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融对唐诗的三大影响

初唐诗人崔融,至今还没有任何论著对他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他对唐诗有三个方面突出的影响:完全合律的七言排律是初唐时期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样复杂的诗体也完全合律,可说明很多问题;编选《珠英学士集》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审美倾向,开启了唐诗选本的一个时代;代表国家所作的《唐朝新定诗体》,对格律诗的最终定型有规范的理论指导作用。     

从唐人眼中的盛唐看唐诗分期的客观标准

唐代文学的分期在唐诗研究中分歧最大 ,导致众说纷云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确立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本文认为“声律”和“风骨”是唐诗分期的客观因素。文章以唐诗选本和唐人评述为基点 ,通过分析“声律”、“风骨”在唐诗艺术和理论中的演变 ,认为初唐诗人所期待的“文质斌斌”的艺术内涵就是“声律风骨兼备” ,这一未能在初唐实现的诗歌理想在盛唐得到了实现 ,因而也构成了唐诗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晚唐诗歌在声律、风骨分化的前提下走向狭隘现实主义和追求声律格调的新形式主义 ,因而出现了元白扬杜抑李的偏激的诗教理论 ,导致了重格律轻风骨的单调的唐诗选。而对唐诗风格有过全面研究的司空图 ,则最早依据“文质斌斌”的理想提出了初、盛、中、晚四唐说     

论沈约的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

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四声八病”说,这一理论既从正面提出诗歌创作的声律主张,亦从反面指出创作中应力求避免的病犯,是一种提倡形式技巧的理论。在其指导下创作的“永明体”诗歌句数呈现出由多到少、由不定到统一的趋势,并出现大量平仄合律的句、联,形成最早的“对式”声律结构,在体制上向成熟的律诗靠拢,是诗歌律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体。     

北宋几种文学批评形式中的唐诗研究

北宋诗话中的唐诗研究呈现出梯度拓展与上升的轨迹,围绕对诗人诗作的论评形成了不少集中点,透视出宋人对不同唐诗传统认识与把握的变化;北宋文人序跋书信中的唐诗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诗历史发展的观照和论评,二是对唐诗人的不同推重、批评及对其各自创作特征的剖析;北宋诗选中的唐诗研究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中。上述三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生发、同构并进,共同推动了宋代唐诗学的成长和发展。     

格调论唐诗学体系的建立

前七子走上从格调入手的拟古之路 ,他们确立唐诗接受的范型、美学视角、方式方法、终极目标及相关原则 ,构成了格调论唐诗学的完整体系     

试论明清四家诗选对“七子派”的评价

本试图研究《皇明诗选》、《列朝诗集》、《明诗综》和《明诗别裁集》编选的时间、动机、体例，并以对七子派的评价为例探讨各个选本的诗学审美倾向，借此辨析明末清初诗学思想的流变。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皇明诗选》和《列朝诗集》，认为这两部诗选采用“复古与革新”的批评范式，充满门户之争的习气；第二部分讨论《明诗综》，此书在唐宋之争的背景之下，欲矫《列朝诗集》之弊，对七子诗学已有接纳；第三部分讨论《明诗别裁集》，此诗选本于七子“格调”论诗立场，但对公安“主情”论和清初“代变”论多有吸收，具有兼容并蓄的性质。     

上官仪:统计数据与声律理论的悖论——与杜晓勤商榷

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一书,依据最新研制成功的"中国古代诗歌声律分析系统"统计数据立论,有些观点受了错误数据的误导.最为突出的是论述上官仪时却抛开统计数据,多用推论臆断建立新说,论证上官仪对唐代新体诗声律学的贡献,认为后来的重要声律理论都祖述<笔札华梁>.通过对<文镜秘府论>等文献认真仔细的研究,发现上官仪对唐代阐述新体诗声律理论的重要人物元兢并无明显的影响,两人的理论主张并不统一,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新说成立.     

北宋几种文学批评形式中的唐诗研究

北宋诗话中的唐诗研究呈现出梯度拓展与上升的轨迹，围绕对诗人诗作的论评形成了不少集中点，透视出宋人对不同唐诗传统认识与把握的变化；北宋文人序跋书信中的唐诗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诗历史发展的观照和论评，二是对唐诗人的不同推重、批评及对其各自创作特征的剖析；北宋诗选中的唐诗研究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中。上述三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生发、同构并进，共同推动了宋代唐诗学的成长和发展。     

略论禅宗美学对唐诗的影响

禅宗美学关注人的精神自由,推崇以心传心的直观感受和明心见性的思维方式。禅宗美学中的无为解脱的审美情感、直观体验的审美理解、顿悟见性的审美思维对唐诗有重大的影响。     

略论建安文学对唐诗的影响

唐诗是我国古代诗坛上一座艺术高峰。唐代作家不仅研究建安文学、评论建安文学 ,而且在创作实践中直接学习建安文学 ,“追建安之风骨” ,从唐代诗人的很多作品中 ,可以看到其内容、气韵、艺术表现手法与形式诸多方面与建安文学的内在关系。     

六朝隋唐诗歌格律、体式演进问题及其研究进展——兼评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

声律和体式在六朝至唐代的诗歌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六朝到唐代是诗歌声律的形成发展期,尤其在中唐以前,诗人们对于声律的认识有一个由生到熟的过程,对于体式的分辨和规范一直在探索之中。即使到明清时代,相关的诗学理论也没有达至完备。杜晓勤《六朝声律和唐诗体格》采用声律的分析统计和归纳法,结合日藏善本的比勘还原及历史文献的考辨,在对社会政治背景的阐发和历代诗学观念的梳理中,对唐代的齐梁体、新乐府体这些争议最多最难以辨清的问题进行分析,对相关论题从多个角度作出透辟的分析,得出了不少可以作为定论的新见,使声律和体格的内在关系得到了切实清晰的展现。     

唐诗的传播方式对李白诗风的影响

李白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前人多认为来自于对鲍、谢的学习,自然山川的陶冶和李白自身性格使然。文章通过对李白诗歌的分析,认为李白是在考虑了唐诗的传播方式以及诗歌的传播对象后而创作的,因而对其诗歌风格产生了影响,目的是为了制造特定声誉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皇帝的赏识,从而走上仕途,建功立业。     

略论《文心雕龙》声律论对汉语诗歌的普适性

《文心雕龙.声律》篇集中体现了刘勰的声律观,同时也是齐梁时代诗歌声律理论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文心雕龙》的声律论不仅是齐梁之前诗歌声韵规律的正确总结,而且也对其后发展出来的近体格律诗、词、曲,都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可以说,以"和谐"为思想核心的刘勰声律论,对于中国诗歌来说,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     

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看翟理斯的英译杜诗

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是杜甫诗歌最早的英译文本之一。通过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发现翟理斯只选译了投射杜甫个人生活题材的诗歌,并有意偏离原诗题自创诗题,再加上淡化杜诗中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相关背景知识,明显改写了杜甫及杜诗的形象。依据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理论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方面分析翟理斯英译杜诗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发现翟理斯对杜诗的改写是受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思潮、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所致。     

《诗品》“贵公子孙”疏证——兼论王融对永明声律论的贡献

魏晋六朝之际,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渐趋衰落,武兴沈氏逐步兴起,这代表了当时门阀士族发展之大势。王融、谢月兆和沈约以贵公子身份相号召,文人影从,永明体新诗的创作成为南朝诗坛一道靓丽的风景。沈约与谢月兆对永明新体诗的贡献向来为学界所认可,而王融因理论不显、创作不著而被学人所忽略。实际上,王融对永明体有首创之功,他对永明声律论的贡献不容小觑。     

论唐代私学兴盛对唐诗的影响

唐代私学的兴盛,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其科场文化背景,对诗歌的影响既体现在诗学观的建构上,也反映于文人生存方式、创作祈向等方面。如王通河汾设教、《春秋》新学及《文选》学的传衍对唐代诗学观的嬗变皆有促进作用。受科考以文取士的影响,唐人的家训蒙学更注重诗赋教育,而文学实践的家族化倾向,则展现了弦诵风雅的世家风范。文人隐读修业,多功利色彩,但创作上奉贾岛为宗,走苦吟一路,诗风清丽冷峻,多有山林禅悦之气,对宋初晚唐体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论唐诗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之一 ,唐诗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的奋斗精神、自由开放精神、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开拓创新的创造精神、融会古今兼蓄中外的包融精神及对真、善、美人生境界的追求 ,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     

近五十年来沈约文学思想研究评述

沈约文学思想研究,20世纪以来有了很大进展,特别是近50年以来的研究更是呈现出观念和形式的多元化趋势。文章以近五十年来的沈约研究为重点,从沈约的文学史论、声律论、创作论三个方面,对沈约文学思想研究作一考察,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宋明道学对人生三大和谐的综合

三大和谐的关系如何?中国古代哲人对此是如何处理的?本文分析宋明道学对儒道禅三大和谐的综合,提出其特点是将它们分出层次;将物我和谐作为修养的终极目标,将人我和谐作为实践的人手处,将身心和谐作为和谐达成时所生的心理效应,从而使三大和谐紧密结合成一个统一的人生和谐,突出了三大和谐的整体性与有机性。“绿色理论”中的三大和谐即由此发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