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中世文论的历史扫描

日本古代中世时期,歌论确立并得到长足发展,诗话以诗赋格律为要建构起诗论,世阿弥演艺系统总结确立了日本能乐论。古代中世是日本文论形成、发展、确立的时期,此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渗透之下,日本文论内容呈现出丰富多彩。     

日本古代文论的生成、发展、特色及汉译问题

日本的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能乐论、物语论等各体文学论的相关文献,可以统称之为“文论”.日本古代文论经历了对中国文论的引进、套用再到活用的过程,形成了“物哀”、“幽玄”、“寂”等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概念范畴,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理论见解.日本古代文论基本上是纯文学论,对文学的抽象本质问题、本源问题、社会价值与功能问题等缺乏关心和探讨.在著述方式上,具有私人性、非社会性、家传化的特点,文体上具有散文化、随笔化的特征.     

变异学视域下的日本近世绘画中的李渔形象

以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文化过滤"思想为理论工具,以"日本近世流传的李渔肖像"为线索,结合日本国宝《十便十宜帖》的创作以及《芥子园画传》东渡日本的情况分析,挖掘出日本近世绘画世界中有关李渔形象的特殊一面,即文史兼长、离俗隐逸、独具慧眼的艺术家形象.这种形象有别于以往常被提及的作为戏剧家李渔的形象呈现的"俗"味,是一种与之相对的"雅致".这种"雅"味的产生是文化过滤的结果,其本质是日本近世文艺界对"世袭制"积弊的反拨.     

日本近代文论主潮历史扫描

对日本近代文论主潮进行历史扫描,可得出如下结论：明治初期到大正末期,日本文论发展是引进适应西方文论并融入日本文学的发展过程;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日本文论在论争中结合着日本文坛实际显示出更多的自立性特色;“二战”时期的日本文论主潮是顺应了日本战时统制国策;随着战时文化机构的解体,近代日本文论划上了句号。     

论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近世的传播和影响

日本深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近世以前,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历经了漫长的传播、渗透和积淀过程;近世以后,道家思想在当时日本的思想文化领域更有了广泛的传播,道家的思想观念对他们的影响也日渐深刻.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体现于哲学、宗教、文学等各个领域和层面,出现了较多受道家道教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和学派.道家道教思想在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为日本近世文化所吸收并发挥作用,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文化原因.     

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在日本近世的影响——以徂徕学为中心

道家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不仅在中国本土影响深远,在邻国日本也受到重视,并出现了日本文化语境下的诠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近世颇具日本特性的重要学派徂徕学的诠释。该学派的创始人荻生徂徕以中医的不治诠释道家无为,以无为而治为次善之治道;其弟子太宰春台进一步作出随其成行而置之不顾的解释,并将道家无为之治定位为衰世之治道;海保青陵则以从天理而不用己来诠释无为,这种无为之治体现为以道临事、循理而治,运用鼓舞之术而使民忘的治理理念。     

日本近代文论的系谱、构造与特色

日本近代文论,以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为依托和动力,以"主义"为标榜,以启蒙功利主义为开端,经历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相生相克,发展到总括性的自然主义文学主潮,又由反抗自然主义而衍生余裕派文论,由顺应自然主义而衍生出私小说论与心境小说论,显示了较为清晰的理论系谱和内在构造。对西方文论的东方化的理解与改造、用汉字词组所创制的一系列文论概念与范畴等,都体现了日本近代文论的独到贡献与理论特色,并对中国现代文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显示了日本近代文论大规模汉译的意义与价值。     

近世西方视角下的大清王朝

西方有学者认为西方对东方的冲击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16-18世纪是基督文明的冲击阶段,19世纪是科学技术的冲击阶段.前一个冲击因东方文明的抵抗而失败,后一次进攻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虽能表达出东西方遭遇的历程,但却明显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其恶劣的后果是这一评价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使他们不能客观、历史地认识中国的过去,以至陷入对传统的过分批判之中.本文在回顾西方对中华帝国的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西方对大清帝国认识的变化以及批判步步加深的原因,并试图引发人们对大清帝国历史的再思考,重新认识自己的过去.     

中国接受俄苏文论的日本渠道评析

中国接受俄苏文论有时是通过日文等来接受的,其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俄苏文论的日文译本转译成中文,二是通过翻译日本研究俄苏文论的论著来接受俄苏文论。总体来看,中国通过日本来接受俄苏文论的时间主要集中于20世纪上半期,内容上主要集中于无产阶级文论。因为时代条件、地理位置和语言等多方面的因素,中国接受俄苏文论的日本路径,不仅决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家们独特的理论素养、知识结构、思维习惯和关注侧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很长时期内中国文学与文化生活的基本格局。     

基督教与中国宗教近世性格转型初探

宗教对一个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影响。基督教和中国宗教在近世出现的性格转型,对中西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基督教将“天职观”与“禁欲主义”相结合,产生出一种蕴含着“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观念;而中国近世以来,儒、佛、道三教互动发展,也产生出了有入世性格的宗教精神。然而这两种具有入世性格的宗教观念又因其宗教理念上的差异性,影响东西方分别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模式。     

回归历史研究,开拓文论研究的新境界

论从史出,历史是理论产生的基础和前提,理论也总在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得到阐释.文论要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回归历史研究,重视论与史的结合,在掌握第一手材料方面下大工夫.     

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通过论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分析他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观念以及学术思想,并呈现他关于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的认识.主要从六个部分展开论述:一、实证与诠释交互为用,二、观念的追溯与展开,三、内在理路,四、外缘情境与思想流变,五、问题意识与两个世界,六、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旨在凸现余先生在事实与价值、专精与通博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治史追求,从而彰显他的思想史研究充实而光辉的境界.     

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

卫生史与环境史不仅在研究旨趣上相当一致,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交集,卫生史关注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同样也是环境史的研究课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卫生史可以囊括在环境史之中,而是说就环境史研究来说,从卫生史的角度切入来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这除了内容和旨趣上接近等缘由外,还因为从卫生史的视角出发,对促进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并更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学术颇有助益,而且从卫生史的角度可以为我们构建和谐而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近世中日朝海禁比较

将近世中日朝“海禁”问题置于“东亚海域”和“文明冲突”两个视角中进行比较,既是一个新的尝试,同时突显了新的意义。在“东亚海域”视角下,中日朝“海禁”呈现共存、互扰和矛盾的特征;在“文明冲突”视角下,中日朝“海禁”都经历了因中华文明而“禁”,因西方文明而“开”。在禁与开的过程中,中日朝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所分别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由此而引出近世“海禁”对当代的启示。     

《近世社会主义》的翻译史考察

《近世社会主义》是国人最早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其翻译版本多次出版。本文系统考察了该译著的翻译史。《近世社会主义》的译介不仅是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翻译并传播的开始,也为研究翻译在思想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意义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近十年来我国日本文论与美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缺憾

进入21世纪10多年以来,随着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的深化,对日本传统文论与美学的研究逐步展开,由此前的单篇文章发展到更为体系性、更有规模性的研究著作,一批优秀的著作陆续问世。但由于日本文论在中国译介滞后、研究难度大、研究基础薄弱、文化阻隔较大等种种原因,一些著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缺憾乃至错误。主要表现为原典研读缺失、范畴与关键词界定不准确乃至混乱、特征概括不到位、文论史与文学批评史撰写草率粗陋等问题。这在《"文"与日本的现代性》、《日本文论史要》和《现代日本文学批评史》等几部论著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近世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译介的贡献

《近世社会主义》是国人最早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该文在全面梳理翻译的背景、译作的整体结构基础上,分析了该译作对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包括译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术语、充分解释了文本的细节以及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该译作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翻译传播的初始文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文本上的准备。     

关于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的思考

文学公共领域的充分发展是健全政治公共领域的前提, 解读中国近世政治演进的过程要从解读这一时期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状况入手。自明中叶以后, 中国近世的社会批判思潮和倡导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不断发展, 并通过明代的文社、清代的茶馆及书场、晚清的报刊等载体向社会民间传播, 这说明中国近世具备了萌生文学公共领域的条件。但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生存环境也使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存在许多不足: 一是批判性不足, 二是地域色彩浓厚, 三是独立性不强, 四是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型不深入。     

“近己则俗变相类”：钱穆与近世儒家传统

在近世趋于平铺散漫的社会结构中,宋儒藉宋学重建社会政治中心,在君臣、官民之间沟通整合,教化提升,于国史变迁中推演出立国规模的新气象。这一脉络对于我们理解近世精神传统十分关键。宋儒活跃其间的近世社会,体现出与中古门第传统颇为不同的平民自由气质,门第与平民之嬗变也具现于近世思想文化竞争中。宋儒生发之道统论,显示社会下层渐转超政治上层,萃成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精神,即政学相维与士统重建。钱穆主张“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建立近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有机联系,因此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时代新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