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1905年间中美关于华工禁约的交涉

１９０１～１９０５年间，中美两国就美国排华条约和立法展开了漫长的谈判。由于美国坚持其反华排华立场，最终导致谈判的破裂，并引发了中国国内一场大规模反美爱国运动──１９０５年抵制美货运动。从这场运动前后清政府的表现，可了解清政府侨务政策的变化，以及华侨事务在其外交事务中所处的地位。事实上，这个时期，清政府对海外华侨已积极采取各种手段加以保护。然而，由于中国当时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清政府的外交十分软弱无能。特别是由于这个政权的封建性质，决定了它不能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去反对西方的强权政策，因此在中美工约交涉中，最终成为失败的一方。     

从《东方杂志》看晚清政府对东沙岛的主权交涉

由于地缘关系，日人于20世纪初侵占东沙岛，晚清政府经过艰苦的主权交涉将其收复。当时上海《东方杂志》向国人介绍了东沙岛的地理状况，记述了晚清政府交涉东沙岛主权的经过，反映出当时国内舆论民心之走向。这在国内舆论界是难能可贵的，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代南海历史变迁的时代特征。     

浅谈1860年以后晚清政府外交护侨的表现

在晚清政府保护华侨的问题上,目前较多学者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而笔者认为,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下,晚清政府却能一改历代中国政府敌视华侨的政策,积极推行保护海外华侨的各种措施。1861年总理衙门的正式设立则是清政府在保护华侨问题上所作出的一种具体实践之一。此后,保护海外华侨成为清政府对外交往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如遣使、海外使领馆的设置等,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因此,对于晚清政府在保护华侨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一、在国内设立总理衙门1861年1月清政府正式设置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作为办理各国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的正式成立是晚清政府护侨活动的大事之一,此后护侨活动及使领人员的奏派、要求,统由总理衙门调处。总理衙门的内部机构在涉外上分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五股,其中,“法国股掌办法兰西、荷兰、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巴西各国交涉往来之事,并掌保护民教及各岛招用华工诸事”,“美国股掌办美利坚、德意志、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各国交涉往来之事,并掌办保护华工等事”。由此可见,总理衙门肩负保护华侨的职责,且...     

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与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维护

晚清之际,东西方列强不时非法勘测、侵扰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严重威胁中国海权。在与列强斗争的过程中,晚清政府的地方政府官员运用国际法中的有关规定与列强交涉,最终收复了被日本占领的东沙岛主权,并向国际社会宣示对西沙群岛的所有权。与此同时,晚清政府根据国际公法和各国的海上实践,提出了"水界"区、渔业区等海域主张,以捍卫中国南海权益。晚清政府维护东沙、西沙群岛的一切措施,都符合近代国际法的"自护之权"以及"条约"确定的领土界限和领土所有权等准则。晚清政府维护海权之举,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目前中国的外交斗争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

曾纪泽作为晚清驻英法俄三国公使,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俄伊犁问题交涉期间,他审时度势,采取了备战促和的谈判策略,较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同时,伊犁谈判也反映了此一时期中外关系的发展脉络和晚清政府的外交态势,对清政府更好地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伯利恒合同与美日在华外交博弈

为加快海军重建的步伐，晚清政府利用美日在华矛盾，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清政府的“联美制日”策略与美国的“金元外交”共同促成了中美海军借款合同——即伯利恒合同的签订。民国成立后该合同重新修订后得以延续，美日围绕伯利恒合同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博弈，合同引发的美国在中国福建修建军事港口等谣言成为美日斗争的焦点。基于传统的大陆政策，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的多项条款均与伯利恒合同有关，随后美日围绕伯利恒合同的博弈也转移到了对“二十一条”的交涉上。由于美国的妥协，中国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此后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东亚国际关系的相对平衡被打破。     

权力话语视角下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研究——以中法战争前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为例

中法战争前,法国殖民者向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发出了挑战。为了便于交涉,晚清政府尝试运用国际法来论证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这反而使清廷陷入有理难辩的话语困境。文章结合权力话语理论,从话语霸权和主体认同两个方面来分析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及其原因。     

日俄战争前的路透社与清政府

路透社的电讯是近代中国认识世界情势和办理中外交涉的重要参考。自路透社业务在东亚地区开展以来，其电讯便成为中外舆论的要津，在甲午战争期间也为李鸿章办理中外交涉提供借鉴。此后，以北洋为中枢，路透社与清政府实现间接合作，甚至一度酝酿和尝试直接合作。考察这一历史进程，有助于深入探讨清政府如何认知域外各国情势的途径，以及其与欧美接轨的多层次的历史内涵。     

西奥多·罗斯福与中美粤汉路租让权交涉

由于美华合兴公司违背粤汉路租让合同，1903至1905年间，中国人民掀起了收回粤汉路权运动，清政府遂指派张之洞负责与合兴公司谈判收回粤汉路权事宜。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闻知此一事件后，极力干预中美粤汉路权交涉，阻挠中国收回路权。本文详细记述了罗斯福插手粤汉路权交涉的经过，并分析了他插手的原因。     

西方在华国际关系体系确立与驻美公使陈兰彬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其军事强势和不平等条约继续巩固、扩大外国在华可享受之利益与特权，基本确立了对华国际关系体系。在业已确立的大格局下，中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力阻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在丹佛排华暴乱后积极进行索赔交涉，维护在美华工正当权益，捍卫民族尊严，搏击汹涌而朱的排华浪潮，是一位不辱使命、令人敬佩的外交官。     

杨儒解决美国排华问题的实践与构想述论

杨儒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曾经担任过近四年的驻美公使。在此期间,杨儒一方面敦促美国政府废除排华法案、切实维护华工权益,并促成了1894年《中关华工条约》的签订,希望能部分解决美国的排华问题;另一方面又为该问题的根本解决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即从根治当地华人社会存在的恶习着手,提高华人自身素质,同时考虑转移部分华工到墨西哥。杨儒解决美国排华问题的实践和构想并未取得预想的成效,这与他的认知局限有关,同时也是清廷国力贫弱、无力对美国的排华进行有效的反击使然。     

西奥多·罗斯福与排华

本文讨论了罗斯福排华态度与政策的演变，分析了导致这一演变的内外因素。指出罗斯福的排华政策既与他本人的种族主义思想有关，也与美国排华势力的巨大压力有关．１９０５年中国抵制美货运动发生前后，罗斯福倾向于执行一项较为宽松的排华政策，本质上是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保护美国在华利益不受损害，而非真的准备放弃排华政策。     

曾纪泽的国际法认识与实践初论

中国早期驻外公使之一的曾纪泽通过对近代国际法的深刻认识与理解,运用国际法与西方国家进行外交事务上的交涉和谈判,虽然在本质上不能改变晚清政府外交上的弱势地位,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权益。     

张荫桓述评

本文述评了晚清著名外交家张荫桓的一生功过，对其流放新疆的死日进行辨证。     

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交涉——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中心的考察

日俄战争结束后,与日本的交涉事务成为清政府善后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此役的主战场暨争夺目标之一,奉天也是清政府处理战争善后工作的地方行政单元。身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赵尔巽,同时也是该项工作的参与者与地方主持人:在协助中央政府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之余,还要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与日本驻奉天军政当局展开交涉。这些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利益。重新梳理交涉的来龙去脉,既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觊觎与侵略,又可以深刻感受到清政府外交观念的转变,以及在处理这些事务过程中的艰难抉择与种种无奈。     

张荫桓在维新变法时期的作为及与康有为之关系

1885-1890年,张荫桓历任驻美国、秘鲁、西班牙公使。归国后,复供职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皇帝经常召见张荫桓,聆听西方政事、风情。1895年,李鸿章下野,张荫桓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参与处理大清国内政外交重大事情。维新变法时期,与康有为过从甚密。引康氏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荐与翁同铄等朝廷显贵相识,将康氏一步一步推到皇帝身边,成为戊戌变法领袖。     

陈昭常与“间岛”交涉

陈昭常作为延吉边务督办与边务帮办昊禄贞共同参与“间岛”交涉，在交涉过程中积极奏请清政府及早解决界务纠纷，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抵制日人侵略，在对抗侵略、保护领土主权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晚清来华传教士对西法的译介研究

因列强各国的外事交涉,晚清政府由最初被迫接触西法知识逐渐走向主动效仿西法规制。传播西法的主体是来华新教传教士,他们在鸦片战争之前就通过译介西史和编纂词典等方式陆续输入西法概念,之后重点译介国际公法,促成晚清新式外交理念的形成,甲午战后则偏重部门法和宪政类法律著作的译介。西方法学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引入,对动摇晚清传统律例观念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对清末法制改革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及其影响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深受不平等条约和文化差异影响。19世纪末,西方各国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出现战略趋同,形成了以检疫、隔离、消毒和治疗为内容的西法防疫,并依仗政治军事霸权在全球推行,中国也开始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进行检疫。香港鼠疫期间,由于中外防疫方式差异显著,列强开启了防疫交涉,华洋分治成为中外处理防疫事务的方式。此后十余年间,鼠疫和霍乱交替流行,列强在加深对华侵略的同时,强化了防疫交涉,直接要求地方官府采取西法防疫。对此,中方起初采取自办防疫策略,在接受西法防疫形式的同时,仍坚持传统防疫方式。直至东北大鼠疫期间,疫情危急,中外防疫交涉强度增加,清政府被迫主动自办西法防疫,以维护行政管理主权,避免外国干涉。与近代其他事务一样,列强通过交涉对清政府的卫生防疫进行干涉,国人则在形式上予以接受,但仍坚守传统防疫理念。     

清末为争取在荷属东印度设领的外交努力

1897年清政府就在荷属东印度的设领问题,与荷兰展开了交涉。这既与当地华人、华裔遭受殖民当局迫害有直接关系,又是中国早期外交官设领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吕海寰作为清政府的首席代表,纵横捭阖,对该问题的解决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设领尝试最终未能实现,但它为1911年在荷属东印度设领成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