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本研究利用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教育获得、家庭责任（婚姻和子女）和家庭经济状况三项个人或家庭因素对女性就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在1995年至2002年间,教育的正面效应变小,即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下降,但婚姻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上升。对照1995年, 2002年时家庭收入高的已婚妇女更有可能不工作,表明这是城镇女性就业决策走向理性化的一个过程。另外,作者并不认同“沮丧的工人”观点,认为失去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因生活所迫更可能进入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而不是对再就业失去信心而永久退出劳动。     

社会人口状况与青年走上劳动岗位

青年走上劳动岗位,他们自己决定职业、职业训练和开始在国民经济部门中工作,这是一个最复杂的社会过程.这一方面取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和速度、技术进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等;另一方面,人口状况,尤其是劳动力资源增长的动态,对这一过程有很大的影响.青年走上劳动岗位的条件(开始工作的年龄、职业训练、劳动量、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工种的分配等)对人口过程(出生率、人口再生产和年龄构成等)有着极重要的影响.一代人的劳动生活的开始还与社会、职业、部门和地区的流动性紧密相关.现阶段苏联正处在人口发展的特殊时期,它的基本特点是:人口再生产的指数下降;人口老化;     

劳动没有潜在形态

在1962年,蒋学模同志提出了“劳动的潜在形态”(见《学术月刊》1962年第四期)这一新概念。这是蒋学模从马克思给劳动力和劳动下的定义中“反过来”“看出”的。他还以一个图式来表达“劳动形态”与“劳动过程”、“潜在形态”与“劳动力”的对应关系,力图证明。(1)劳动有一种潜在形态;(2)它就是“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本身”;(3)劳动力包括在劳动过程之内,所以是劳动的一种形态。所谓“潜在”,是指事物的存在表现得隐蔽或不明显。“在”是事物的存在,“潜”则     

北京市劳动力供给量变动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劳动力的供给主要受到总人口规模变动、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以及劳动参与率三个因素的决定。本文在系统分析了北京市劳动力供给以及三个主要决定因素历史变动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解方法,定量计算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述三个因素在北京市劳动力供给量变动上影响的重要程度。结果发现,在整个90年代,北京市总人口规模增长对劳动力供给变动的影响很大,但从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影响逐渐增大,成了近年来北京市劳动力供给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变化的影响始终存在,但相对影响程度不太明显。今后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不仅取决于这三个因素各自的变动趋势与大小,更取决于它们作用的相互耦合程度。     

反思与重构——对中国劳动性别分工研究的回顾

本文从国家性质对于劳动性别分工的意义、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家庭劳动分工与社会劳动分工的互动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性别分工变化的多种形态三个方面入手，对中国近20年来的妇女劳动或劳动性别分工研究进行了反思性的考察。在强调用劳动的性别分工代替原有的单纯对妇女劳动的研究，以及发展本土化的劳动性别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下找出一种适合自身的方法论。     

美国的劳动领域:新趋势

劳动领域是美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领域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中的直接利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反映着美国就业及其就业基本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９０年代，美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新趋势之一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化。一个市场包括具有高等教育的专家...     

农村工业化对农户性别分工和福利分配的影响

通过对河北省玉田县的实证分析,本研究着重探讨了在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配置、家庭决策权及家庭福利分配方面的性别变化,认为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产品的类型和企业的规模对妇女参与企业管理和程度有较大影响,而妇女是否参与工业劳动、是否参与管理与妇女参与家庭决策及福利的获得为正相关关系。     

关于劳动力所有制问题

詹彪同志的《评生产条件所有制论及其它》一文①,对理论界关于劳动力生产条件分配(人们一般称为劳动力所有制)的讨论颇不以为然,他主张以自由的联合劳动的讨论代替劳动力所有制的讨论。他说,讨论劳动力所有制“只能使人不去争取做自由的主人,不去实现‘自由的联合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作用,而去争劳动力个人所有权。……这种理论是不利于提高劳动人民觉悟的。”我们认为,如果说讨论劳动力所有制会导致个人主义,那末讨论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是不是会把人们引向福利     

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商品化研究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对劳动者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使劳动者获得了人身自由,二是使其转变为“被雇佣者”.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前提的,大量的劳动者在改革进程中逐步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同时也成了出卖劳动力的“被雇佣者”.中国的劳动力商品化是在农村与城镇两个领域分别进行的:农村居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城市大开发完成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城镇居民则主要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中通过“买断工龄”、“下岗”完成了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与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不同,中国的劳动力商品化过程具有鲜明的特点:农村劳动者与土地(生产条件)分离过程的“非暴力”性、劳动者与生产条件分离的“补偿”性、劳动力商品化的不彻底性、劳动力商品交易局限于非农产业.以上特点为研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形成的劳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浅论在业劳动竞争与失业效应

一、在业劳动竞争的必要性人类社会的实践反复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对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说,生产力的主观物质要素(人的要素)与客观物质要素(物的要素),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对象。亦是自然资源要纳入社会生产过程,必须具备一定量的劳动;同样,劳动力资源要得到开发和利用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即生产资料。而且“生产资料的数量与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如果没有充分的生产资料……劳动就不能得到利用……     

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群体

本文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着重对劳动能力的构成及其补偿、劳动能力的变化及其表现形式、劳动力产权等问题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了论述。文章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劳动内涵的拓展及其劳动创造价值形式的新变化有一个新的认识。     

家庭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研究

通过分析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的数据,对家庭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解读,结果显示,家庭中的随迁人口和家庭矛盾会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工作中的稳定性和发展前景而非收入水平对提升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社会保障中的失业保险会提升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社会资本和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代际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需要政府有针对性地为农民工及其家庭提供福利保障.     

工资差变动及劳动供给行为反应模型

作者根据劳动经济学原理,采取实证和计量研究的方法,从工资差的角度考察了劳动力市场发育过程中劳动工资行为的变化,指出劳动市场尚在发育的中国,工资差作用体现为劳动力流动和有效劳动工资的调整这两种互可替代的行为。因此,成熟的劳动力市场要求建立具有激励效应的工资制度和较高的工资差,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家庭经营的成本核算与经营决策：以白洋淀塑料加工户为例

在关于家庭经营的研究当中,有两个最经典的理论模型,一个是恰亚诺夫的“家庭农场模型”,一个是贝克尔的“家庭生产函数”。本文通过对河北白洋淀淀村塑料加工行业加工户进行成本核算和经营决策行为逻辑的研究发现,对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家庭经营户来讲,虽然他们生产的是一般性“市场商品”,但是由于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和家庭经营独特的组织方式,使得这些加工户的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不但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受到了与家庭生命周期相关的家庭结构的影响。家庭结构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力、住房、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组合结构,而且影响了家庭生产与消费的不同组合模式,这一点不但影响了一个家庭在生产经营中的成本核算逻辑,而且影响了他们进行产业选择的经营决策。     

对青年人进行家庭生活的心理教育问题

家庭的心理气候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对生产活动、履行社会义务、发挥各种年龄的人的创造力都有直接影响。家庭对儿童个性的形成有特殊意义。儿童都是从小通过家庭进入生活,了解世界,理解社会道德、社会准则和文化传统的。最近,心理学家愈来愈重视研究儿童的家庭教育特点。研究的课题有:家庭教育的特点;家庭教育与社会机构(保育院、寄宿学校、幼儿园、学校)在教育方面的区别;家庭结构(完整的和不完整的家庭、多子女的和独生子女的家庭等)对儿童教育的影响;父母和子女在家庭中的相互关系的心理特点;所谓不和睦的家庭,它们的心理特征以及对儿童个性形成的影响。由于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儿童的影响很大,所以特别重视研究父母的个性及其倾向性、父母生活和工作中的主要动机等。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劳动力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2年清华大学“城镇化与劳动力移民”项目的调查数据,通过事件史方法考察劳动力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会对初婚年龄产生推迟效应,迁移事件发生的时机和过程都会左右这一影响的具体结果。研究显示,越早实现迁移,越有助于移民进入婚姻,频繁的流动则削弱了结婚的可能性,而父亲的迁移经历同样会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影响。通过对不同世代群体的比较,本文进一步发现,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程度随世代推移呈现“倒U型”趋势,这一结果与不同世代下的迁移特点及其身处情境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移民的生命历程基于迁移发生了转轨,他们放缓了自我再生产的周期,这对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大意义。     

二元分割体制下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流动及其收入效应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两期数据（CFPS 2010、2012）和动态研究视角,本文系统分析和讨论了当今体制二元分割下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作流动的发生机制及其经济后果,提出体制分割成为影响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和经济后果不平等的重要集体性中介因素。体制对工作流动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体制的稳定性效应,即为其成员提供内部庇护,从而降低体制内工作流动率;体制的收入效应,即与体制外流动相比,体制内工作流动会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体制的壁垒效应,即体制阻止和排斥体制外的劳动力发生跨体制流动,从而影响工作流动的方向。经过使用倾向值匹配、IPTW等统计技术控制样本选择性后,分析结果显示,体制分割的这三方面效应均呈显著影响,且结果稳健。本文将体制分割与工作流动过程相结合,探讨体制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动态作用,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当前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层与流动现状。     

交友之道：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

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形成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理解教育不平等和代际流动都有重要意义,但既有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本文从社会分层视角出发,检验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同伴接纳度的影响,并尝试探究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人层面的积极特性(如较高的学业成绩、自我效能感、有体育爱好)分别对青少年的同伴接纳度产生独立的正向影响。其中,非认知能力和文体爱好并非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青少年同伴接纳度的中介机制,只有认知能力起到微弱的中介作用,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部分效应通过认知能力作用于同伴接纳度。     

农村家庭寄养模式中孤残儿童的社会适应行为效果探析——以济南市Z村家庭寄养基地为例

本文主要依据本人在济南唐王镇Z村家庭寄养基地的长期志愿服务,以及于2009年月7月对济南Z村家庭寄养基地调查的资料,从社会工作专业的角度探讨了农村家庭寄养模式中孤残儿童社会适应行为效果以及给儿童身心发展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淳朴、自然、温馨的寄养环境、富有爱心的家庭氛围对孤残儿童生活中的生活自理能力、劳动技能、心理健康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农村的环境也促使其社会适应能力、交往能力等普遍加强,并在寄养过程中使他们找回了曾经缺失的亲情和社会归属感。     

北京市劳动力资源变动历史、现状及趋势研究

劳动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同样对北京市而言,劳动力资源是北京市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北京市目前劳动力资源总量丰富,且可持续一段时间。但2015年前后劳动适龄人口(15岁～59岁)会迅速下降。未来北京市必然出现劳动力短缺局面,还要适当调控外来人口予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