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儒学本体论问题

本文结合先秦典籍,从中西文化对话的角度对先秦儒家本体论进行了分析,并且通过先秦儒学本体论与宋明理学的关联、比较,进一步对先秦儒家本体论加以探讨。     

王弼圣人思想的政治维度

传统的理想人格讨论,大多注重圣人在道德修养、人品操行方面的典范意义。然而,于王弼而言,圣人之为圣人不仅在于某种高尚品格和精神境界的达致,还在于圣人对政治的关切。与魏晋时期的观念相一致,王弼所谓圣人首先以作为理想君主的“圣王”形象出现。王弼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从本体论层面考虑圣人的政治功能,“以道治国”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君御民”是圣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践。王弼的圣人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对中国历史上的理想人格讨论作出了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浅析先秦儒家政治管理方式

先秦时期儒家的政治管理思想认为“人性可塑、导人为善”,并以此为出发点,倡导施“仁政”、贵“和”、惠民与富民、“教化”等管理方式,进而在儒家理想的“大同”蓝图里实现“安人”这一儒家管理的最高目标。     

先秦儒家文化发展论

先秦儒家在文化发展模式的设计上,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发展的“因革损益”观。“因”代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它遵循的是“道”的原则,注重的是历史文化的根源性和连续性。“革”代表对文化的革新,包括对文化的损(减少)和益(增益),“革”遵循的是时代的原则,要求文化的发展必须因时损,与时俱化,甚至发展为剧烈的革命式“骤变”———质变。在“因”与“革”、“道”与“时”的矛盾对立中,先秦儒家一方面承认文化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化的发展就是儒家文化的兴衰循环,从而陷入了文化发展理论上的二难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的圣人观

圣人是中国文化追求的作为人的最高目标,做人做到圣人,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极致。各家各派都对圣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圣人是具有最高道德水平和最高智慧的人。另一方面,在圣人具备哪些素质、圣人概念的具体内涵等方面又有不同的理解。儒学在人伦日用上为圣人命名,认为圣人具有最高的道德,可以向天学习,制定人间的礼乐制度,得天理,行教化。先秦道家的圣人观与汉代以后的道教成仙的目标相结合,演化为唐以后内丹而仙、救世救民的圣人观。中国医学则认为圣人和于阴阳,淳德全道,恬愉虚无,治病救人,仁心仁术。     

从半神到人到神:儒家圣人观的演变

孔子时代的圣人半神半人。孟子与荀子的圣人是人,完美的人,可以为楷模和导师。汉儒将圣人观进一步深化与神话,圣人从人上升为神,成为神圣的权威,圣人之言成天经地义。这一从半神半人、人到神的历程体现了儒家的神圣化与制度化建设过程。它标志着儒家人格走向了宗教神圣,儒家由一个学派转换为宗教教派,儒家走向了宗教。     

论先秦儒学的自由风范

一般认为自由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以儒学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传统是与自由无涉的,甚至是相悖的。实际上这种先入为见的判断是有西方中心主义嫌疑的,也是由于宋明理学及其以后的负面影响所致。其实,在儒学的发源时期———先秦儒学中所蕴涵的精神、道德和政治的自由风范,是值得我们重新挖掘和继承的优秀思想之一。     

先秦儒家秩序构建思想中的天

先秦儒家思想的共同目标是结束乱世,实现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的转变,使人们生活在一种具有安全感和稳定感的社会秩序之中。先秦儒家秩序建构思想的终极依据可以归结为天:秩序本身及其规则来源于天;秩序建构主体的智慧和权力来源于天;秩序建构的核心价值及其崇高性来源于天。以天为秩序建构依据的思想后来为董仲舒所发展,并且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性论与社会和谐——先秦儒学人性论对建构和谐社会的启示

和谐思想是中国人贡献给人类的最重要的思想,是最能代表中国人心灵与中国文化特征的思想,传统和谐思想的得失为我们今天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借鉴。     

略论先秦儒家消费思想

在中国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演变过程中,儒家消费思想独树一帜,后经孟子、荀子、曾子等人的补充和发展,从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先秦消费经济思想体系,并在中国经济思想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先秦儒家消费思想的主张可归纳为：1.黜奢崇俭;2.等级消费;3.礼仪和宗教消费等。先秦消费思想的演变是以其深层次理论和逻辑底蕴为背景的,包括：生产决定消费论、欲望论、义利论等理论和思想。先秦儒家消费思想在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既有积极作用,也产生过负面影响。从现在市场经济观点来看,先秦儒家消费思想既有指导人们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积极一面,也有限制消费从而扼杀经济增长的消极一面。其中,等级消费及礼仪性消费思想中的不合理部分应予扬弃。     

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孔子以道德情感作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以人性本善作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荀子则以人性本恶作为其政治伦理思想之基础,他们的不同主张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基础方面的讨论定下了基调。《中庸》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同时,提出"知行相顾"作为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基础,这无疑是对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基础问题的突破。     

先秦儒家的价值自觉探讨

在社会发展的变革时期,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往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道”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哲学范畴,是各家各派的经验、价值、思想与意志的集中体现,是诸子百家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理性自觉。“道”是先秦社会思想的本质与灵魂,是考察先秦的社会思想的起始点与落脚点。“士志于道”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终极价值取向。     

先秦儒学的基本特质

先秦儒学不是宗教,但儒学并非没有类似西方基督教的超越性,儒学的超越性不同于西方的外在超越,而是一种道德自觉的内在超越。这种超越不寄托于人格神上帝,对人自己创造的神没有敬畏感,但是对自然之天的共生共感、交互关系的宇宙即能体现人道的天是有敬畏之心的。儒学是一种人文宗教。儒家的王道政治建立在宗法制度和同姓不婚制度之上,对家族中的人自然要讲为政以德,儒家的王道政治在理想化的想象中塑造了三代之治。天治主义与民本主义的结合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根基。人人可以成为天子的民本思想较之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似乎更为平等,这是后世民本主义之总根芽。本文论述了先秦儒学不是宗教胜似宗教,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以及以民为本和君权至上三个基本特质。     

反省儒家的“传圣人话”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主导学术——儒学不是靠创造而是靠传圣人话延续与成长的。汉武帝之后的大儒都在阐释大师,以传圣人话为己任,在儒家中很难找出自由演说的思想者。早在先秦即已露传圣人话之端倪。博大精深的先秦文化,美奂美轮的儒家文化,无不建立在对“真实”忽略不计的基础之     

论先秦儒家的个人主义精神

先秦儒家基于性善论,强调个体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不可剥夺,个人在精神上不必屈从于政治权威, 个人自主决定自己的言行出处,并有权获得相应的个人利益。同时,个人需对自己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职责负责,对有相互关系的他人负责。我们可以把这些思想称之为“儒家个人主义”。先泰儒家的“个人主义”精神对于塑造当代人的独立个体人格,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与法制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先秦儒家“思”的哲学

思是哲学的来源之一,中国先秦哲学中有关于思的丰富认识。在孔子之前,思具有德性、知性、情感等多重含义。孔子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指出:思的对象应当是仁,思的标准应是"无邪",思和学需并进。曾子将孔子的思予以了内省处理,认为人只有经常做反省内思的工夫,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子思建立了"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的模式,使天道性命相贯通,并将思的地位大大提升。孟子进而认为思是人心的重要功能,仁义礼智等善端,都需要人心通过思来得之,否则人就会顺从耳目等血气官能而作恶。荀子则从知性之思的角度发展了思的观念,认为只有保持内心的"虚壹而静",才能获得正确的思。     

曾子在先秦儒学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着重分析孔子、曾子、孟子三人的器质和主要思想(“仁”、“孝”和“内省”的修身方法),认为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肯定曾子是孔孟之间的主要承传者,这亦说明曾子在先秦儒学中的重要地位。     

先秦儒家人性论辨析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人性论中,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合和融汇,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孔子肯定人的“性相近”,是指人在自然属性上并无本质差别,“习相远”则表明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孟子继承了孔子“性相近”的思想,论证了“善”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荀子侧重在孔子“习相远”的思想方面探索,认为“恶”是人的社会属性。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内部虽存歧义,实则一脉相承,殊途同归,其理论认识和社会实践为建立现代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圣人之境——论儒家的超越本体

儒家学说是一套具有宗教性超越品格的价值信仰系统,其立“人”知“命”达“天”至“圣”的内在超越理路是基本清楚的。圣人之境作为一种超越的本体境界,它具有基督天国一样的绝对完美性和一劳永逸性。对于这样一种整体化的圣人之境必须予以打破,彻底破灭这种境界所给出的终极完满性。     

先秦儒家的乐教思想探微

乐教是儒家和谐教育的重要内容。先秦儒家关于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功能（主要是音乐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音乐教育的内容等的认识,是儒家乐教思想乃至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也不乏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