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主义的公民观及其教育

社群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于西方国家的一种主流政治哲学思潮.社群主义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一定的现实和理论背景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一种公民教育思潮,社群主义倡导培养一种追求公共善、道德优先和社群优先的极具责任感的公民.为了培养这种公民,社群主义认为:在教育价值观方面,提倡公共善的优先性;在教育目标方面,培养有美德的积极公民;在教育内容方面,注重社群历史文化的教育意义;在教育途径方面,构建国家、社群、学校与教师“四位一体”的培育体系;在教育方法方面,强调公民的实践参与.     

从“做人”到“做公民”——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现代公民

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界一直强调教育的目的就是教学生“做人”。本文认为，简单地讲“做人”是不够的，关键是“做”什么样的人。在迈向民主化与法治化的今日中国，所谓“做人”，应该是做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合格的公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     

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几点理论思考

以自由、平等为基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的必然选择。要进一步推进我国公民教育,必须把握“公民”概念的基本内涵。要树立主动公民观,以培养知情和负责任的参与型公民为目标：要在应现实之需强调公民权利教育的同时,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进行本源意义上的公民责任、义务教育。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辨正

公民是民主国家中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公民意识是公民自身对其公民身份的理性认识与价值认同。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教育活动,以使公民获得对社会主义公民身份的理性认识与价值认同。公民意识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内容是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理念,中心任务是培养公共理性,宏观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公民与公民意识

公民与公民意识是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主体,并决定着法治国家的水平。在我国,如何正确地认识公民的法律性质、法律地位,公民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权利与责任,国家如何做好公民意识的教育、培养工作,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教育任务。本文为此作了粗浅的理论探讨。     

国民性的内涵及其养成

“国民性”概念缘于欧洲启蒙运动。其历史源流显示,“国民性”兼具两层内涵:政治意义上,与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密切相关;学术意义上,表示一个民族与其生存的文化生态系统相互适应形成的共同 心理结构。现代教育,需从关注人的精神成长,从民族性格与文化认同角度,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理 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发挥“民族文化心理场”对国民性的养成作用,构建塑造 现代国人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的动态、交叉、立体的教育生态,培养国民的国民性。     

论公民教育视阈下的个人品德建设

公民教育是培养受教育者成为合格公民的教育。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分层次的,低层次目标是培养合格公民,高层次目标是培养积极公民。要培养合格公民特别是积极公民,个人品德建设至关重要。要遵循个人品德形成的规律,从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培育公民的道德品性。     

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评析及借鉴

美国是一个有着较长公民教育历史的国家,公民教育在美国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在社会经济全球化,思想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日益深入的今天,了解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吸收其合理因素,借鉴其成功经验,对改进和提高我国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公民教育的文化意蕴

从古希腊到近现代时期，西方的公民概念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与之相应的，西方公民教育由以培养城邦公民为目的的教育发展到以培养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为目的的教育。我国应借鉴西方公民教育发展的经验，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上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教育。     

美国公民教育方法对我国思政教育的启示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公民教育是成功的，美国公民教育的成功源于其方法的成功。探究美国公民教育方法，借鉴其宝贵经验，对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促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民意表达与当代中国新型公民

从宪法学的视角分析“周老虎”案可以发现,中国公民正日益成为具有自由意识、理性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新型公民,成为当代中国日益孕育成熟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分子。正是由于拥有这样一批市民社会的核心力量,才会出现“周老虎”案这样广大公民借助网络媒介来自由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现实案例。公民对虎照真实性的追问,其实是在质疑某些政府部门的诚信与责任心,表达对“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期盼。     

公民意识：培育“新型农民”的前提性承诺

“新型农民”的可能性前提是农民能够自觉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培育“新型农民”首先必须激发和提升农民的公民意识，才能使农民与市场和政府的平等对话以及农村公民文化的传承成为可能，进而真正成为“新型农民”。     

汉英“有/Be”存在句定指效应研究

以汉英语“有／Be”存在句为例,比较了Huang、Abbott和Li等对存在句定指效应反例现象的解释。认为,Abbott的语用解释比句法或语义解释更具灵活性和解释力。“定指效应”不是从语言形式,而是从存在句“导入新信息”的句法功能角度对其动词后NP的限定：当不定指NP出现时,其所指称的存在物被导入交际话语之中,是新信息;当定指NP出现时,将其嵌入合适的语境,其所指称的存在物在新语境中也具备了“新信息”性质。因此,存在句具有“定指效应”,且是普遍现象。     

从“生活政治”到“精神政治”——评《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通过在现代市民价值观下的种种市民想象和都市物质文化符号的重新组合,指出了现代市民小说全新叙事方式的构建,试图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突围,实现现代性的追求。该书通过对“生活政治”的阐释,进一步深入到现代市民的精神内核,揭示现代市民价值驭向的转变与精神立场的转型,从而建构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城乡转型期中国市民的精神标本,以期昭示都市化进程中的市民意识与市民精神问题。     

我国公民参与的形式与秩序

转型期中国公民参与,不仅包括为了影响公共权力的行为,还包括因受公共权力侵害而捍卫自身权益的活动。参与形式可分为政治领域中的间接参与和直接参与、公共领域的民主参与、公民的自治性参与,这些形式各有其优势同时也凸现出局限性,需要新的形式来补充。因此,应正视现实参与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力求避免制度化环境延展不足而产生的“溢出现象”,尊重公民权利和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构建有序的参与环境,培育社会的公共信任,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实践项目”的实施与思考——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

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公民社会发展.提高大学生的公民意识,不仅有赖于理论教学中公民身份认知的渗透、灌输,更有赖于其社会实践环节公民生活的参与、体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牡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社会实践环节可通过实施“公民意识教育实践项目”,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社区服务、社会调查,提高其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分析、探究能力,而这也是巩固公民知识、坚定公民意识、锻炼公民技能,并使三者相统一的基础,是促进成熟公民社会发展的内在途径.     

试论我国公民意识现状及提升对策

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成员对作为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公民意识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公民意识的确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针对我国目前公民意识现状呈现总体欠佳的实际，文章对其进行了原因分析，并就提升公民意识的对策提出建议：借鉴国际经验，设计我国公民意识教育模式；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公民主体性教育；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要把普及法律常识作为重要环节。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古希腊城邦孕育了最早的公民观念。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是最早提出公民理论的学者。作为西方公民理论的源头,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涉及到公民与城邦的关系、公民资格和公民政体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论对今天我国公民意识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加坡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研究

新加坡作为自然资源短缺、辖地有限的城市国家,人力资源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源的构成要素中,公民道德素质是其最重要的部分,道德教育之成败直接决定着国家之盛衰。新加坡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的特色在于：以增强“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为首要道德培养目标 以“东西结合,创新中求实效”为主要方略 以构建立体化、整体一致性的公民道德教育体系为主要保障,尊重并发挥大学生道德教育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性、参与性 以“新加坡共享价值”的探讨引领高校公民道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