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象雄的"鸟图腾"与西藏的"鸟葬"

西藏古代岩画目前可以肯定为古象雄人的文化遗存,其地理、年代、经济形态、明确的尚武性格,尤其是突出的象雄苯教文化的内涵,都说明西藏岩画的创作族群应当是生活在藏北(阿里、那曲)的古象雄部族。苯教文献记载,古象雄人是神鸟"穹"的后裔,古象雄的神鸟穹崇拜反映到西藏岩画里,便是西藏岩画中期(距今2000年前后)以后凸显出来的"鸟图腾"文化特征,岩画中后期大量出现的塔祭坛图形还显示出"鸟图腾"与古象雄的葬俗之间的密切联系。鸟葬形成的时期并不很早,其流行时期在11世纪以后,这也反映出北部象雄苯教文化对西藏民俗文化深入而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

本文用详实的考证说明了祆教作为近邻大食的一个强势文化对古象雄苯教形成的影响,论证了象雄的地理位置及其著名的象雄十八王国,用珍贵的手抄本资料阐释了作为古象雄穹部落后裔东迁的曲折历史和传说,作为比较研究结果提出沃摩隆仁是藏族先民对中亚历史地理的整体记忆,是象雄中部的地理地貌和佛家西方极乐世界的启示相结合的产物,是古代中亚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在藏族苯教文化中的深层积淀的崭新的学术观点.     

西藏岩画中的“鸟图形”

西藏岩画中数量丰富的“鸟图形”,显示出“鸟(鹰)”在西藏早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后期相当部分的“鸟图形”岩画,看上去颇有些超自然的意味,但早期岩画中的鸟图形可能仍是高原自然生态环境的一种表现,只是随着苯教文化的发展,逐渐赋予了鸟图形以特殊的意义。据苯教文献记载,古代象雄部落是神鸟“(?)”(穹)的后裔,西藏岩画中这些带有神秘意义的“鸟图形”,显然与古代象雄部族的神鸟“穹”的崇拜习俗有直接关系。西藏岩画中丰富多彩的“鸟巫”形象也向我们证实:古代象雄苯教巫师在做法事时,力图将自己打扮成鸟形,不仅用以显示巫师不同寻常的魔力,更重要的是与神鸟“穹”保持精神上的一致,“鸟巫”正是古代象雄部族“鸟图腾”文化的一种延伸。西藏岩画以其极为生动丰富的图像,成为古代象雄文化发展过程的形象注解,在古代象雄文化缺乏考古实物的今天,它们无疑将是我们解读神秘的古代象雄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终结与在东南部的延续

通过对象雄与嘉绒的族源关系、嘉绒口语中的象雄语活态词汇,以及象雄文化在藏青藏高原东南部边沿遗存等诸多事实的考察发现,象雄十八王国作为象雄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其历史在青藏高原西北部被终结的同时,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得到了延续,最显著标志史称嘉绒十八王国。象雄王国的空间地理范围,尽管各个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不尽一致,然而有一条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无论象雄王朝的历史有多么悠久多么漫长,无论象雄王朝涉及的疆域有多广变化有多大,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象雄王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始终在青藏高原,其历史舞剧的影响力时而远及青藏高原西北部边缘的广泛地区,时而远及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的岷江上游地区。今天的藏东嘉绒地区、岷江上游,乃至于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仍然有不少远古象雄文化的印记。一句话,象雄文化最能反映藏文化的整体性特点。     

数字崇拜与文化象征:对"嘉绒十八土司"历史文化内涵的探讨

"嘉绒十八土司"被视为是一个关于嘉绒藏族历史地理范围的表述,但在具体理解上却存在不少分歧,且各有不合情理之处.从"十八"之说广泛存在于苯教文化体系,以及象雄苯教与嘉绒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来看,"嘉绒十八土司"很可能源于苯教关于"十八"的数字崇拜及相关的象征文化,"十八土司"非实指,无关嘉绒藏族的地理范围.     

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之古象雄（古支那）、西女国中的“嘉”（夏）部落与中原夏王朝的亲属渊源关系

位于西藏的古象雄、苏毗女国是公元前10世纪以前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逐渐从今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徙到西藏的.古象雄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古昆仑;苏毗女国是西王母国.它们是我国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遗族和母国.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外象雄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北嘉绒,均是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嘉(夏)部落",是我国古代夏王朝的同族.吐蕃亦是夏的部族.     

论藏印文化视野下的冈底斯山崇拜及其特点——冈底斯山崇拜马年纪念

冈底斯是藏语象雄语的合成词,意思是雪山水神。自古以来,冈底斯山及其周边地区是藏族宗教、古印度宗教的神圣之地,在无数宗教信徒心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从自然地理属性看,冈底斯山及其周边有狮泉河、马泉河、孔雀河、象泉河以及玛傍雍措等享誉世界的山川湖泊;从宗教文化属性看,自古以来藏印人民从西藏苯教、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等诸多视角对冈底斯山及其周边地区给予无限的遐想与演绎,用今天的话来讲,冈底斯山是屹立在世纪屋脊的熠熠生辉的人类自然文化双遗产之明珠。     

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之古象雄（古支那）、西女国中的“嘉（夏）”部落与中原夏王朝的亲属渊源关系

位于西藏的古象雄、苏毗女国是公元前10世纪以前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逐渐从今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徙到西藏的.古象雄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古昆仑;苏毗女国是西王母国.它们是我国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遗族和母国.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 )、外象雄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北嘉绒( ),均是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嘉( )(夏)部落",是我国古代夏王朝的同族.吐蕃亦是夏的部族.     

象雄王国都城琼隆银城今地考——兼论象雄文明兴衰的根本原因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对学术界争讼未决的象雄王国都城琼隆银城的今地做一考证,希望能有助于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以及贴近最后定论的达成。同时,对于遥远的象雄文明的形成及兴衰原因,学术界依然缺乏基本共识,这种状况既源于所利用资料的差异,如敦煌古藏文资料、晚期藏文苯教资料、汉文资料,乃至传说故事等,也与缺乏广阔视角和理性实证的分析有一定的关联,本文也试图从最关键的贸易之路与文化交流这一环节入手予以探析。     

从神话经典及其所涉文化因素看东巴教与古苯波教的关系

西藏现存的苯教由于长期以来深受佛教的影响和排挤,其教义融进了大量佛教内容,原生形态的文化特质与思维结构大都丧失殆尽,而东巴教中的苯波文化因素保留了原初风貌。从民族发展历程看,纳西族东巴教与藏族的原始苯波教息息相关。藏族与纳西族先民具有相同的族源关系──古羌游牧民族。从东巴教和古苯波教的世界观、崇拜对象、宗教观念、宗教活动形式等看,它们的宗教形态十分相似,当是同源异流的原始宗教形式。本文拟就以下几个问题论述这两种宗教形态的密切关系。一、纳西族与古苯波教徒“辛”的关系苯教传说认为,苯教最初起源于一…     

拉日江妥神山历史地名考略

拉日江妥神山的历史地名与古代西藏早期巨石文化、苯教塞康（神殿）祭祀传统、古代门人及其分支、吐蕃早期赞普世系、工布小邦王系的历史都有密切联系,是多元民族与文化交融荟萃的产物。拉日江妥历史地名的圣地移植特点,以及拉日江妥由西藏林芝地区的地方性神山向苯教第二大神山工布苯日神山的转型,对于象雄与吐蕃关系、后弘期的佛苯关系、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的治藏方略、藏传佛教中国化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西藏西北部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考察报告

在苯教研究过程中难免遇到很多在象雄及其文化特征上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从文献记载可以大致勾画出象雄及其文化的分布情况,但是如果能够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来证实文献历史就更具科学性.反过来,考古研究也需要有文献记载来说明其文化内涵.鉴于此,笔者从2002年9月13日至11月3日对西藏西北部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进行了为期52天的田野考察.这次考察总共行程6500公里,所辖面积达46万多平方公里,海拔4400～5200米之间.考察新发现60余处古迹点,包括14处古城堡和庙宇遗址、7处洞穴岩画、20处古墓葬群遗址(共计1000余座墓葬)、10座白石碑遗址(近达200根石碑).文章对所有被发现的遗迹点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并通过当地民俗传说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和说明了各个古迹点的历史背景.     

民间苯教文献和纳西东巴经典比较研究

研究纳西学的国内外众多学者,普遍认为纳西族的东巴教与藏族的苯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苯教对东巴教的影响涉及宗教宇宙观、神灵体系、祭祀仪轨、宗教法器等多方面。从文章所讨论的个案来分析,苯教的章格神、威尔玛神分别为东巴教多格神、优玛神的原型。在苯教文献和纳西东巴经典中蝙蝠都是巧言善辩者,扮演沟通神与人之间的使者和证人的角色,而猴子被认为是污秽之物,但是,在宗教仪式中猴子又充当人类的替身。苯教文献中的“叶安战争”与东巴经典中的“黑白战争”神话故事都以战神的起源为主题,我们看到文本中关于世界起源的宇宙观也都秉承“五行说”与“卵生说”;在文本叙事结构、故事主题、神灵的名称及职能等方面苯教与东巴教有着几乎相同或一一对应的特点。最近十余年来,对甘肃、四川、青海地区发现的大量民间苯教手抄文献的搜集整理并相继出版,为苯教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古籍文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为我们把握理解各民族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重要论述提供了新资料、新视角。     

《世界地理概说》译注

嘉央曲吉丹增成列(1789一1838)的《大世界广说情器明镜》、松巴·叶西班觉(1704—1788)的《世界概说神奇妙言》和扎敦·格桑丹贝坚赞(1897—1957)的《世界地理概说》,是近代出现的三部有关青藏高原及其外围地理学的重要著作,其中前两部为佛教学者所著,后者由苯教学者著。扎敦·格桑丹贝坚赞是著名苯教大师夏尔杂·扎西坚赞的高足,师徒二人均是近代苯教新派的大师和重要学者。《世界地理概说》继承了苯教传统中的地理学说,吸收了佛教的许多地理概念及其解释,既有吐蕃、大食、波斯、象雄、松巴、突厥、勃律、李域等传统历史地名的地理和方位的详细阐释,也有巴拉、哈拉罕等极少出现在历史地理著作中的地名,实为一部重要的地理学著作。     

论藏族、纳西族宗教中的二元论及与摩尼教的关系

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有两个民族的"原生宗教"包含着较独特的二元论,这就是藏族的苯教与纳西族的东巴教。据一些学者研究,纳西东巴教与苯教彼此有着一种传承的关系,而且东巴教还受到藏传佛教的一定影响,所以,在这两个宗教中苯教的二元论应该更具代表性。苯教中的二元论主要反映于大约在13世纪形成文字的一些经书中,其中以《黑头矮人的起源》、《斯巴卓浦》、《金钥》等为代表,这些著作在描述宇宙起源时采用二元论的说法,将宇宙的原始动力解释为白色与黑色两种光,这两种光是对立的,它们共同发生作用,产生宇宙的一切。而且,黑色还是愚昧、迷茫、迟钝、疯狂等一切丑恶的孳生力量。白光与黑光在宇宙创造过程中有时还以白卵与黑卵的形式出现,它们分别产生神与恶魔的传承系统。纳西族东巴教中的有关宇宙起源的神话也有类似的思想。从比较宗教学的方面看,二元论宗教主要是波斯的拜火教与摩尼教,藏族与纳西族宗教中的二元论观念,我们认为主要是受波斯宗教的影响而产生的,其中摩尼教二元论的因素更大些。     

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考辨

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深入推进,其中涉及苯教内容的写卷为我们重新理解吐蕃时期的苯教形态及其理论化程度提供了新的线索。文章认为,敦煌有关文献所呈现的辛饶弥沃只是一名普通的“辛波”(巫觋),而斯巴苯教的内容无外乎是上祭神灵、下镇鬼怪、祛病禳灾、占卜解难以及超荐亡灵。《旧唐书》《北史》《隋书》《通志》等汉文史书中关于吐蕃宗教形态的记载,基本上与敦煌藏文文书之记载相吻合,即“重鬼右巫”“多信巫觋”是这一时期吐蕃民间信仰的主要特征。公元8世纪时发生的“佛苯之争”可谓是破解吐蕃时期苯教理论化程度谜底的一把钥匙。在“佛苯之争”中,并未再现“吐蕃僧诤”那般基于经典哲理的论辩,双方的博弈以施展法术的方式开展,可见当时的苯教尚无教义体系,而仅停留在仪式仪轨层面。“佛苯之争”后,苯教徒迫于现实压力,藉由“译苯”构建雍仲苯教理论体系,开始形成有别于斯巴苯教的另一支传承脉络。及至11世纪,辛钦鲁噶将“译苯”进程推向顶峰,促成苯教大藏经的主干架构。可见,苯教的发展经历了从“巫”到“宗教”的漫长过渡历程。     

七赤天王时期王权与苯教神权的关系——兼论西藏王政的产生及早期特点

据藏文史籍记载，从聂赤赞普到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止，共传３１代赞普。①对这期间苯教与王政的关系，《土观宗派源流》有一条很重要的记载：“考诸王统记，仅说：‘从聂赤赞普到赤妥吉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苯教治理王政。’”③对此，王森先生在《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认为：“在松赞干布以前，苯教的领袖人物已经参加到统治者的行列。”③这一认定大体勾勒出了苯教与王政结合之本质。然仔细检阅藏文史料，我们可发现松赞干布以前苯教与王政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当是七赤天王时代。这不但因为该时期的大部分史实均包裹着浓厚苯教色彩，而…     

关于(口厌)哒族源问题的新探索

本文从历史学、考古学、比较语言学、种族人类学、民俗学等多方面进行研究 ,肯定哒的族源为阿尔泰山周围的呼得和东部天山以北的车师后部。     

重塑禹域：《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特征与双重价值

在中国疆域沿革史领域,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可谓一部兼具学术与现实双重价值的典范之作。该书以“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为宗旨,充分运用科学的考证方法,通过从西方引进的章节体考察“历代疆域之变迁”,兼及“地方制度之变迁”与“人户之增减”,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禹域”。该书出版后,不仅有效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而且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参考书,更激发了广大学者研究中国疆域沿革的热情。     

藏文文献中“■”(苯)与“■”(辛)二词考辨

苯教研究是现代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苯)一词成为苯教学者论证苯教渊源及其早期历史的基本证据之一。但是古藏文中"苯"与苯教典籍中"苯"的含义却相去甚远,与现代藏语中的"苯"也不是一回事。与之相类似,"■"(辛)也是藏文典籍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词汇,且与"苯"关系密切。作为西藏早期历史研究之一,笔者梳理和对比敦煌藏文文献与苯教典籍中的"■"和"■"的不同含义,通过其词汇意义的历史变迁,结合苯教典籍、教义教理和僧伽组织及寺院的形成时间,结果证明:吐蕃时期的"苯"还只是西藏本土的巫术仪式之一,并非苯教;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宗教,苯教应是在吐蕃王朝结束之后才正式形成。苯教虽然以西藏本地的原始信仰为基础,且名称也源于古代,但是苯教的"苯"不等于古藏文文献中的"苯"。