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的“党内合作”思想

李大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坚决支持采取“党内合作刀的形式,正确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对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他的“党内合作”思想,深刻反映了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时期的特点,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个问题,对正确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澄清对“党内合作”的疑虑,是有重大意义的。     

马林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在中共成立之初,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根据他对中国时局的调查研究和借鉴以往在殖民地开展革命的成功经验,首次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积极与国共两党接触,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他说服共产国际采纳并支持他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促使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提议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最终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顺利实现。所以,马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倡者,也是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重要决策者,更是国共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促成者。马林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至关重要,可谓功不可没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革命军的创建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孙中山庄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基本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促进了国民党本身的进步,使之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使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它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革命武装——革命军的创建及其战绩,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大的历史成果。     

毛泽东和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形式下进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加速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步伐。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一为了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不辞辛苦,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第一,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所促成的。一九二二年八月,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全会,主要讨论同国民党联合的形式问     

试论孙中山主张实行党内合作方式的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曾推动国民革命的兴起、发展直至高潮,但史学界却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褒贬不一。目前就这个问题的探讨来看,国内学者大多注重从共产国际、中共以及国共合作历程方面研究这一课题,相对来讲对党内合作方式首倡者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方面的研究则比较缺乏。为此,本文试图就孙中山主张实行党内合作方式的原因作粗浅探讨,以期为深入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这一课题作有益的尝试。     

总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与促进祖国统一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推动和政策影响下,在国民党内外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配合下,在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个总前提下建立起来的。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振兴中华,具有深远的意义。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历史条件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侵略中国,大敌当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的两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化敌为     

国民党左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国民党左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宋代祥７０年前，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这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合作，对于推动大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推动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方...     

论国共合作的恒定条件 --以两次国共合作为例

以两次国共合作为例,阐明党派合作需要具备一定的恒定条件第一,两党为实现自己的总目标都面临着一个消除民族危机,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的任务;第二,这个共同的任务单靠任何一党的力量都是难于单独完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都难于单独完成的共同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都难于单独完成的共同任务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历史事实证明,在这一恒定条件下完成的国共合作,对国共两党自身的发展壮大,对中国民族走向复兴和强盛,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论国共合作的恒定条件 --以两次国共合作为例

以两次国共合作为例,阐明党派合作需要具备一定的恒定条件:第一,两党为实现自己的总目标都面临着一个消除民族危机,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的任务;第二,这个共同的任务单靠任何一党的力量都是难于单独完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都难于单独完成的共同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都难于单独完成的共同任务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历史事实证明,在这一恒定条件下完成的国共合作,对国共两党自身的发展壮大,对中国民族走向复兴和强盛,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三十年来中共三大研究述评

中共三大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近三十年来,对中共三大的研究仍是中共会议问题研究的热点,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内容包含中共三大的会址、主题、评价、人物、与共产国际关系等方面,促使中共三大研究向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方向发展。在新时代,对中共三大的研究应该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中共历次会议的大视野下,坚持大历史观,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历史启示。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