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北伐前夕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分析

北伐前夕,随着中央政权在直系及反直政治军事同盟之间交替,新的权力中心无法形成,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地方自治思潮兴起,中国政治出现了明显区域化倾向.地方实力派纷纷实施与中央若即若离的区域性统治,所提出的政治口号体现了强烈的地方意识,由此形成了中央权力的弱小和地方权力的强大的政治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只能依靠各实力派之间的"均势"来维持统治.如果说,19世纪末,中国的地方主义是一种"分"是为了"合"的"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那么,此时的地方主义显然已经偏离了以前所具有的"中央方向"."三·一八"事件之后,中国事实上已处于无中央政府状态.这为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略论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乡村的社会控制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也即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过程,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导致自身的削弱和控制的失败。通过英租威海卫时期国家权力对威海乡村社会控制的加强为个案来说明国家与地方政权关系的演变。     

心灵救赎——读《教父》有感

残暴、权力、金钱、诱惑、欲望大概就是人们对黑手党的印象吧。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试论咸丰以后汉族督抚势力的崛起及影响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清王朝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督抚势力迅速崛起,权力不断扩大。清王朝的政权结构发生变化,中央权力严重削弱,地方权力增强。它是影响清末政局嬗变的主要力量之一。     

2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势易权移的政治学诠释

本文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视角 ,对 2 0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解读。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持久抗衡、意识形态迷失造成的信仰危机和宪政建构过程中的非法制化因素 ,导致了中央权威资源的缺失和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纷争、国民政府政治组织功能的衰退和政党内部自改革运动的失效 ,导致政权内部权威资源流失和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停滞 ;驾控基层政治权力能力的弱化、重建地方政治权威的失效和政权“组织成本”的超常庞大 ,造成了政权基础的脆弱和地方基层政治权威资源的流失。权威缺失导致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整合失灵 ,政治合法性危机逐步演变成全社会的总危机 ,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军镇势力的发展与中晚唐五代县级行政体制的演变

中晚唐五代以来,镇作为军事系统的权力末梢,介入县级政权对地方的管理,导致县司权力的衰退和县级官员的闲散罢废。但对于县级行政体系和整个地方行政体系而言,镇作为最初的军事据点介入地方行政管理,亦为唐宋之际县级行政体制的变化带来了契机。镇的逐步行政区化促进了县域的合并与重组,镇将参与行政事务管理、镇将与县令的兼任,则促使宋初县司实现了新的军政合一。镇的发展某些层面上在唐宋之际县级政权的转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圈层结构”视域下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土司权力问题在土司辖区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因为它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之间,地方土司权力与内部权力、上下层级权力之间的生成理路、结构对比和运行机制。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实际上就是土司制度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文章认为,土司权力是帝国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渡给他们的权力,土司只是在其辖区履行帝国管理地方、治理边疆的权力;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的获得来自于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无限忠诚、对西南边疆的竭力拱卫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滇南地区土司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自始至终都是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是在中央政府、当地流官政府、基层组织、宗族社会的共同参与下的"因俗而治"。文章以《滇事杂档》所载的基本史料为中心,试图用"圈层结构"理论视域来探讨土司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不仅是打开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三种关系的一把钥匙,而且能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等提供借鉴。     

清代以来西藏的第巴、藏王和摄政

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统一卫藏,结束了西藏噶玛巴地方政权,成为总揽西藏行政大权的汗王。在固始汗蒙古贵族势力的支持下,西藏佛教格鲁派跃为蒙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教派。特别是经1653年清朝政府的册封,就进一步肯定了固始汗在西藏汗王的政治权力和五世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的地位。当时,清朝对西藏的施政是通过固始汗的地方政权进行的,而这个地方政权中具体掌权办事的行政官,藏语叫“第巴”或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自治权"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研究

国际社会所谓的"地方自治权"从公权力的角度上看,是一个国家通过宪法或者法律确定,由地方自治政府为了本地方居民的利益而管理本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排除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的非法干预,因此它是以国家权力纵向划分的"地方分权"制度为前提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自治权"则是指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拥有与一般地方政权不同的、比一般地方政权机关更为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因此它不以"地方分权"为要件,而是在特定地方政权机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与一般地方机关权力的横向比较基础上建构的,其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在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和制度价值目标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有优越性.     

论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公益实践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开展的公共工程建设、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慈善救助等公益实践活动,一方面践行佛法慈悲理念,用实际社会行动取信并吸引大众,深度宣传佛教信仰。另一方面辅助地方政权缓和社会矛盾,维持和稳定社会秩序,适时参与世俗政治。寺院在开展公益活动的背后体现出区域政治生态的权力布局与配置关系,是寺院集团与地方政权政治博弈的结果,寺院力量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话语表达与权力参与直接影响着佛教中土化传播的进程,对敦煌区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敦煌区域社会稳定繁荣的局面。     

敦煌张氏归义军及西汉金山国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探究

收复瓜沙后建立的张氏归义军地方政权奉唐为正朔,不断与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第二代实际统治者张淮深为巩固权力,曾对唐朝廷的封赏充满期待。至第三代张承奉时,于唐朝灭亡的特殊情势下,建立了西汉金山国政权。该政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僭越性,但一定意义上又与中原王朝根脉相连,是中原王朝在河西地区力量的延续和汉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载体。     

略述抗战后陕甘宁边区政权体制的转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领导下的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在政权体制上也由苏维埃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陕甘宁边区的政权体制,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形式设置上,基本仿行与衔接国民政府的相应政体。但在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运行模式上,陕甘宁边区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苏维埃时期的体制。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的政权体制融合了苏维埃体制、国民政府政体及西方议会制度的各种特点,从而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一种新的政体模式。陕甘宁边区的政体模式为新中国政权体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原则和基本经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体制的雏形,并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中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     

全球化与非国家权威的兴起

全球化带来的是非国家行为体数量的剧增,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受到了冲击,而非国家权威正在上升。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拥有了垄断的权力,但这种绝对权力既不能控制所有的行为,也不能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一些新型问题。国家主权受到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侵蚀和削弱,传统功能的国家和这些形形色色的行为体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权力平衡,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金融机构、移民、恐怖分子、毒品贩子、黑手党,以及无数的其他私人行为者。跨国行为者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格局,它们开始与传统的国家权威在各个方面展开竞争。     

浅析清末民初宜昌商会与政权集团的合作关系——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宜昌商会在清末民初的政权更迭中,不断"顺应时势",选择与先后当政宜昌地方的革命党政权、袁世凯政权、王占元集团合作。而其"合作"处境则经历了从扬眉吐气到感恩戴德再到含恨忍痛的渐次变化。宜昌商会在强权面前越来越显柔懦的心态与行为变化,浸透着宜昌商会对政治权力庇佑的强烈渴望,深切反映着宜昌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始终受制于国家政权力量的现实,折射出借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催生出来的幼弱的新型民间社团商会在自身成长过程中,始终难以离开国家襁褓的历史定律。     

自治与认同——抗战时期四川新县制的推行与国家权力的延伸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一方面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另一方面便于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国民政府在各省试行新县制,推行地方自治。通过新县制的施行,国家权力延伸到四川基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清末以来四川省与中央政府隔离的状态,也加强了四川地方政权及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识。新县制的推行,体现了国民政府在延伸国家权力的同时,努力寻求四川对中央的国家认同。     

北洋时期绅权的扩张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以无锡为例

北洋时期无锡的绅权得以扩张,地方精英们借助自治组织与商会等公法团体掌管了地方管理大权,成为社会权力群体.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管治模式巳由传统的政府为主、绅士为辅,变为绅商为主、政府为辅.绅权的扩张给了地方精英们更大的施政平台,但也给全国政权的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北洋时期始终未能解决政权、绅权与民权的平衡发展问题.     

民国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的比较与启示

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是民国乡村两种有代表性的、不同以往的发展路径,也是中国乡村治理前所未有的变动。政权下乡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进行的全面改造,以国民党政权发动的县自治运动为代表;知识下乡主要指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各有其局限,在实践中需要发挥各自优势,处理好下乡过程中的制度与政策设计、对权力的监控以及向基础型权力的转化等问题。     

宪政视角下的地方利益

地方保护主义既是地方政权滥用权力的结果,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被政治化的后果。如果把地方保护主义视为中央保护主义的自然映射,那么,地方保护主义当中包含着地方利益这一合理内核。要构建健康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应当承认地方利益的合法性、合理性,并建立有效的地方利益表达机制。同时,应当以法律手段界定地方权力的范围及其运行模式,以保障地方利益的合法性、正当性。     

新时期乡镇政府权力运行机制中的障碍研究——基于权责关系的视角

乡镇政府是我国政权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是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新时期乡镇政府在权力运行中处于职大权小、权小责大的尴尬地位。高度集权的体制是根本原因,压力驱动型的体制是直接原因。以权责对等原则为理念,重塑乡镇政府权力运行机制,进一步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必将极大地推动乡镇政府的发展。     

清末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

清代后期,民间规避赋税的行为日趋激烈,不仅有一般的贫民参加,更有许多地主、乡绅等乡族势力从中推波助澜,从而使清代后期的赋役征收及民间的抗粮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民间抗粮与官府统治权力彼此消长.乡族势力在与国家政权争夺权益的时候,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当国家政权统治比较稳固的时候,乡族势力能够相对地约束自己和配合政权的统治;而当国家政权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的时候,乡族势力就能更多地操纵地方事务并且侵蚀国家政权的权益.国家政权与乡族势力的复杂关系,无疑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