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西藏地区清代方志的著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公开出版的一部涉及面最广,所收录地方志数量也最多的大型方志目录.这部方志目录的出版,对各地古旧方志整理及新方志编纂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部方志目录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与问题.根据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材料,在西藏地区清代方志中,这部方志目录从较早的《藏纪概》、《西藏志》到清末的《巴塘盐并乡土志》、《西藏新志》等9部方志的著录及注均存在可商榷之处,有的需要加注.同时,这部方志目录的著录也有遗漏,《西藏志考》、《三藏志略》、《西藏赋》应著录,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及《乍丫图说》、《门空图说》等也应著录.     

论乾嘉时期对《史记》的评论性研究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史记》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评论的角度也渐趋多样化。乾嘉学者从编纂体例、思想内容、叙事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评论,反映了乾嘉时期的史学批评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无疑符合“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史学批评原则。     

清陈廷敬国志编纂思想初探

陈廷敬是清康熙朝重臣,他领衔主持纂修的康熙《一统志》,在中国国家方志编纂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主持编纂过程中,他提出了国家总志纂修总体框架编纂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贯彻在当时《一统志》的编纂过程中,而且也成为整个清代各级方志编纂的主导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国家方志的编纂,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作用。     

论彭兆荪的骈文理论及其时代意义

彭兆荪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骈文作家和理论家,他所编选的《南北朝文钞》是清代中期以后较有影响的骈文选本。本文结合乾嘉时期骈文复兴的时代思潮,从《南北朝文钞》和其他相关材料入手,对彭兆荪骈文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彭兆荪在选本编纂、理论阐发和创作实绩等方面为乾嘉骈文复兴做出的重要贡献。     

西康地方志纂修源流述略

西康方志的编纂源头，可追溯到东晋时期常璩的《华阳国志》，历经唐宋元明，至清代趋向兴盛，民国时期出现转型并持续发展。西康地方志的编纂，既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稀的康藏文献资料，也为当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志编纂提供了一定启示。     

章学诚方志属史论研究

近人梁启超渭:“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然此论已见于东汉郑玄注《周礼》。至于将地方志擘划为史学中的专门学科且有系统论述者则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章氏对方志之性质,源流、内容、体例、作用、编纂原则、方法等均有建树,这来源于他的修志实践和对前人及当时人修志观点的研究和探讨并有创新和发展,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方志学的奠基者。方志属性问题,是个原则问题,是历来争论的焦点。本文着重章氏关于方志属史论的探讨。注意章氏其理论依据及其对志书编写的作用。并着重指出方志属史论对于今天编修新志的理论意义。     

“秦近君”不是乾嘉学派学者

<正>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史学版(第193期)上刊登了刘汉屏同志的文章《略谈章学诚对考据学派的评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乾嘉时期考据学派盛行,造成一种脱离实际的学风。如当时有个学者秦近君解释‘尧典’二字,就引经据典讲了三万言(见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8《答惠定宇书》)。这种为读书而读书,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同清初顾炎武等学者学以致用的精神比起来是一种倒退。”我核查了《小仓山房文集》,袁枚在《答惠定宇书》中并没有说秦近君是清代乾嘉时期学者。袁文中只有这样的话:“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作为汉学之弊的例子举的。汉学非清代乾嘉时期所独有,怎能据此就说秦近君是乾嘉时期学者呢?     

初唐编纂的诗歌总集考论

初唐编纂的诗歌总集,可补考者尚有《歌录集》、《金轮万岁集》、《瑶山玉彩》、《送并州曼上人诗》等.据诸集,知初唐人的选诗观与诗学观上承魏晋六朝,下启盛唐.他们完善了本朝人选本朝诗的选诗观,新创了官班为序编纂体例,此等对唐人选唐诗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这个时期形成的标榜之风与个性化的选诗观等,也对盛唐乃至我国古代诗歌总集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清远县志》所收词作及改词现象考论

康熙元年刻、康熙十一年增刻本《(康熙)清远县志》所收词作九首,作者均题为明代清远县官员。其中,前五首与《文溪集》中的基本相同,据《清远县志》与《文溪集》的文献版本年代的比较、词作的内外文献互证及两者之间的文本差异,确定县志中的前五首词源于南宋李昴英的《文溪集》,后四首为明词。方志在编纂过程中为了满足方志编纂的体例、内容的要求,编纂者故意抄袭某些文本,对原作的小题、正文进行删改,以符合县志的选词标准。而后来的方志编纂者也未加考订,导致错误接连出现在四种《清远县志》之中。     

编纂新方志 艰辛结硕果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山西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编纂方志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山西的修志事业延绵相续,佳志迭出,对我国的地方志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早在先秦时期,山西就有与《鲁春秋》、《楚寿杌》齐名的古志《晋乘》。宋代以后,山西所修志书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均居显著地位。新中国的修志工作,山西也是全国开展得较早、较好的省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西又率先倡导修志,并于1980年开始了新方志的编纂工作。20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主持下,全省万余名修志工作者共同努力,辛勤劳动,使新编地方志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编志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质量之高,在山西历史上是空前的。     

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折变动的时期 ,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晚清时期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超越前轨的现象 ,修志观念、志书的内容类目发生变化 ,科学性有所增强 ;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深化了某些方面的研究 ,并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晚清时期方志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认识与肯定     

向道深致朱彬绳书札中的朱葆三史料考释

通过对近年公开的向道深致朱彬绳书札中的朱葆三史料进行逐一解读,把朱葆三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立足书札包含的史料信息,辅以方志、家谱、年谱、报刊等文献,分析信札的书写年代以及这期间他的社会交际、与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     

从明人文集看明代年谱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年谱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人文集与明代年谱的密切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年谱编撰的成就。文集附刻本年谱在明代的大量出现，既显示了明人年谱重要的版刻特点，也表明宋元以后人物年谱功能的变化。而明人文集中存录的丰富的年谱资料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年谱信息，更具体说明了中国年谱学在明代形成的情况。     

洪亮吉在陕西的学术活动及影响

为了研究洪亮吉在陕西的学术活动与其舆地研究、方志理论的建树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协助毕沅编纂校勘图籍、参与修纂陕西方志、广交学界名儒等活动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洪亮吉在毕沅及其幕中学人的影响下积极从事各种学术活动,不但确立了他的舆地研究方向,还在方志修纂实践中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和总结,其方志思想初步形成;不足4年的游幕陕西经历,无疑是洪亮吉学术人生的重要阶段。     

侯仁之对北京地方志的贡献

侯仁之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是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对北京乃至我国的新编地方志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研究北京历史地理过程中对北京旧志等史料了解全面深刻,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新式方志的编纂工作时,他结合旧志的长处和不足提出了新志应当有新的内容,即新修方志中要增加对地理变化的记载。这对北京新修方志的编纂工作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同时,侯仁之还亲自主持编写了一些方志。他关于北京历史尤其是历史地理方面的观点也为《北京志》各分志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从余绍宋看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

民国时代的志书,无论在义旨、体例、内容还是编纂手法上,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文章拟就饮誉民国的方志学家余绍宋的方志观作一探讨,窥探民国志家与时俱进的方志编纂思想及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权威的章氏之说的继承和超越。     

赵尚宽知唐州与王安石变法

赵尚宽是北宋著名循吏,一生政绩斐然。但目前学界对其人研究不够,尤其对其在唐州进行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革新意义认识不够。据考,赵尚宽初任唐州知州为嘉祐二年(1057)七月,任满之年为嘉祐五年(1060)七月,再任岁满之年为嘉祐七年(1062)七月)。所修之赵渠在今唐河县西,非地方志谓之赵河。赵尚宽在唐州的治理措施是王安石变法的先声。深入考察其在唐州的治理措施,有助于研究、弘扬地方历史文化,纠正地方史志之失,深入认识熙宁年间王安石大变法的发生背景。     

略论扬州的私志

扬州私撰志书在扬州地方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它们亦是扬州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在清代乾嘉之际至民国年间私家撰志曾出现兴盛的局面,良志颇多。扬州私志既表现出与官修志书共有的一般特点,又显现出其独特之处,它们在资料撷取、体例形式、内容记载、记述笔法、文字表述等方面具有的诸多优长,提高了其学术研究和实际使用价值,并为今日的修志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与借鉴。     

宗教空间与世俗政治的交汇:圆明园正觉寺考述

文章将清代档案材料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志《成府村志》进行参校推证,考察了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内的藏传佛教寺院——正觉寺的陈设、布局和装饰,阐释其宗教内涵,驻庙喇嘛及其佛事活动,并揭示出这座寺庙在处理清廷与蒙藏关系和巩固统一的多族群国家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范仲淹、苏轼、黄庭坚轶诗辑考--以方志文献为中心

万历《严州府志》、顺治《州志》载范仲淹《送邵炳赴召》《眉寿堂劝农》两首;乾隆《济源县志》载苏轼《题傅钦之草堂》其二、《重阳登灵山》两首,《河南通志》载苏轼《登啸台》一首,道光《吉水县志》载苏轼《龙济寺访友云禅师》、黄庭坚《寄南冈寺惟信大师》两首,《大明一统志》载黄庭坚《龙眠山》一首,嘉靖《长沙府志》载黄庭坚《古云山寺》一首,光绪《湖南通志》载黄庭坚《题灵岩》一首。十首诗皆不见于三人本集及《全宋诗》,可予辑补,并与作者生平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