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成商:明清以来徽商学徒的学艺历程与日常生活

明清以来,徽州人通常在十三四岁前后由亲友推荐至他人的店铺做学徒,学习经商。徽商学徒需要遵守店规,并从打杂工作做起。学徒们主要通过模仿、请教与勤加苦练等方式学习经商技艺。学徒学艺期间的物质生活一般较为艰辛清苦,部分学徒会得到少量的薪金,以供应日常支出。学徒学成后,会进阶为店铺的伙计、执事与掌计,同时为以后自己独立经营积累资本与经验。学徒、伙计到达适婚年龄后就会返乡娶亲。徽商学徒的学艺历程既受商业经济对商人素质要求提高的影响,又蕴藏着紧密的血缘、地缘关系。徽商学徒具有共性的学艺历程与日常生活,为人们探究明清商人的职业培训提供了关键线索。     

徽州商业文化的一个侧面——反映民国时期上海徽州学徒生活的十封书信

近年来 ,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关注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 ,以期多层次地展现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心理世界。本文介绍最近在皖南收集到的一部佚名无题抄本 (其中包含有十封反映在上海的徽州学徒生活之书信 ) ,并搜集民谣、俗谚等乡土史料对之加以阐释 ,从而揭示出徽州商业文化的一个侧面     

徽州“朝奉”考

明清时期的徽州 ,“朝奉”是对有社会地位者和富有者的称谓 ,尤其是对经商者的称谓。徽商中的投资人 (老板 )、经理 ,以及普通营业员都被称为“朝奉”。     

明末徽州大狱与党争

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客氏为首的阉党集团为了搜刮民财,打压社会清流,制造了不少冤狱,仅与徽州人士有关的就有黄山大狱汪文言封疆通贿之狱吴怀贤圈点杨涟疏之狱。这三件冤案,虽形式不同,但都涉及东林人士,本质上属于阉党集团与东林党之间的政治斗争。     

一份“流水日志”中所见的近代徽州社会

徽州万氏自清初一直居住在黟县宏村,万氏文书中有一份光绪年间＂流水日志＂记载了一个徽商家庭日常消费状况,此商人家庭生活俭朴,而且日常消费物品中大量使用机器生产品。这份档案资料从物质层面展现出近代徽州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时的生活实态。     

徽商与明清徽州藏书业

明清时期徽州藏书业颇为发达,而其内在动力即是徽商的勃兴。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徽商与明清徽州藏书业之间的关系:徽商对徽州藏书业的影响;徽商影响之下徽州藏书业的特点;藏书业对徽商的影响。从而更为深刻地认识徽州藏书业发达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商业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徽州民居身世源于东阳民居吗?

通过对形成独特风格建筑体系的条件,即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人才辈出的地理环境,与徽商同步发展的徽州建筑队伍、徽商的雄厚经济势力,以及徽州与皖南的建筑规制、模式、手法、渊源、志书文献记载,徽商活动的舞台等的分析,说明徽州民居身世不可能源于东阳。     

明清时期徽州的儒贾观

明清时期,徽州有三种儒贾观:"右儒左贾"、"右贾左儒"和"儒贾并重"。就一个家庭来看,有时"右儒左贾",有时"右贾左儒",有时"儒贾并重"。就徽州社会来看,有人"右儒左贾",有人"右贾左儒",有人"儒贾并重"。徽州人采用这种多样的、机动的儒贾观,促进了徽州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昌盛。     

民国时期旅外徽州人所办刊物与改造徽州社会的舆论动员

明清以来的徽州是一个高移民社会,以徽商为主体的旅外徽州人与故乡始终保持着良性互动的关系。民国时期,旅外徽州人面对家乡社会的衰落,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和使命感,他们通过组织同乡团体,创办刊物,发表各种改良言论,为革新徽州面貌进行舆论动员。这些刊物以建设新徽州为使命,高度关注徽州的教育和烟赌等社会问题。虽然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旅外徽州人的很多改良建议流于形式,但是对徽州新思想文化的孕育与传播仍然起到了一定作用。某种程度上,旅外徽州人在用一种批判的态度表达对乡土的敬意。     

徽州书院及其与徽商的互动关系

在徽州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上,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徽州文化,而且还成功造就了执中国商界牛耳近五百年的徽商集团。作为"程阙故里"的徽州,书院历史源远流长,对提升整个皖南人群的整体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徽州商人足迹遍及四方,折射出中国传统商业文明历史的光芒。两者究竟有何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着对此进行探讨。     

论徽州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徽州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有鲜明特点和重要影响的文化现象,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徽州文化对新文学先驱者及现代新文学发轫期的影响;徽派朴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渊源;徽商在徽州文化和白话文推广中的作用;徽州文化对现代文学创作的浸润。徽州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体现了文化阐释与文学新变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明清徽州新儒贾观内涵与核心价值取向的再探讨

明清徽州社会利用宋明新儒学的世俗化伦理思想,对儒贾(士商)观的内涵和职业伦理价值做了转换与重构,提出"贾不负儒"、"良贾不负宏儒"和"左儒右贾"、"儒贾事道相通"、"贾服儒行"、"士商异术而同志"、"儒名贾利"、儒贾"迭相为用"等反映新儒贾观的诸多新概念和命题。这些概念和命题有着丰富或特定的内涵,相互之间存在密切的思想联系,既反映了明清徽州在儒贾观的转换和重建方面的多重认识,又体现出这些新观念仍然秉持儒家的核心价值取向,并未脱离儒家传统。     

明清徽州家谱治生观与徽商发展

明清徽州家谱收录了大量有关族人治生的文献资料,揭示了经商是徽人治生的重要手段。徽州家谱四民观在客观上肯定了徽州族人外出经商的行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徽州家谱勤俭观引导徽商朝着健康和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徽州家谱治生观的具体展现,对明清徽商的发展壮大产生了积极影响。     

明清时期徽州文士的治生与经商

徽州文士非常善于治生,治生的途径多样化:或依靠自身的特点如设帐授徒得到束脩,或到书院讲学谋取膏火银;或依靠自身的艺术才能获取润笔资,或游幕显宦府第,等等。徽州文士弃儒经商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主要是佐人经商和独自经商,涉及的行业主要有盐业、典业、茶业、木材业等。他们根据自身条件和外在环境的变化,除了从事单一的行业,还将多种治生手段结合起来,或同时段进行,或在不同时段中采用不同的治生手段,以达到适合自己的治生目的。     

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与新变——兼论徽商的衰落问题

近代以降,徽商经营从首重盐业转变为以茶为大宗,徽州茶商在徽商中呈崛起之势。相较于传统徽州茶商,近代徽州茶商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经营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二是经营方式从重运销转向重产制,三是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不能简单视为传统徽商的中兴,它既是传统徽商实力之延续,也是徽商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近代徽州茶商的发展表明,徽商在近代并没有彻底衰落,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一些行业仍然保持着较强实力甚至还有所进步;但与明清徽商相比,近代徽商竞争力之削弱以及在中国商业版图中地位之降低是不争的事实。     

明清徽州人才的兴盛及其原因探析

梳理了明清徽州地区各种人才的类型,各类人才按照不同行业,可以划分为科举人才、商业人才、学术人才、医学人才、艺术人才等。各类人才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全国知名的各种人才群体,如徽州商帮、新安理学家、皖派朴学家、新安医学家、徽派画家等。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相比,明清徽州的人才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处于全国领先位置。明清徽州能够产生众多人才的深层原因有三:一是徽州宗族提供组织保证;二是徽商群体提供经济基础;三是徽州教育提供智力支持。     

明代徽州木商经营活动述略

明代徽州木商主要来自祁门、休宁和婺源,以家族集群或地缘组合的形式从事木业运销,形成明代徽州木商经营上的一个特色。同盐商一样,到明代中后期,徽州木商已在全国范围的木业采伐运销中取得了优势,成为实力最为雄厚、地位最为突出的地域木商,也是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性反映。徽州木商凭其资本和人脉优势,在全国范围活动,更参与到浩大的皇木采办工程中,在早期获取过较为丰厚的经营利润,而在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营商环境日益恶化、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的晚明时期,也遭到灭顶之灾,活跃在长江下游芜湖、南京等地的木商中,已难见徽州木商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