中央医院的两桩医讼案件为中心展开,通过分析两案的前因后果与解决途径,尝试剖析30年代医患纠纷高发的原因、围绕医事纠纷的话语权争夺和正在逐渐完善中的医讼案件解决途径。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纠纷解决——制度与利益的双重视角

社会纠纷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源于人的"需要"本性。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利益分化也促成了社会纠纷的发生。社会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是诉讼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此外,"基础社会规则"的树立和内化也有利于社会纠纷的消解。个别的利益填补和普遍的利益平衡是一种更为根本的社会纠纷解决手段。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才能同时在现实层面上和根本层面上实现社会纠纷的有效解决。     

三青团与劳劳纠纷:以1947年信和案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胜利后,上海三青团为扩展组织,将发展对象转向职业青年。为争取青年工人的信任,三青团采取多种方式为工人发声,包括介入劳劳纠纷。但三青团此举目的并非维护工友权益,而是借此掌握工人、控制工会。但三青团对劳劳纠纷的参与引发上海总工会的不满。1947年,双方围绕信和纱厂工会纠纷,展开争夺信和工会及工人的博弈。三青团、总工会、上海市政府等方面在其中的参与,体现了上海支团战后的发展路径及三青团在地方政治的困境。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晚清湖北水利纷争——以光绪年间子贝渊为例

子贝渊水利纠纷是清代湖北一个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水利纠纷。地方利益集团为了各自利益以邻为壑,冲突不断。而州县官关注赋税的征收与社会的稳定,其畛域成见、本位主义非常明显,难以成为水利纠纷协调者。对于民间的水利纠纷和冲突,州县官在处理水利纠纷时由于其认知的范围以及解决地方水患的考虑深度也未能超出地方的范围,因而呈现狭隘的地域色彩。而督抚为大局起见,有可能会协调民间冲突,通过修建闸口,疏通河流等措施来解决水利纠纷。     

农村水利纠纷产生原因及解决途径

水利纠纷是农村发展中突出的土地、山林、水利“三大纠纷”之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和谐因素。农村水利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为生产生活争夺水资源,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利益冲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对此从发挥农民用水协会的作用、建立专门的水利纠纷调解办公室、水利机构牵头下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作、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使村民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等方面提出解决途径,促进新农村建设稳步和谐发展。     

产权的地方性形态及其表达逻辑——基于对W村土地纠纷的考察

文章以湖北W村确权确地之后发生的土地纠纷为考察对象,发现祖业观、村落成员权和生存伦理权作为地权纠纷中的表达诉求,共同影响了土地产权的属性.细解这些地权纠纷中的表达逻辑,可以发现农民的地权观念深深扎根于传统乡土社会中,同时社会主义制度遗产作为一种路径依赖,在新的地权纠纷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无疑,这些地方性的表达逻辑揭示,产权不仅是“一束权利”,更是一种深深嵌入社会机理的地方性知识.这也提醒我们,唯有在地化地理解地权的分布样态,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产权性质.     

宋代地方水利秩序的构建与传承——以崇阳县白泉陂与乖崖祠为中心

以张詠为代表的宋代崇阳县地方官员,通过修筑陂堰、订立陂约、制定用水制度等水利活动,初步构建了以官方为主导的地方水利秩序。这些地方官员的水利惠政,在宋代以后逐渐被挖掘、强调,宋人祠祀张詠的乖崖祠,亦被后人赋予水利秩序的权力象征意义。因此,乖崖祠的多次重建吸引了官府与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又以官方起主要作用。透过宋代地方官员因水利实践而被神化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在明中叶的退去,可以窥见宋代以来的地方水利秩序在元明间的承续与变迁。     

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冲突为视角

权利冲突的实质是社会主体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利益的冲突。而现行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采取的是“非黑即白”的禁令救济方式,这忽视了冲突的利益协调,有悖于效益原则,不利于纠纷的根本解决。因此,应引入补偿法则,由善意一方对对方利益予以补偿,实现冲突权利的共存,寻求权利的调和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协调知识产权权利的冲突。     

论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选举纷争

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后前四届会长选举无一不发生纠纷,成为全国商联会不同于一般地方商会的显著特点。之所以屡发纠纷,是因为不断有商董異希以会长头衔接近官场,以为升官发财之捷径。纷争发生后,无论是商会的反对还是舆论的压力,除非能促使农商部饬令全国商联会重新选举会长,否则均无济于事。由此证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民间社会的发展,仍受制于国家即政府的主导。     

抗战时期地方的党团之争——以国民党自贡市党部被毁事件为例

抗战时期的党（国民党）团（三青团）关系是研究国民党战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的盐产区,四川自贡地区国民党地方组织与三青团地方组织之间关系复杂,权力竞争激烈。在一场涉及盐业工人纠纷的事件中,党团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虽然在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央、四川省政府以及自贡市府的斡旋下,事件看似得到平息,但党团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且日益成为威胁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因素。这一事件既反映出党团双方在地方层面的冲突实况,也充分暴露出它们争夺地方政治资源的经常性和残酷性。     

论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冲突为视角

权利冲突的实质是社会主体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利益的冲突。而现行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采取的是“非黑即白”的禁令救济方式，这忽视了冲突的利益协调，有悖于效益原则，不利于纠纷的根本解决。因此，应引入补偿法则，由善意一方对对方利益予以补偿，实现冲突权利的共存，寻求权利的调和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协调知识产权权利的冲突。     

边疆自治运动中的地方传统与国家政治——以20世纪30年代的三次“康人治康”运动为中心

［摘要］20世纪30年代,在位于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康巴地区发生了三次由本地精英领导、以“康人治康”为口号的自治运动。文章从运动领导者的背景、经历、运动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和诉诸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地方社会对运动的反馈等几个方面对这三次运动进行了分析,重点是考察这一组发生在边疆地区的自治运动背后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三次“康人治康”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运动,它们的动因并非源自地方社会的内部诉求,而是由走出地方社会、掌握了现代政治话语、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构中任有官职的“新精英”发起的,运动的目标则是与主政康区的地方军阀刘文辉争夺地方统治权。这些“新精英”的政治抱负与地方社会的政治传统并不协调,因此并未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但却与国民政府欲翦除刘氏势力的目标相一致,并进而具有了国家政治层面的意涵。     

医患纠纷预防措施及诉讼外解决机制之探讨

医患纠纷的发生以及解决不但与纠纷的主体有紧密的联系,与政府及社会相关组织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医方注重人文情感能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可减少医患纠纷;医方健全规章制度?实施规范化的管理亦可降低纠纷;医方要重视宣教,在纠纷中要争取积极主动,抱着诚信提前介入,可避免纠纷产生或使纠纷得到顺利解决?政府及社会相关组织应开辟诉讼外的解决机制和途径,减少诉讼,提高医患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医患纠纷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纠纷的预防和处置需要医方?政府及社会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