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内战时期新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十年内战时期的新文学有一个巨大显著的特征。这就是,悲剧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许多作品都以“悲剧”去反映和抨击现实。这特征存在于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它也贯串在表现不同社会生活题材的作品中,从时间、空间、生活方式等反映对象来看,几乎包括了古今中外,都市乡镇、士农工商等广阔复杂的领域。这特征是一个非常触目的简明事实。本文目的,不是证实它的存在,而是企图对它产生的原因,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某些教训,作一管窥蠡测。     

试析十年内战时期灾荒的社会政治原因

灾荒的发生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祸的原因。本文认为，十年内战时期，政治的腐败、长期的战争土匪的横行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这一时间灾荒频繁发生的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原因。     

十年内战时期的民主党派及其同中共的关系

十年内战时期,是我国政党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国产生的党派和政党数量多,发展快,活动频繁,斗争激烈,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在这诸多的党派中,中间势力从中兴起,民主党派由此发端。这些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经历了一段从不合作进而部分合作到联合抗日的发展过程。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时期民主党派兴起的历史背景,共同特点及其同中共关系的分析,说明我国民主党派的发端及其同中共合作的渊源。     

“左翼十年”与“红色三十年代”——论中美左翼文学的异质性

20世纪30年代由苏联掀起的国际左翼文学思潮席卷了英、法、德、日、美、中等国。围绕着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核心问题,各国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相互之间也有所借鉴。然而基于不同的社会状况、文化情境,这种交流和对话势必带有某种想象与误读的成分。中美左翼文学之间的差异就十分明显,从兴起缘由到艺术观念都包含着大量的异质性因素,呈现出世界左翼文学难能可贵的多样性。     

左翼文学研究的新拓展——评刘骥鹏关于“左翼启蒙派”问题的系列论文

在左翼文学研究领域,刘骥鹏连续发表系列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左翼启蒙派”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这一概念打破了文学史之时间分野与地域分野对相关问题的遮蔽,不仅能更加深入地认识相关文学史实,而且也有助于深刻认识这一时期文化政治史的运行状态,还原历史本来具有的复杂性。     

反对派的真实力量--论“学衡派”对新文化的建构

新文化运动时期,激情式的新文学阵营遭到了保守主义阵营“学衡派”势均力敌的抗衡。借助了时间差、话语策略以及创作实践文本等因素,胡适将反对派的力量变为相成力量,最终掌握了新时代的文化主导权和话语权。学衡派虽因失策而失势沉寂,却成为新文学建构途中的平衡补充力量。     

从“同路人”到“第三种人”——论1930年代左翼文化对现代派群体的影响

1920年代末至30年代,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穆时英、刘呐鸥等现代派群体深受左翼文化的影响,一度倾向革命,热衷普罗文学,成为左翼的"同路人".然而,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现代派群体从"同路人"转向了"第三种人",他们提倡文艺自由的文学主张遭到了左翼阵营的批判,从而陷入了左翼文化影响的焦虑.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历史道路的探索与记录——“左翼十年”小说中的知识青年形象

一“五四”与“五卅”都是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但以青年与工人的关系而言,二者有重大变化。前者由学生发起,工人继而支援;后者由工人带头,学生随后参加。这一变化表明,工人阶级已成为左右时局变动的社会力量,五四时期业已结束。历史性变化在小说创作上导致这样一个新现象:小说中第一次出现走入工人斗争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自此开启一种创作风气,直至抗战全面爆发也就是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左翼十年”期间,许多小说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青年如何追随革命发展而投身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与此相适应,青年在思想上也出现了某些新因素。由个性解放起步的梅行素准备“把身     

彻头彻尾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右派谬论——剖析“四人帮”臆造的一个“规律”

“四人帮”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胡说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公开树起了一面反革命的政治黑旗,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的进攻。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这个理论上荒谬透顶,政治上反动至极的所谓“规律”,“根本否定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根本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党我军我国的统治地位,根本否     

论“西陵十子”对云间派的承变

西陵十子是明清之际活跃在杭州西湖畔的一个文学群体,他们结社雅集,积极开展文学活动,推动了清代杭州文坛的兴盛。西陵十子与密迩杭州、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往来密切,彼此以同盟视之,共同将明末清初复古运动推向高潮。在诗学方面,西陵十子与云间派多有一致,主张宗唐复古,提倡温厚和婉,同时提倡文采华艳,并将六朝与晚唐纳入宗法对象,拓宽了诗学视野。西陵十子在继承云间派的同时亦有修正,如散文方面主张不拘家门,博取秦汉散文与唐宋散文之长;词学方面不满云间派专取晚唐北宋婉媚之境,对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风多有肯定。     

“粉色浪潮”——拉丁美洲左翼政党的兴衰

上个世纪末,在国际局势变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外生经济冲击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许多拉美国家的左翼政党掌握了政权,迎来了被称作"粉色浪潮"的左翼运动高潮。然而,近两年来,由于经济不景气和左翼政党任期内的政策失误与腐败等问题,拉美主要国家的左翼执政党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可能导致"粉色浪潮"的消退。由于中国在拉美有大量的投资和贷款,"粉色浪潮"的消退可能导致中国的经济利益严重受损,亟需调整经济与外交政策予以应对。     

反抗虚无、身份认同与历史言说的葛藤——陈映真“文学左翼”意味及省思

作为"台湾的鲁迅"和台湾左翼作家的代表,对应于台湾不同的历史阶段,陈映真的文学写作分别被赋予了针对不同反抗对象的"左翼"身份意味。陈映真从文学左翼、政治左翼而辗转进入文化左翼的"泛政治"写作之旅,为析解左翼文学思潮及实践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乃至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省思维度。     

评析国共十年内战时期民办大报中的中共形象——以《益世报》、《申报》、《大公报》为例

国共十年内战期间,民办大报中的共产党形象模糊,《益世报》、《申报》表现出较强的暧昧意味,他们一方面追随国民党鼓吹剿共,另一方面又一定程度上对中共予以客观报道。《大公报》对于中共形象则表现出力挺姿态。之所以如此,主要因民办报纸商业的性质、生存的需要、标榜民主自由的代言人身份以及其自身定位不准确等因素。民办报刊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既有利于中共扩大影响面,又在某些方面不利于中共形象的塑造,增加了国统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中共形象是中共软实力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国民间大报中共形象的研究可以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路径。     

“十个办法”开创计生工作新局面——访贵港市委副书记陈定远

人口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贵港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计生工作，结合实际，解放思想，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新机制，走出了～条依靠基层依法推进人口计生经常性工作的新路子。2007年、2008年，贵港市党政线、计生线连续两年被评为自治区先进。近日，本刊记者就如何推动人口计生工作全面发展。实现“两无”（即乡镇、街道无政策外多孩出生和村、社区居民委员会无政策外生育）目标采访了贵港市委副书记陈定远。     

被“妖魔化”的沈从文——左翼评论家之评论

在左翼评论家眼中,沈从文及其作品是不断被"妖魔化"的过程。文章试图论述左翼评论家对沈从文及其作品是怎么一步一步升级的,为何会被"妖魔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妖魔化"正在赋予了不同的意味。     

“亦江西之派而小异”——陈与义及南宋初年诗歌嬗变管窥

南宋末年,严羽首次提出“简斋体——亦江西之派而小异”之说,认定陈与义为江西诗派成员但又有所变异。宋末元初方回则说“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从此确立了陈与义的江西诗派三宗之一的地位。此论到了近代颇遭非议,如钱钟书先生就反对将陈与义列入江西诗派,中科院的文学史则把陈与义从江西诗派中划出来单独论述,并指出其对苏黄学杜门径不以为然的态度。其实这是没有准确分析严、方二人     

“四人帮”是资产阶级极右派——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关于反右斗争的论述

二十年前,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是继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展开的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指导反右斗争写下了许多光辉著作,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本质,指明了反右斗争的性质、意义和党的方针、策略。毛主席这些光辉著作,是反右斗争的胜利纪录和科学总结,是马列主义的重要文献,是我们     

“七子派中的第四次论争——李攀龙与吴国伦之争”考辨——与陈书录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1989年第9期刊登的陈书录同志的《“宏襟宇而发其情”——明代前后七子自赎性反思散点的聚焦》(以下简称“陈文”),是篇卓有见地的文章,但美中不足的是所言李攀龙等人“黜(谢)榛而进武昌吴国伦”之后,“不久又引起了七子派中的第四次论争——李攀龙与吴国伦之争”,有悖于史实。“陈文”谓:“早年的王世贞与宗臣也参预其中,并成为李攀龙攻击吴国伦的左右手……在李吴之争中,李攀龙、宗臣等人指责‘明卿(吴国伦)亡赖’。”这就是说:①发生在李攀龙等人“黜(谢)榛而进武昌吴国伦”之后的这场论争,曾持续了较长的时间;②这场论争的初期,王世贞、宗臣曾站在李攀龙一边,攻击吴国伦;③李攀龙、     

“宽容”与“不容”:鲁迅、周作人对林纾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历史面相考辨

在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林纾的历史价值中,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和言论是绕不过去的关口。与周作人对待林纾出尔反尔、绝不宽容的批判态度相比,鲁迅对待林纾的态度则显得幽默宽容而又不失深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也有被历史重塑的一面,梳理中国新文学史中鲁迅如何成为五四时期新旧论战中的主将,以及鲁迅随感录《现在的屠杀者》如何成为针对林纾的一篇批判文章,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的历史性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