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合法性——从经学到纬学

汉代政治的合法性由经学和纬学共同建构,二者都承继了先秦儒学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思想精义,然后各自加以发挥、扩展.经学所重在哲学,通过阴阳五行宇宙观下的天人感应为政治的道德合法性依据提供形而上论证,纬学所重在神话,通过一个虚构的帝王世系和他们受命的故事来展示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为正当.在思想上二者并不绝然分离,往往相互交错.经学和纬学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     

《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

本文围绕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以及天、君(圣人)、民等概念的来历、定义和关系,对<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进行了解析,揭示维系天、君(圣人)、民三者之间关系的纽带是以所谓"为民"为核心诉求和表达的政治道德,这样的政治道德也因此成为君权独尊下的中国传统极权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关键要素,"以德治国"成为中国传统极权政治的主要特质.     

论我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兼论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道德依据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执政行为的合道德性必将对执政主体的政治合法性产生巨大影响。在实践中,合道德性已成为当代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受我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我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越发强烈,它迫切要求我们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寻求更多的道德依据,以适应社会治理的需要。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正好回应了这种合法性建设的伦理诉求。     

试论法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合法性是依法治国和公民法治观念中的重要问题。对依法治国的认同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水平高低和人们法律意识强弱的重要指标。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传统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的国家,法治要想在广大人民心中获得合法性认同,就应该而且必须与道德紧密结合,建立健全适应法治发展的新道德体系。     

大众传播时代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合法性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化生存是艰难的,它为适应时代语境,去除(或弱化)其意识、思想、价值等内涵,而化约为现代知识。传统文化的知识化,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权力—政治神话"的合法性路径。其中,政治神话在传统文化的常识性知识中实现文化认同以及民族主义的皴染;在伦理性知识中,政治合法性通过伦理的道德得以确证,从而实现国家权力与政治神话的自然化、永久化,并在一种看似顺其自然的秩序中实现政治意识形态的维系,实现权力合法性的孵化、生产与重构。     

从道德视角看政治合法性

道德维度曾一度被实证主义排挤出政治合法性的研究领域,这种理论影响到现实政治生活,使西方政治生活濒临危机。罗尔斯的《正义论》使道德问题重新回到政治合法性论域,引领了规范理论的复兴,但他在后期却由于不必要的妥协而放弃了道德立场。政治合法性和道德问题有深刻的关联,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建构和评价不可能离开道德问题而进行。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民主陷阱

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使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这种做法,在民族国家后的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显然是缺乏基本的政治道德支撑的,也纵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成为新的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殖民。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又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反对民主政治的政治道德逆流,也是十分不恰当的。保持与最广大民众的密切互动和融合,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最应该重视的力量源泉和保障。这是一种更为实际和内在的合法性,是合法性的中国实践和中国形式。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 ,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 ,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 ,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 ,指出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从村庄到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治理

本文以一个中国村庄南街村为例分析了新权威主义的二重困境。相对于传统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权威者“统制为民”的主观态度,和民众对于权威者治理成就的认同。新权威主义合法性基础,已经演化为不同于传统权威主义的经济成就、清明政治和精英治理,但这些基础条件本身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并不足以维持新权威主义的长期存在。为了维持权威,新权威主义政治有滑向传统权威主义、采用极端做法的自然倾向,如社会资源控制、政治全能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道德教化,但其成本高昂,可行性值得商榷,并销蚀着原有的合法性基础。     

皇帝对自身合法性的观念建构--后战国时代思想史的一个问题

秦始皇的统治合法性不是来自于自身,而是来自于作为被征服对象的"他者".汉高祖与秦始皇在论证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逻辑方法上完全一致,即,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建立在对敌人的道德谴责的前提上.于是,政治合法性观念中一个可疑的悖论就形成了以标榜道德为手段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合法性,却往往缺乏真正的理性.     

关于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一种追问——基于中国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影响的考辨

中国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作为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传统哲学基础,具体到对文学本质观念的影响及理解上,即是经由一种政治伦理诉求的元叙事模式以获得合法性认同,其经典的合法表述,就是中国传统而正统的文学"载道"说。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文学本质观念,是在文学"载道"这一文学本质言说的合法性认同表述中获得合法存在的,在此认同表述中,政治伦理构成文学合法与否的依据,能为其所容纳的情感诉求也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情感的认同,而不是放任个性化情感的抒发,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教化目的,并构成中国传统文学的主导倾向与整体面貌。对此,显然不能不予以厘清与分辨,否则,谬矣,而这也正是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本质的观点及其抒情传统论的理论误区所在。     

房产税授权立法之“经济合法性”研究

经济合法性有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维度。其中,实质合法性的向度由自然法传统所开立,其探求形而上的根本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合法性即合乎正义;形式合法性的进路由实证主义传统所创生,其追求可核实的形式逻辑结构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合法性即合实定法。基于财产权保障的立点来检讨房产税授权立法的形式合法性,该授权立法与中国实定法的规则体系显有未洽;从平等权实现的观察点来检视房产税授权立法的实质合法性,房产税试点方案的实质正当性低度自足。在中国形式法治的场境下,注重形式规则体系的权力规导功能,在尊重市民社会自然生长的基石上培育一个开放的公共意见交互平台,以期实现合法性两个向度的合意张合,堪为重构合法性的一个可欲路向。     

论“以德治国”的现代规定性

"德治"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命题,为传统政治的统治合法性奠定了认识基础.当代中国的"以德治国"显然不同于传统社会,在现代社会理念的观照下,德治的规定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道德对于社会公共领域的全面介入;德治的本质规定是"守法为德";德治的目的是实现广泛的社会公正与公平.这些规定性决定了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确实不可偏废,缺一不可.     

政府诚信的中国古代思想渊源及其现代意义

“诚信缺失”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日趋严重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中对诚信的推崇和研究在维护统治、教化社会、协调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的政治诚信在为我们今天建设政府诚信提供思想资源的同时,也有着自身无法逾越的限度。我们今天所说的政府诚信,不仅仅是职业操守、职业道德意义上的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品格上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政府权力合法性的道德考量和政府对公共权力运作的道德要求。笔者认为,通过梳理古代道德中关于诚信的理念,剔除和剥离传统诚信道德的人治色彩和道德决定论倾向,汲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对于我们树立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转变政府职能、遏止腐败、醇化社会风气、推进政治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     

执政有效性的立体建构及其意义

政治合法性最现实和坚实的基石在于其执政有效性。提升执政有效性是任何一个执政党永恒的主题。执政有效性建构是我党把握时代脉搏、应对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方略,它是对传统执政理念的延续和发展,是新时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新起点。围绕执政有效性的立体建构必将进一步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转型,从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建设研究述论

文章侧重从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建设研究的角度,结合目前学界有关传统政治道德研究的不足之处,讨论了推进研究的主要操作路径及其理据。指出全面正确把握和认识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建设理论,展现政治道德对政治文明的现实建构的价值底蕴,有助于推进当代社会政治道德建设。     

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证明方式的重大转变

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涉及到政治统治能否持久的问题,因此,各国政府和学者都十分注重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与证明.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与证明可以从纵横两个向度来进行.从纵的看,在传统社会,统治的合法性证明可以通过神启、血缘、宗教、世袭来进行,而在现代社会,民主则是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当然在社会过渡时期,也可以使用民主的临时替代物:经济绩效、意识形态培养、环境强调、承诺的诱感、个人魅力等来加强合法性.从横向看,合法性基础应建立在合利益性、合道德性、合法律性这三者之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上升为执政党并成功在中国大陆执政达55年,这说明党的合法性基础是牢固的.不过,这个基础是逐步得以加强的,它有赖于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及其理论为中共提供了合理的合法性证明方式,从而在合利益性证明、合道德性证明、合法律性证明、民主化证明、个人魅力证明、环境强调等方面促进了中共合法性证明方式的重大的转化.     

公共政策道德性及其意义初探

近年来,关于公共政策特征的研究文章与理论专著虽然发表与出版的不少,但从道德角度观照公共政策或者探究公共政策的道德属性的似为不多。本文认为公共政策应具有道德性这一基本属性,而且还从公共政策自身需要、善治视域中的公共政策需要、增强党和政府政治合法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论证了公共政策道德性的多方面意义与作用。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考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最丰厚的资源在人文领域,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最主要的特点是它鲜明的人文精神,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之不竭的源泉。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弘扬,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友善借鉴。而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时代价值,采用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举措和新思路,有利于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大学生整体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     

政治驱动型社会道德教化模式——基于中国古代官僚阶层政治品格的分析

中国古代在社会道德建设方面形成了很多有特色的做法。总体而言,其社会道德教化主要是由王权推动实施的,可以概括为政治驱动型的社会道德教化模式。欲治民先要治官,成为治国理政者实施社会道德教化的一条重要经验和心得。培养和塑造与官僚阶层特定政治角色相适应的政治品格,在有效实施社会道德教化、增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确认其权力合法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