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道总督与地方督抚河务职权关系及其演变

清代为治理黄、运两河专设河道总督,但是,河道总督与两江总督以及河南、山东巡抚等地方督抚职权存在重叠,客观上形成了清代河务的复杂管理体制。清初,河道总督专理河务,地方督抚有兼管之名,而权力较小。雍正以降,地方督抚在河务中的权力增大,甚至一度凌驾于河道总督之上。嘉道时期,治河难度加大,官员动辄得咎,双方互相推责。这种职权体制的存在对清代河务产生了消极影响。     

“边塞”与“旗员”:清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考论

陕甘总督是清代常设定制八总督之一,为陕甘两省最高军政长官,掌控西北边防战略基地陕甘两省。因此重要军政地位,自康熙七年起,定山陕督抚专用满员,雍正元年,又改参用蒙古及汉军。相比于其他常设定制总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呈现鲜明的个性特点,因陕甘总督专用满员的规制,满洲出身,特别是上三旗出身的满洲官员成为陕甘总督群体的主体。与清代满汉关系的演变轨迹相一致,陕甘总督群体的结构特征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清前期主用满洲,自嘉庆以降,汉人逐渐增多,至同光时期,湘系将帅基本垄断陕甘总督一职。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既是清代督抚制度发展演变的表征,也是清代满汉关系历史走向的风向标。     

顺康时期的河道总督探讨

如所周知 ,“总河”或者“河道总督”是主要担负河道、运道治理重责的首脑。然而 ,学术界在论及明清时期的水利制度、河工制度时 ,并没有对作为重要职官的河道总督做深入的阐述。就笔者目前所见 ,专门论析河道总督的文章仅有一篇 ,即袁明泉先生的《明清时期的总河》(刊于《中国水利》1986年第 6期 ) ,该文勾勒出了明清时期 ,河道总督这一重要职官演进的轮廓。本文在此基础上 ,对顺康时期的河道总督进行考察 ,不足之处 ,还望方家指正。　　元、明“总河”的演进以及顺康河道总督的总体特征　　元朝时候 ,贾鲁担任总治河防使、都水分监 ,掌管…     

论清代永定河岁修制度管理体系及运作模式

清代岁修制度继承明代潘季驯"修守事宜"的思想并有所发展。康熙三十七年(1698),依据永定河流域的特性,制定了一套完备的岁修制度,包括永定河管理体系及人员的设置。河道总督存在时,永定河事务由河道总督专管。直隶河道总督不存在时,永定河事务皆由直隶总督兼管。河道总督以下设道、厅、汛三级机构。雍正四年(1726),设永定河道,分为文武职两套体系机构。永定河道受直隶总督节制。这种层层设员,兵民协防的河防体系,有力地加强了永定河河道的治理,提升了河道的安全系数。     

袁、张、周有无联衔奏请立宪

在一些有关清末预备立宪研究的文章和著述中,往往提到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曾于1905年7月间联名奏请清迁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     

论清代晚期督抚制度的变化

总督、巡抚制度是清代实行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地方管理制度。总督“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二者同属地方最高一级长官,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事,而以总督之责为重,国家一切施政方针均需首达督抚而推行于下,同时中央通过分权于督抚以收集权之效。因此,在清朝的封建统治链条中,督抚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制度     

清朝官制拾零(二)

清朝设官,不是一刀齐的。比如,一般说一省设一巡抚,二三省设一总督,其实不尽然,如直隶、四川都没有巡抚,却各设总督一人。山东山西上面并无总督。山东济宁有河道总督,江苏淮安有漕运总督,东三省以前各设将军一人,管理地方,清末才改设督抚。福建在台湾道改省后,撤去福建巡抚,改设台湾巡抚。湖北、武昌和广东、广州都既有总督,又有巡抚,即所谓督抚同城。广州还有将军,将军是管辖当地旗兵的,但地位最崇高。曾国藩攻太平天国,打下南京,向北京清廷告捷的奏折,系由荆州将军官文领衔,曾国藩并不列在第一名。     

清代两江总督群体结构考察——以任职背景和行政经历为视角

清代两江总督是光绪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地方总督,从其设置直至清末,被朝廷正式任命的共有83人.本文以两江总督的任职背景与行政经历为视角,采用数据统计和列表的方法.试图勾勒出这一群体结构的总体形象,描摹出其仕宦生涯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以及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这一群体普遍发生的带有规律性的变化.     

亚马留政府时期澳葡财政的若干问题

亚马留是第一个为澳葡当局建立新税收体制的总督。1846年他发布第22号总督训令,核准《澳门公钞估议抽收章程》,规定了澳门公钞的征收原则和税收计划编制的工作方针。澳葡当局财政运作中使用的货币Pataca是墨西哥元(或西班牙元),而非“澳门元”或“澳门币”。早期澳葡财政运作中广泛使用中国“两”,以此来统计财政收支数据。1847年第46号总督训令和修订的《澳门公钞估议章程》将议事公局排除在公钞估议活动之外,由此设立了一个独立于议事公局而从属于澳门总督的政府部门——公钞会公所。亚马留政府尝试对澳门华人征税,并部分达到了目的,但尚未建议起一套专门针对华人的征税制度。     

曾父教子育良材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湘军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这么一位功成名就的人，一生的爱好就是读书，曾国藩的这个好习惯，与父亲曾麟书的成功教育是分不开的。     

明清漕运总督之文与学

明清漕运总督在文学素养及学术建树上,不乏思致高妙、斐然成章者,他们对运河沿线烟霞名胜、风俗民情的描绘为后人留下了形象的画面。漕运总督对漕运事宜、河工场景的记述呈现了历史时空的特定情形;而缘于自身造诣及社会号召力的巨大,加之编纂文献、兴庠励学的时常进行,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士风、文风和学风。     

从清流派到洋务派——略谈张之洞对帝国主义态度的变化过程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一字香涛,直隶(今河北)南皮县人,出身于中小官僚地主家庭;同治二年(1863)进士及第后,任职北京,并曾出任湖北、四川学政;光绪七年至宣统元年(1881—1909),历任山西巡撫、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署理)、军机大臣等职,以任湖广总督的时间最长。     

彭定康是否应当纳税

长期以来,在英国王室“豁免纳税”的遮阳伞荫庇下,获得英国国王委任、代表国王统治各殖民地的总督,亦同样享受入息免税优待,香港总督自然也不不例外。时至今日,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表示同意纳税。然而,令世人惊奇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顺理成章应承担纳税义务的香港总督彭定康却“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俨然有欲“一枝独秀”之势。     

张之洞与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在国内政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中法战争以后,清朝当权的洋务派剩下三位有影响的领袖: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北洋海陆军;刘任两江总督,控制长江下游;张任湖广总督,控制长江中上游。李原为洋务派的大首领,地位仅次于奕訢,但甲午战败以后,情况有所变化,马关条约一签订,李鸿章声誉扫地,退居幕后,刘坤一碌碌无显绩,于是张之洞崭     

论左宗棠对近代甘肃开发与发展的贡献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以举人从军立功,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赠太傅东阁大学士、二等恪靖侯。是清末四大名臣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将领。左宗棠早年即胸怀大志,孜孜研读经世务实之学、筹边韬略之书,并接受了林则徐、魏源、包世臣等人爱国主义思想和务实精神的启迪,确立起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但由     

清初督抚多辽东人

清人入关前兼用汉人,入关后,幅员广,更非满汉兼用不可。当时膺疆寄者十之九为辽东人,殆以辽东为其旧所抚宇,其人归化较早可依赖也。今不暇广征,第就《越漫堂日记》所记《顺治十八年缙绅录》数之如下: 总督陕西三边四川李国柱,满洲人。总督江南江西郎廷佐,满洲籍,广宁人。总督福建     

《清史稿·地理一》订误

笔者就清代直隶建置的变迁查阅了《清史稿·地理一》(见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八册)。发现其中错误多处,现做如下校正。 1、清初直隶的总督。该书称:“清顺治初,定鼎京师,为直隶省。置总督一,曰宣大。驻山西大同,辖宣府。顺治十三年裁。”事实上。清初在直隶设有两个总督。一是宣大,一是天津。《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元年》六月己未明确记载:“令故明太子太傅左都督骆养性仍以原官总督天津等处军务。”不久,骆养性因擅自迎纳南来的左懋第、陈     

甘肃贡院与贡院长联

明清以来,甘肃对联有了长足的发展,长联佳作也时而有之。其中,清代御史,皋兰人吴可读所题甘肃贡院一百九十二字长联尤为人们所称道。 吴可读笔下的甘肃贡院,又名举院。原址在兰州城西北(今兰州市西关什字萃英门)。光绪元年(1875年)由陕甘总督左宗棠创建,光绪十一年(1885年),陕甘总督谭钟麟增修。     

罗应旒《敬呈管见折》的思想价值

《敬呈管见折》是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1879年7月23日所上的一件有影响的奏折.当时清廷不仅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对于罗折“妥筹具奏”,而且时隔不久,8月5日便有谕旨“罗应旒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委”.     

1937年以前在俄国沿海州的朝鲜人(二)

日俄战争后 ,日本侵占朝鲜 ,大量朝鲜人涌入俄沿海州。时任沿黑龙州总督云殿贝尔格尔是“黄祸论”主唱者 ,对朝鲜人推行限制和驱逐政策 ,对朝鲜人的反日运动也采取禁止政策。1911- 1917年 ,在俄沿海州的朝鲜人剧增 ,他们为沿黑龙州的农业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时期的沿黑龙州总督康士坦丁积极解决朝鲜人的户籍问题 ,采取保护措施 ,允许建立新韩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俄驱逐反日人士 ,解散朝鲜反日团体 ,在俄朝鲜人反日运动处于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