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认同的建构

本文以一名普通人的叙事为案例,根据人类语言学家Linde的个人叙事认同理论,重点关注叙事认同建构的三大特征,即自我的连续性、自我与他者的联系以及自我的整体意义。另外本文还借鉴社会学家Loseke融合文化、机构、组织与个人叙事认同的主张,将话语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分析案例中各种认同的融合。     

新媒体交互叙事中的身份认同

在身份认同的相关理论中,有一种关键的认同理论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即身份认同的叙事建构论。叙事建构论认为,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种叙事身份的获得。新媒体时代的身份认同,则无法脱离新媒体叙事中的身份认同。新媒体的主要特征是交互性,与此类似,交互性同样是新媒体叙事的主要特征。新媒体叙事的交互性主要涉及三重交互,即用户与创作者的交互、用户与作品(媒介)的交互和用户与用户的交互。而这三重交互的新媒体叙事均在逐步强化对虚拟身份的认同,以致用这种虚拟身份取代甚至消除现实身份。新媒体交互叙事中的身份认同便是虚拟身份对现实身份僭越,并最终成为"现实身份"的过程。     

英国文学叙事中的民族认同建构

民族认同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神话原型、象征体系和文化风俗的复制和诠释。文学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文学样态、创作范式叙述和建构着不同时期的民族认同,英国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叙述、复制和彰显了民族认同的时代特征。早期的英国文学叙述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艺复兴以及17世纪文学准确地表征了民族认同中不断演变的英格兰性;18世纪以降的英格兰文学、苏格兰文学和爱尔兰文学的多样性准确建构出民族认同的不列颠性;20世纪少数族裔文学的兴起拓展了英国文坛的全球化文学叙事样态,同时建构出英国文学民族认同的世界性特征。     

长阳土家族识别叙事中的政府认同研究

长阳土家族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围绕历史与文化而进行的民间叙事,主要发生在民族识别、民族身份鉴定、民族文化边界的确认三个层次.本文对这三个层次中发生的各种叙事:包括民间故事、传说、民间习俗、节日、信仰,甚至各个家族的历史、个人身份的故事等等进行了详细剖析.在这些叙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政府认同.     

“日常生活”叙事与跨世纪中国小说的自我认同

跨世纪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从1980年代小说对诗性乌托邦的营造转向了对当下日常性存在的揭示,回到了＂人＂和＂文学＂的起点。这具有重大的文学史意义。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对文学的贬低和对日常生活的神化;无法建构起关于自身的连贯的叙述顺序,以缓解一系列＂现在＂时间的流动所带来的焦虑。     

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叙事的认同危机：语言视角的考察

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叙事面临着严峻的认同危机和现代性焦虑。这种危机和焦虑体现在叙事语言上主要是：首先,语言的日常化、生活化,经验主义色彩突出。其次,语言的世俗化、感官化、符号化。在小说叙事语言的背后,体现着作家对自身所处的1990年代以来中国复杂生存境遇的理解。     

叙事认同视域下教育领导力的培育与提升

“叙事认同”的理论视域,为教育领导力的培育与提升提供了新的考察维度。叙事行为是人类极其重要的交往实践,在共同体建构中发挥关键作用,是实现和提升领导力的重要途径。要更好地发挥叙事的作用,学校领导者要调整自身角色,更多地投入到诉诸成员情感的象征性活动当中,成为善于讲故事的人。教育领导力建设的着眼点要从领导者中心向群体中心转移。学校领导者要善于营造有利于激发群体成员情感反应的叙事情境,将学校打造成一个拥有共通情感和集体记忆的“叙事共同体”。要激发广大师生的叙述潜力和积极性,并通过借助外力建构更加广泛的叙述传播网络,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学校文化叙事格局。     

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

认同理论呈现出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态势,这首先从与认同直接相关的主体论的发展过程可以见出。两种类型的认同论各有其特点,其中建构的认同论的特点为建构性、差异性、变化性等。理想的认同应该是兼有二者的特点,但又以建构为主的。     

身份认同与自我身份叙事的认知路径阐释

身份研究经历了从先验先知、主体内省到社会论的裂变与转型。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多重自我表征身份构建的理论有多种,其中类化、认同与比较是身份构建的基本环节。一体化叙事行为缩短了自我认知与自我身份构建之间的距离。自我身份构建的基本途径是叙事,自我叙事是自我身份构建的核心。从自我主观印象到形式化的描述不仅对叙事是必需的,而且是自我认知阐释的方式。基于社会互构论,采用质性分析的方法,从叙事、自我、身份进行三维重构,探索叙事在自我身份建构与认知过程中的效用。研究发现：社会认同影响自我身份认知,自我认知通过自我叙事、心理叙事和伦理叙事得以展现;离散的事件通过自我叙事构建完整的生活;自我身份建构通过有效的叙事系统完成。叙事视角的语言学概念将叙事的事件、行为、人物和相关情况与叙事者观点联系起来,叙事视角对深度分析事件有重要意义。     

后现代叙事与批判话语分析

后现代叙事这一概念的提出是针对经典叙事而言的.后现代叙事大胆抛弃了叙事研究强调客观性与普遍性的学科想象,开始深刻质疑叙事模式中是否存在着所谓具有普适性的隐含结构.其实,在进行后现代叙事的解读与阐释中必须崇尚读者在意义生成中的主体作用.当前,叙事弥散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种叙事无处不在的语境下,叙事成为人得以确证自我表现存在的逻辑前提.为了应对社会变革对传统学术范式的挑战,后现代叙事理论开始移情于跨学科研究,它以一种充满批评意识的分析方式介入到充满压抑、压迫与对立的现实生活场域,从而呈现出研究的开放性和对既定制度的批判性.无独有偶,批判话语分析(CDA)也批判性地对语言进行跨学科甚而超学科的研究,但它不以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功能为研究目标,而是通过语言分析来剖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可以说,把后现代叙事理论与CDA在以语言为共同学术基点的语境里加以系统连接,为社会分析开启更为新颖的阐释空间和拓展更为宏阔的研究视阈提供了可能,进而有利于造就一种多元共生的理论格局.     

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史文本叙事研究

正史是王朝史官基于国家视角的正统叙事。历代正史对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本叙事可归纳为追溯华夏族源的“华夏姻亲模式”和“华夏血亲模式”,认可中央政权的“输纳赋役模式”和“受封官爵模式”,认同中原文化的“甘受教化模式”和“慕义向化模式”等六种。在此基础上,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史叙事类型可归纳为“建构型”和“原生型”。“建构型”强调国家权力的主导性,表现为“华夏姻亲模式”“输纳赋役模式”以及“甘受教化模式”,“原生型”突出对华夏族源的追溯与族群的凝聚,表现为“华夏血亲模式”“受封官爵模式”以及“慕义向化模式”。地理条件的差异、发育程度不同的政治组织以及中央王朝对不同区域的开发程度是形成“建构型”和“原生型”两类正史叙事类型的原因,但“建构型”最终会转变为“原生型”。六种叙事模式构建了“家国同构”政治理念的血脉、利益和文化根基。正是这种基于中华民族一家亲,各民族“守望相助、情同手足”的根基性情感,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稳定性和趋同性,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从抗震救灾看国家认同的建构

国家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它是国家振兴的根基之所在。从内容上来看,国家认同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建构要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这三个层面展开,它们也是国家认同建构有效的、可行的三种方式。     

自然会话叙事的基本特性及社会认知叙事分析模式的建构

在讨论会话叙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性的基础上提出社会认知叙事分析模式。会话叙事是日常会话中自发性的故事讲述行为,兼具叙事和会话交际特征;作为会话交际中的叙事活动,又具有语境内嵌性。社会知叙事分析模式强调会话叙事包含四个层次上的意义空间:经验、故事、叙事和会话;故事世界的建构和理解以经验世界为基础,以叙事世界为框架,而叙事互动又以话语世界的人际交往为框架;在会话叙事活动中社会人际工作、以真实经验为基础的叙事建构和认知理解同时在进行,叙事双方通过会话叙事完成经验、故事、叙事和会话四个层次上的意义建构与交流。     

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 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

在农村经济转型、新生代农民问题开始浮现的时期,"底层小说"的作者敏锐地把握了转型期新生代农民的思想动态,对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了艺术上的回应.通过"身份认同"和"爱情叙事"两个关键词,来考察"底层小说"所反映的底层人群内心世界的焦虑情绪,以及两栖于城乡之际的生活际遇给他们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底层作品通过爱情叙事这一策略来缓解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归来”作家的苦难叙事与自我认同

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的苦难叙事与其自我认同有着深刻的关系。虽然"归来"作家揭示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但他们的用心显然在于刻意强调自我无怨无悔的忠诚。在新时期之初,这正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但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苦难、历史必要的追问,复杂的民族国家历史、个人情感记忆就此被简化,被悄悄重构。     

叙事认同与自由意志——道德增强的神经科学伦理问题研究

诉诸先进神经科学的道德增强技术可以直接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但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自由意志、自主性、同一性等伦理问题的思考。面对道德增强技术是否干预了人的自由意志这一问题,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展开了争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人是否在道德增强前后保持了身份与自我的连续性,即论证道德增强会不会影响人的自由意志。通过对叙事认同理论的解释与分析表明,适当的知情同意程序可以使道德主体积极地融入叙事身份的被动变化中,从而维护人的自由意志。     

国家认同建构中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汶川地震后的启示

文章在分析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结合抗震救灾工作，提出了国家认同建构中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建构的路径和方法。     

《小号》中的叙事认同与爵士乐身份

从身份构建的视角看杰琪·凯的小说《小号》,其主人公乔斯·穆迪是一位多种族和跨性别的爵士音乐家。穆迪女性的身体和男性的身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传记家斯通斯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叙事认同的方式在穆迪的传记中将其定义为荒淫堕落的性变态者。这种有悖伦理的身份界定对穆迪的家人造成严重的困扰。所幸穆迪以杂合性质的爵士乐为隐喻,为自己构建出流动的化成身份;并且想象出以情感为纽带的家庭谱系,将这种身份构建方式传递给其养子科尔曼。因此,《小号》是作者杰琪·凯于文化和社会规约以外进行身份构建的尝试和探索。     

认同建构中的时间取向

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时间性”密切相关。通过分析中国现代民族认同的两大建构路径,即“现在—未来”导向路径和“现在—过去”导向路径,可以看出,在时间性的三个层面里,“现在”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现在—未来”导向的路径从未来寻求合法性,主张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民族认同的建构所依据的是精英知识分子所设定的民族国家的规划。而“现在—过去”导向路径则是从过去寻找合法性,以回归传统、挖掘新的传统或是重构传统的方式,通过与“过去”建立起联系,使自身权威化。无论是哪一种路径,民族认同建构都是以“现在”为核心的。因此,在民族认同建构的“时间性”问题中,“现在”之重要不仅仅在于“民族认同”是现代现象,它更是重组过去和未来关系的关键。相对于“真实的过去”的不可改变,“未来”的不确定,“现在”却为建构者的主体经验参与到认同建构中提供了机遇。在重组过程中,建构者得以充分调用“过去”和“未来”的资源,使民族认同获得它所需要的多元的合法性。     

新闻叙事情景与真实性建构

运用叙事学理论考察了叙事情景对新闻真实性的建构,认为在叙事方式上,展示比讲述更显真实;在叙事聚焦上,内部聚焦比外部聚焦显得真实;在叙事人称上,第三人称较第一人称真实。但在电视新闻中则相反。叙事情景是文本在形式上对内容真实性的建构,它形成的是真实感。各种不同的叙事方式、聚焦以及人称的搭配,就形成不同的新闻叙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