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时期的宁夏教育

1933年1月,马鸿逵以“十五路军总指挥”的头衔,受命于蒋介石就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开始了其对宁夏人民长达17年的反动统治,直到1949年结束。马鸿逵统治宁夏时期,教育事业较前有所发展,但仍处于落后状态,他将教育作为维护其封建政治的工具,致使宁夏教育遭到摧残;同时,中共宁夏工委领导进步师生开展了抗日救国活动,为党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 教育的基本概况 宁夏解放时,就教育结构来说,没有高等教育,只有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含中等专业学校)。下面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数字,看看教育的变化:     

马鸿逵民族思想探析

民国期间,西北政局异常混乱,各派势力角逐十分激烈。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马鸿逵凭借着诸多的有利因素,力挫群锋,主政宁夏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无论是内政治理,还是与日本人的邦交抗战,马鸿逵的民族思想都挟裹着团体主义的两面性。     

“西北四马”军阀割据形成的社会原因探析

我国西北地区,自民国初年起,开始出现马氏军阀割据的雏型。经过数十年发展,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最终形成了以时称“西北四马”的马步芳、马鸿逵、马鸿滨、马步青为代表的军阀割据巅峰局面。“西北四马”皆为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可谓一个有姻缘关联的军阀集团。在蒋介石处心积虑控制地方实力派和非嫡系力量发展,并且不承认回回为回族的情况下,西北马氏军阀的势力却能发展到上述地步,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水文仅从社会原因的角度,对“西北四马”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作一探析。     

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拟古风)

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成立于1937年冬,系原宁夏省立实验小学高年级学生组成。在中共宁夏工委领导下,努力于抗日救亡之宣传。战歌溢于黄河两岸,足迹遍于紫塞内外。马鸿逵为推行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之政策,龟缩于塞上,铜臭是逐。     

民国时期“宁夏诸马”的国家担当

通过民国时期宁夏的回族爱国将领马福祥及其侄子马鸿宾、儿子马鸿逵两代三人的从政经历、所发言论以及实际效能的考察,讨论其家族对于国家在民国时期的贡献。从其积极面入手,整理其以中华民族主人翁姿态在特殊背景下,对中国的国族认同与领土完整所做的历史贡献及其国家担当,以及延续至今的借鉴意义。     

谈宁夏的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完成的一项基本任务。本文仅就宁夏的土地改革作一些探讨。 一 1949年9月26月,宁夏和平解放。从此宁夏广大回汉族人民开始走上了和平、幸福的康庄大道。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马鸿逵匪帮在宁夏的长期破坏和残酷剥削压迫,当时宁夏的经济濒于崩溃,民穷财尽;社会上匪盗、散兵活动猖獗,为害百姓。农村封建     

宁夏解放初期剿匪斗争述略

一九四九年八月,兰州胜利解放,我西北野战军稍事休整后,一、二兵团于九月初进军西宁、新疆;十九兵团挥师东进,沿黄河两岸挺进宁夏,于九月中旬进入宁夏、境内。 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下,敌人斗志涣散,无意恋战。马鸿逵乘飞机逃跑。九月十九日,伪八十一军马惇靖率部起义,二十三日,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作为解放军代表与宁夏方面的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延秀等在中宁县签订于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协定。至此,宁夏宣告和平解放。     

建国初期原宁夏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与对资改造

宁夏位于我国中部偏北,黄河中上游地区,面积六万六千四百平方公里。解放前夕,在地方军阀马鸿逵的统治下,工商业非常落后,全省工业除几千家小手工业作坊以外,没有现代化工业,仅宁夏省府银川市有一些官办的工厂,也是以手工为主,附有很简单的机械设备。全省共有私人小作坊和小商贩工商业户七千五百多户,占全省工商业总户数的96％以上;民办工业主要有毡坊、毯坊、皮坊、纸坊、粉坊、油坊、烧坊(酿酒)、碾坊、磨坊、铁匠铺、木匠铺、小煤窑等126户,占全省工商业总户数的3％左右;官僚以及地主兼工商业者办的工厂主要有:电厂、面粉厂、制砚工艺厂、粉笔厂、玻璃厂、铁厂、水烟厂、鞋帽     

《石仓契约》俗字校读十五则

文章考校《石仓契约》中十余个疑难俗字。即“”“”“/樁”“”“”“”“”“”“”“”“”“”当分别为“背”“埕”“椿”“棟”“發”“荒”“窟”“瓦”“窑”“選”“種”“衆”的讹俗字,而非“貨”“罐”“樁”“揀”“叢”“疏”“掘”“”“瑤”“達”“耕”“裏”;“柚”“埬”分别为“抽”“棟”的换旁俗字,而非“柚”“堜”; “”为“拙”的讹字,又“拙”通“掘”;“”为“領”的讹俗字,又“領”通“嶺”,而非“镇”字;“”当为“魁”的讹俗字。     

“虚中求出实”：张载“诚”学析论

“诚”是张载“天人合一”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诚”乃“太虚”之“实”,“太虚”之“实”在于“气”。从天道而言,天之“诚”在于“太虚”,“太虚”因是“气之本体”而为实有,万物因“太虚”之“诚”而真实无妄,生生不息;“太虚”虽有“虚”的名义,“实”（“诚”）却是它的本性,张载以“太虚”之“实”对抗佛道之虚妄、空无。从人道而言,“太虚”是价值本原,人类应秉承“太虚”之“诚”性,在体认“性与天道合一”基础上实现“天地之性”;工夫之“诚”在于实行实践,张载主张在躬行礼教、践行仁孝之中体现“诚”的精神。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与儒家价值的正当性都在张载对“诚”的诠释中获得了说明。     

《石仓契约》俗字释读疏漏补正

文章对《石仓契约》中俗字释读疏漏进行了考释与补正。“//”均当为“背”的俗字,而非“堦”或“嘴”字;“”当为“此”的俗字,而非“尖”字;“”当为“短”的俗字,而非“缺”字;“”当为“尖”的俗字,而非“炎”字;“二小二勿”被误释为“二小二不小”,实为“二丝二忽”;“统纳”被误作“统纳”,实为“充纳”,“搭”被误作“榀搭”,实为“品搭”,其中“充”“品”分别受“纳”“搭”类化而作“统”“”。     

“文化翻身”的可能及限度——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工农创作”现象研究

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工农”诗人的“文化翻身”,既有“真实”的一面,又有“虚幻”的一面;既是一种“解放”,又不是真正的“解放”;既存在“翻身”的“可能”,又是有“限度”的“翻身”。“工农”诗人经历了“无权说”到“有权说”,从“无法说”到“学会说”,从“不敢说”到“大胆说”的“文化翻身”的过程。而“新民歌”的生产方式、创作主体对“解放”的短视以及意识形态的伦理诉求,则是规限“工农”实现真正“文化翻身”的显性或隐蔽因素。     

“泰山石敢当”原为“泰巖堂”或“泰巖皇”——“泰山皇玺”考识

“泰山石敢当”词义难解,“石敢当”之人于古史无征。通过“泰山皇玺”的考证,得知“泰山石敢当”实为“泰巖 當”误写讹传,而“當”字应释为“堂”或“皇”,因而“泰山石敢当”原为“泰巖堂”或“泰巖皇”。“泰巖堂”即“泰山明堂”, “泰巖皇”即“泰山皇”。“泰巖堂”石碑,为古时“镇堂神石”,“泰巖皇”为原始“泰山神”。“泰山神”原应为“神龙禹皇”。     

佛教的出世精神

人们通常以为佛教的“出世”即意味着“出家”,这是始于原始佛教时代的一种误会,将“在家”与“出家”,“社会生活”与“山林古寺”对立起来。小乘佛教的“出世”精神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即“出世”并非一种空间转移和身份转换的问题,却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等为对立的二元。大乘佛教进一步打破了这种妄执,以体用不二的逻辑,从根本上实现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自度”与“度他”等的不二一如。在大乘佛教,“出世”是“入世”的本性,“入世”是“出世”的相用;可以说,“出世”即“入世”,“入世”即“出世”。     

“至”和“到”的历时更替

“到达”这一概念唐宋以前多用“至”来表达,现代汉语口语常用“到”来称说,“到”对“至”曾发生过历时替换。着眼于“至”和“到”语义特征和句法功能的发展变化,分先秦一西汉、东汉一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对二者的历时替换过程进行描述。先秦时期,“至”和“到”的用法差异明显。进入东汉时期,“至”和“到”的差异缩小。南北朝时期,“到”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二者的用法基本一致。唐代开始,“至”和“到”的发展进入相持阶段,大部分语料中“到”已占据优势。宋代“到”基本实现了对“至”的替换,成为“到达”语义场中的主导词。元明清以后,“至”的活动进一步受限制,“到达”这一概念多用“到”来表达。     

汉语“噙含”“叼衔”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根据“嘴巴含”的方式,可以将“衔”分为“衔1”“衔2”,分别表示“全含”“半含”。前者与“含”“噙”构成“噙含”概念场,后者与“叼”构成“叼衔”概念场。表“噙含”义的词较多地分布在医籍文献中。“衔1”主要分布在诗词中。“噙”的产生对“含”造成一定冲击,但“含”在书面语中仍比较活跃。“含”“衔”“噙”均有从“东西放在嘴里,不咽下也不吐出→藏在里面;容纳→带有”的词义演变。“含”“衔”又均有从“藏在里面;容纳→隐藏”、从口部动作范畴到心理范畴的演变。表“叼衔”义,明代以前只有“衔2”。“叼”在明代始见,字形又作“雕”“刁”等。将历史文献与现代汉语方言分布相结合,推测“噙”发源于北方地区。“叼”很可能是“长江型”词,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往北向西扩散。     

汉语“掀揭”义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近代汉语时期,义元“掀揭”从“发”“开”中独立出来。“开”在近代汉语时期仍有用于“掀揭”义的用例,且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有保存。“发”则未见。在“掀揭”概念场中,概念场成员从“揭”一枝独秀,到“揭”“掀”“撩”三者并存。现代汉语方言中,“揭”“掀”“撩”在南北均有分布。“揭”“掀”有一些共同的语义演变路径:从“举”义到“掀揭”义;从动作到状态;从“举”义到“翻动”义;从“掀揭”义到“揭露”义。     

出土医书时间副词研究

出土医书中的时间副词有“既”“已”“乃3”“尝”“刚”“将”“且”“欲”“行”“疾”“遽”“急”“立”“先”“后”“然后”“乃2”“初”“始”“纔”“豫”“蚤（早）”“久”“终身”“终古”“徐”“稍”“并”“时”“常”“恒”“即”“辙”“乃1”“有顷”“物（忽）”“暴”37个,单音词33个,复音词4个,以单音词为主,基本上承自先秦文献。出土医书的时间副词的使用具有新的特点：时间副词“既”有3例,“已”有60例,出土医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口语性极强,因此,时间副词“已”和“既”的更替至少到汉代口语中已经基本完成;时间副词“将”有16例,“将”除了用于诏书等特殊的文体中,还经常用在口语性较强的医籍文献中;从信息突显的角度看,出土医书中“毚”字句处于背景位置,而后续句处于前景位置,“毚”只表单纯短时义。     

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再探

孔子的依“礼”重“德”治国思想 ,包括“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两个重要治国方略 ,二者有其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 :“礼”“德”相辅 ,“导”“齐”相济 ;“德”“礼”为先 ,辅以“政”“刑”;依“礼”重“教”,以“德”化民。     

《周易》中的“一”、“二”和“几”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易》的“大化流行”之“道”的总纲。但是为什么在一分为二的过程中,又会半途杀出一个“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三五错综”又是从何而来？因此有必要重新探讨“一”、“二”与《易》的文本中其他各数的关教本文透过对“一”、“二”、“神”、“几”乃至“三”“五”“六”“七”“九”“十”和“四”、“八”等概念与数的分析,提出在“一分为二”、“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条通天大“道”的另一面,还应有一个“一化为几”,或谓之“三五错综之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