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狄中山、魏属中山秘史——兼驳《史记》“中山复国”谬说

本文综合文献旧证和考古新证,辨析了近两百条中山史料,梳理了春秋白狄中山和战国魏属中山的历史纲要。力驳《史记》"中山复国"谬说,力证白狄中山从未复国;辨明1973年出土的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必非白狄中山王墓,必为魏属中山王墓。力证白狄中山灭邢开国于孔子生前一百一十年,《春秋》尊王攘夷而不言"中山";《左传》传不破经而晚言"中山",比清华简《系年》晚九年,比《吕览》晚一百五十五年。     

鲜虞及鲜虞中山国早期历史初探

鲜虞属白狄。白狄是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我国北方的狄族三大支派(赤狄、白狄、长狄)之一。自1978年河北省平山县鲜虞中山国的王陵发掘以来,鲜虞及其所建中山国的历史和文化面貌问题,开始为我国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关注。对先秦狄族特别是白狄鲜虞氏历史的研究,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试论中山国的族姓及有关问题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是仅次于齐、察、楚、燕、赵、魏、韩的,与东西周、宋、卫诸国并称的千乘之国。关于中山国的历史,《战国策》、《左传》、《史记》、《吕氏春秋》以及《水经·滱水注》等文献虽有零散记载。但它的兴起、发展、诸王世次等问题,文献记载不明,这给后人研究中山国史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河北平山县中山国墓葬和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得以看到二千多年前中山国的遗物和文字,给人们深入探讨中山国史和中山国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然而,战国时期的中山究竟是何族建立的国?战国中山与春秋鲜虞的关系究竟怎样?目前史学界和考古界尚有异议,这些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对于中山国史的研究无疑是有影响的。 辨中山族属诸说之是非 战国时期的中山与春秋时期的鲜虞有一定的关系。《史记·赵世家》载:“中山武公初立。”《索隐》:“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杜预《春秋释例》也悦:“鲜虞、中山、白狄、姬姓。”正由于史     

从考古发现谈中山国的崇“山”特点

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八年两座战国中山王墓在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相继发掘以后,引起了我因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广泛重视。为了进一步研究中山国的物质文化,保护好遗留下的遗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曾连续几年在三汲公社范围内对中山国的遗址进行了考古工作。通过对中山国的观察与分析,战国中山国的文化性质开始有了初步的了解。在出土的大批文物中我们发现,这里的山形器饰为它处所罕见,成为中山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因而得到的印象是:中山国是崇山的。本文拟通过山形器饰的观察,对中山国崇山的特点作一初步探讨。     

先秦中山国史研究之回顾

中山国是先秦时期相当重要的千乘之国,其地位仅次于战国七雄,而与东西周、宋、卫并称.然而,由于受文献记载的限制,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兴起、发展、世系等基本问题始终未弄清.直到1978年6月中山国墓葬遗物出土后,各方面的研究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而使历史上久已湮没的中山国开始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本文拟分两个部分,对中山国史记载和研究的过程以及近年来问题争论的焦点与进展,做一概略的回顾,以促进方兴未艾的中山国史研究.     

试谈赵灭中山的几个问题

中山在战国中期是个“方五百里”的小国,由于强齐的支持,武力颇盛,非常好战,“不啬于攻战之患”,终因“数伐数割,而随以亡”。中山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但《史记》没有为中山立世家,零星记载很难联系起来,所以过去对中山国的历史相当茫然。河北平山县中山三器的出土,为研究中山国后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在考古界和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不可捉摸的中山国已经大体现出轮廓。在大家讨论的启发下,我也对中山的史料稍有涉猎,现就赵灭中山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向同志们求教。     

先秦中山国可能是毕公高长子楷伯的封国——兼谈易氏起源

毕公高是周初第一武将,其长子楷伯的封国不见于史书,但却屡见于中山国境内的出土文物,并显示其肩负征伐之责.唐宋的谱牒专著认为易氏是易牙之后;族谱则记载是毕公高之后,受姓于易水,曾居太原,而中山的疆域包括易水、太原;谱牒专著和族谱都载有"恺公".出土的"中山侯钺"显示,中山肩负为周天子征伐之责.综合多份先秦文献考证,易牙应...     

战国中期中山国的经济

战国中期是中山国鼎盛的时代,它在列国纷争中起着重要作用,故有“战国所以盛衰,中山若隐为之枢辖”。但若无雄厚的经济基础,岂能跻身于群雄角逐之列,而这时中山国经济面貌和发展水平如何?近年史学界虽有论及,尚缺专论,故笔者拟对此试作初步探讨。 1 中山国的农牧业比较发达,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农业更是立国之本。这里的农业状况,《史记·货殖列传》记述全国经济区时,未曾涉及到,说明中山农业与中原相比有些逊色,但以当时地理条件来看,其农业肯定在太行山东平原,甚至大河之间的冀州是值得称道的。中山牧业因处农牧过渡地带,自然比不上西北纯牧区,但其牧区多由善牧的北狄遣民经营,也是较为发达的。 最能说明中山农业生产状况的是粮食产量,而史籍无载,只能据有关史料作些推测。公元前527年晋“围鼓三月……,其民犹有食色”,其后不久方“告食竭力尽”,说明中山先民在春秋中叶,鼓都已有供给邑民食用三月之粮。至战国中期中山都邑“穷庐隘巷之士者七十家”,居民数量肯定不少,若无发达的农业,生产丰足的粮食,难以养活众多的邑民。中山王墓葬群出土大量陶制和青铜酒器,不仅反映中山酿酒业兴旺,而且表明农民生产粮食较多。可见中山国的农业比较发达,粮食产量也是较高的。究其原因,不外乎如下几条:     

论汉字和汉语的起源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但是关于它们的起源,只见于汉代学者许慎的记载。他在《说文解字·序》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许慎将造字的功绩归于黄帝的史官仓颉,古今学者都不以此为是。汉字有6万多个,甲骨文中的字就是3500个,这么多的字仓颉一个人是创造不了的。郭沫若指出,黄帝是蒙古高原阿尔泰人(古称“狄”)的首领,狄人的文化是细石器文化,大大落后于东方的夷人(他们驯化了稻、蚕,创造了龙山文化、青莲岗文化、河姆渡文化、良诸文化),也落后于西方的羌人(他们驯化了粟,创造了彩陶文化),因此狄人不可能创造汉字。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是因为黄帝领导的狄人曾战胜炎帝领导的羌人和蚩尤领导的夷人的结果,这与汉字的产生是两码事。历代的封建文人将许多发明创造都算在黄帝的身上,是一种神话,没有任何历史依据。正如李白凤所说:“把许多分明无关的古代民族都编     

霍林河上游出土周代铜器的几点补正

1975年10月,于内蒙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现有一(白厶殳)一簠,藏于哲里木盟博物馆。李殿福同志在1980年第三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巳(白厶殳)初释》对此作了一些介绍和分析。我觉得还有加以补正的必要。 1978年五月初,我们再次去当地调查,了解到当时出土铜器至少有八件,除(白厶殳)、簠外,尚有铜鍑一件(无耳,圈足上无镂孔),薄片连珠青铜饰两件、青铜圈三件。连珠饰     

再论墙盘年代、微宗国别——兼与黄盛璋同志商榷

扶风庄白出土的一百零三件西周微家青铜器,是研究用、微史和微、周关系电的重要资料,也为函周青铜器的断代树立了标尺。但对这批器物的研究,在墙盘年代上有穆世、恭世     

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译传者

1991年在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一套未知的藏文经书的西夏译本。本文对其中一卷经文的卷首题记进行了解读 ,指出这部佛经是由伽耶达罗 (Gayadhara)和库巴拉拶(Khug_paLhas_btsas)译成藏文 ,又由白菩提福译成西夏文的     

铜鞮小考

铜閛是沁县古县名,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建制县之一。最早的文献,当属《左传》成公九年(前582),“秋,郑伯如晋,晋人讨其二于楚也,执著铜閛。”襄公三十年(前542)“不畏寇盗,而不畏燥湿,今铜閛之宫数里……。”晋杜预注“铜閛,晋离官。”可知,铜閛最早是以离宫的名字出现。閛字,唐·慧琳《一切经音义》释为“閛,北狄西戎号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称“閛水出铜閛县西北石梯山”,可知,其名来源于閛水。因为该地有閛水、梯山(沁县方言中“閛”和“梯”同音),而有閛地。閛地当时是赤狄人居住的地方,在晋国消灭赤狄人之前,晋国人称此地为“狄…     

读考古发掘所得文字资料笔记(一)

(一)满城陵山二号墓出土的所谓“宫中行乐钱”和“铜骰”。 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报告》),满城陵山二号墓(即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窦绾墓)出土两套所谓“宫中行乐钱”,每套二十枚。一套“分别铸‘第一’至‘第廿’字样(缺‘第三’,但多一枚‘第十九’……)”。另一套“铸韵语一首,二十句,每钱铸一句,句三字或四字”,《报告》撰写者依韵脚和文义整理,录文如下(引者按:《报告)所标“第一”、“第二”等字皆删去):     

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和文化考察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迁入或从中原逃归的狄人多分布于内蒙的南部地区，阴山以北及大兴安岭地区则是分散的狄族部落较多的区域。匈奴初居于今内蒙古的东部相邻地区，后迁入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发展壮大起来，战国时期应处于阶级社会并建有初步的国家形态。     

楚简《唐虞之道》与古代禅让传说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是早期儒家集中阐述其“禅让”观的一篇专论。从伴随该篇佚文出土的相关资料、文中内证、春秋战国时局和学术思想的变迁综合考察 ,可推知其成书年代应在战国前期。传世文献中 ,《尚书·尧典》之后 ,诸家说“禅让” ,以墨、孟、荀相对较集中 ,其余多以零碎记录散见于一些篇章。而儒家在孟子以前关于“禅让”说的系统观点 ,全然不详 ,《唐虞之道》的出土 ,填补了这一空白 ,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从青铜器看殷商时代的神话传说——殷商时代文学研究之三

殷商时代青铜器出土的历史,早在宋代就有记载,如罗泌《路史·国名记》,吕大临《考古图》。从1928年10月到1937年夏,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当时出土的青铜礼器就有170多件。建国三十多年来,又在殷墟进行了多次发掘,据不完全统计,出土青铜礼器近600件,其中绝大多数是近几年发掘出土的。这些青铜器是研究殷商时代政治、经济、科技和美术的珍贵文物,也提供了研究殷商时代神话传说的重要线索。     

论魏灭中山与战国初期的格局

公元前408年,魏国在取得对秦国河西之地的决定性胜利之后,迅即调集重兵灭掉了“武公初立”不久的中山国,并先后派击、挚入主中山,统治三十余年。魏国为什么要劳师伐灭隔赵国而望的中山?中山之地究竟在魏文侯的图霸战略中起着什么作用?这曾是史学界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笔者试撰文析之,愿同方家探讨。     

评荣新江《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

<正>敦煌和西域是荣新江先生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近年他不断推出文书资料的整理辑录著作,202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就是最新的一部。此前荣新江先生还主编出版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与李肖、孟宪实合编,中华书局,2008年)、《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与王振芬、孟宪实合编,中华书局,2020年)、《龟兹石窟题记》(与赵莉合编,中西书局,2020年)、《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与史睿合编,中华书局,2021年)。     

“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2017年11月6~7日,在旅顺博物馆建馆百年之际,"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旅顺博物馆隆重召开。该会议由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日本龙谷大学联合主办,有中、日、韩三国学者共五十余人参加。研讨会上,围绕"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这一主题,学者们纷纷介绍了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一、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研究新进展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是上世纪西域出土文献最后一宗重要文物,此前有过阶段性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