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之争发微

唐宋文章向来被视为一体,故有所谓"唐宋八大家"之说。但唐宋时代文化迥然不同,唐宋文章也因而有别。唐文乃中古之文,宋文有近世之风;唐文是复古的,宋文是维新的,唐宋文之争的实质是唐宋文化的转型与差异。唐宋文章之别在韩欧之争、韩苏之争、韩朱之争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对比研究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由于年代久远,文质之争常被一些学者比附为西方的意译、直译之争.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比研究显示: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不同,内涵不同,争论过程也不同,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属于语言风格的争论;而意译、直译之争渊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内涵是按意翻译还是按词翻译的问题,讨论如何传达原文的问题,属于翻译方法的争论.这些不同说明文质问题不等于意译、直译问题,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比附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     

中韩民间“泡菜之争”原因分析

2021年7月22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训令，规定在韩国要将“??”翻译成“辛奇”，取代既有的中文译名“泡菜”一词，此举在中韩民间掀起了新一轮的有关文化归属问题的“泡菜之争”。韩国民间部分反对泡菜起源于中国的声音是没有根据的：从宏观层面来说，中韩民间“泡菜之争”是韩国在其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与我国发生的一个小的文化冲突事件；从微观层面来说，它是“泡菜”与“??”语义建构不协调导致的一个语义冲突案例。其实，既有的“韩国泡菜”“辣白菜”等词汇更适合“??”的语义，既能避免语义不协调问题，又能缓解“辛奇”所带来的文化冲突紧张感。     

李太后与“国本之争”

论及明朝万历政局演变,"国本之争"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明神宗之母李太后在国本之争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和影响,史界就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初步解析,有不妥之处,务请方家指正。     

唐德宗朝的朋党之争

唐德宗朝七次主要的朋党之争，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间的权力斗争，其间的联合与分裂、利用与打击，无不表明这一点。斗争双方既不是什么士庶之争，也无本质上的是非之别。     

宪政与法治

宪政与法治仇加勉法治和人治是古今政治学和法学争论的问题。这种争论不仅是治国方法之争，而且在这种争论的背后蕴含着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把握法治的现代意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法治与宪政的根据法治与宪政之所...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同光体与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诗史上一大公案。近代“同光体”诗人“二陈一沈”,对贯穿清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进行总结、整合和创新,分别提出“三元说”、“三关说”、“格韵说”,目的不在于比较唐宋诗之优劣,而在探讨诗歌的终极关怀,其终点是将诗艺、诗道关系,融入到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旨在探讨诗学的未来出路和价值取向。     

非常状态下的决断——民初府院之争的新解读

民初府院之争,表面上看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角斗,实则是因<临时约法>在政体层面规划的重大缺陷所致.在宪政民主实践的操作过程中,畸形的二元体制结构造成总统、总理权责不清;总统既不能解散国会,亦无紧急命令决断权,国家元首黎元洪在危机时刻没有任何的合法资源可资利用.借鉴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非常状态下的决断理论审视整个事件,可以看出灵活的决断策略、决断时机的把握,无不考验着执政者的魄力、经验和智识,而这些要素正是当时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所匮缺的.     

论民国初年的玉树之争

川甘玉树之争,是民初青藏事务中的一件大事,它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其结果直接影响到其后青海地区政治格局的形成和西部边疆的稳定。川甘之争,虽有地方势力争夺地盘的因素,但其实质在于以何种方式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地区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事件过程及各方立场的分析,比较川甘所采态度及方式的异同得失,探究玉树部族在这一事件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从一个侧面探究中国近代国家建立过程中处理边疆民族事务问题的复杂性。     

礼仪之争对中国经籍西传的影响

礼仪之争对 1 7、 1 8世纪中国典籍西传的影响 ,首先反映在对研究和译介文献的选择上 ,其次反映在礼仪之争的阶段性变化对译介和出版作品的数量有影响。礼仪之争之所以会影响知识传播活动 ,一是因为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是耶稣会士的宗教立场和传教政策所引起 ,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也是由其思想倾向所决定 ,因此礼仪之争与知识传播间具有内在联系 ;二是当礼仪之争演化为权力冲突后 ,权力当局通过给出版环境施压而影响知识传播的内容和规模     

宋学不尽义理论

汉宋之争是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学界一般认为，宋学主义理，汉学主训诂，但这个预设的理论框架是主观的。汉学、宋学虽有消长，但并非全然对立。汉宋之争始于清，但清人治学并不分汉宋。考据学者多主张本根在义理，戴震也惑于汉宋之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者，解经虽重经义阐释和发挥，并未摒弃训诂和考据。汉宋之争的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主从之别，二者并无天然的鸿沟，更不存在这样两个对立的学派。清代汉宋之争的原因与科举制度关联度很高。     

从文化交流背后的冲突来看"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有很大影响,也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对这场争论进行溯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扩张、宗教改革、政教关系等等因素的作用,但贯穿始终的是中西方这两种本位主义文化背后潜在的观念冲突.冲突既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之间,也各自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之间和中国士大夫之间,而且自传教之初就已经存在,在其他的因素的作用下一步一步彰显出来,直至最终激烈的争论的爆发.     

试析清末部院司法权限之争

晚清最后十年是中国传统法制走向近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司法审判制度转型的重要阶段。迫于内外压力而举起“预备立宪”旗帜的清朝统治者,在知识、人员、体制都准备不足的情形下,面对引进“司法独立”原则和制度所出现的矛盾,依然采取蛮横专断、为己所用的方法处之,使司法近代化过程中新旧冲突不断,道路愈显艰难。清末部院司法权限之争就是这一进程的典型缩影。     

从古今中西之争到新的文化生命体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论断。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冲击,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如何处理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找回并坚定文化意义上的自我,重构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就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就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条件。     

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一个文献述评

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古今之争",是关于古典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与现代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论。目前国内外有关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的"古今之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仍存在着三方面的缺陷,即:忽视了施特劳斯重提"古今之争"的学术环境、忽视了施特劳斯理论的现实关怀、忽视了对其思想渊源的深度考察。     

雅俗之变的重要个案——花雅之争透析

花雅之争是戏曲史上长期关注的一个话题,论文以禁戏为切入点,对花雅之争重新探讨。和前人统而论之有所不同,主要从清廷、地方文人士大夫、地方行政人员、普通民众几个不同的接受群体分开来谈。将花雅之争放在清朝文字狱的大背景下,着力指出各接受群体在花雅之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尤其是清廷和地方政府在禁戏方面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并且尝试对民众的文化欣赏水平做出定位。以期在分析花雅之争这个雅俗之变个案的同时,对文学发展中的主客观因素、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有进一步的认识。     

从文化伦理角度看隋初太子废立之争

隋初太子废立之争,在传统研究视角中是一个历史课题,本篇则尝试由文化伦理角度对此问题再作一剖析。太子杨勇因德行不检而遭黜,晋王杨广却矫言饰行,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获取了皇位继承权。德行问题是封建社会皇位之争中惯用的藉口,在隋朝则因其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而颇具特殊性。     

静观冥想与心神涣散——阿多诺-本雅明大众文化之争背后的美学分野

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大众文化问题的论争中,本雅明的逻辑起点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大众,他所谓的心神涣散是一种具有宣泄功能、并能催生大众批判意识的接受行为,其结果是促成了身体的苏醒,并试图使其成为革命的武器;而阿多诺的着眼点却是统治意识形态通过大众文化对大众的整合,故大众之生紧密关联着个体之死,心神涣散则是使大众屈服于商品拜物教的心理助因。阿-本之争错位的深层原因在于,前者追求与维护的是以静观冥想为核心的现代主义美学原则,后者挖掘与营造的是以心神涣散为表征的先锋派美学理念。在这样一种美学分野中来考察阿-本之争,许多问题或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杨亶骅《古本大学辑解》与晚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晚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一条主线。以往学界多聚焦于晚清朱子学阵营对此问题的回应和关切，而对势单力薄的王学阵营的立场少有关注。这就难以整全地呈现晚清“朱王之争”的理论图景，故以晚清王学护法杨亶骅为切入点来弥合这一缺陷就显得尤为可行和必要。杨亶骅沿袭“依经立言”的学术传统，围绕“朱王之争”的焦点《大学》文本，积极介入和回应这一时代思潮，以“拒斥朱子改本”、“分三纲领者失之”和“八条目只是一事”为学术诉求，显豁出逆主流思潮“尊朱斥王”的“伸王抑朱”的学术特质，着了晚清重振阳明心学的先鞭。这不仅为阳明心学在清末民国的再度登场起到倡导和赓续之功，也以王学融摄朱子学的独特形式为朱、王会通提供新的方案，成为全面构筑晚清“朱王之争”理论图景和学术谱系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